1969年1月30日，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因癌症在北京逝世，经医治无效。
他回国仅3年便逝世，作为特殊人物，其离世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次日，党中央下令迅速成立治丧委员会。周总理审阅李宗仁治丧报告时皱眉，因发现葬礼主持人为政协副主席傅作义。
解放战争时期，李宗仁曾为傅作义上司，两人关系良好。以傅作义的地位与过往身份，本应为合适人选，但周总理却不满并亲自剔除其名，原因何在？
【李宗仁的功与过】
周总理未否定傅作义，亦非认为李宗仁不配，实则因李宗仁一生经历极为特殊。
他既非如卫立煌般始终视我党为友，亦不似汪精卫一味投敌叛国，其人有值得称赞之处，亦有备受诟病之行。
1926年，蒋介石为夺取国民党内部领导权，精心策划了中山舰事件。
蒋介石违背孙中山遗志，大肆迫害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时，广西的李宗仁已率先启动北伐，揭开了战争序幕。
李宗仁虽非意在完成国父统一遗志，却实为北伐先驱，无意间成就了北伐首功，堪称意外之善举。
广西“定桂军”与“讨贼军”合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此举顺利达成了两广统一。
他率领两万余广西军人参与北伐，历经湖南、湖北、江西等地，转战多地，战功卓著。
国民党统治全国大部分地区后，李宗仁却逐渐显现出决策失误。
1927年，李宗仁觉工农运动威胁其广西统治，遂与蒋介石联手，对我党成员实施血腥镇压，积极参与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反动派军警大肆逮捕共产党人，上海血流遍地，广西亦遭大范围屠杀。李大钊、肖楚女等众多杰出共产党人因此英勇就义。
李宗仁当时受军阀思想影响，意图独霸广西，对我党持反对且利用态度，这在后来他“围剿”红军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1933年，蒋介石令其派兵参与“剿匪”。他指示手下，派出两团兵力，须换回四团装备，且确保无士兵伤亡、枪械无损。
李宗仁对红军采取拖延战术，避免冲突，但他非我党友人，此举仅为保存自身实力考虑。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长征，蒋介石拨100万军费，令李宗仁、白崇禧率桂军主力协同中央军，意图在湘江以东歼灭红军。
李宗仁识破蒋介石驱虎吞狼之谋，意在借红军逼桂军交战，以便中央军名正言顺入桂。故中央军紧追红军不放，而桂军则在前故意避战。
桂军当时负责兴安至灌阳一线的攻势，然而，任凭蒋介石如何催促，桂军皆按兵不动，坚持不发起进攻。
桂军未积极应战，且连撤封锁线军队三日，然红军因通讯不畅错失战机，致此战损失重大，人数由八万骤降至三万。
李宗仁为阻红军入桂，发布悬赏令：凡杀死或活捉一名红军者，赏大洋8块。
红34师为掩护中央纵队，遭桂军7团猛攻，几近覆灭。最终，仅200余人随师长陈树湘成功突围，进入广西地界。
李宗仁的悬赏与妖魔化，致使那两百余人屡遭攻击，结果回归队伍的仅剩不足百人。
抗战前，李宗仁非我党友，且有深仇。但我党建国后仍予其高待遇，原因在于后续两事。
【“民族英雄”李宗仁】
1936年，李宗仁与陈济棠以抗日为由发动两广事变。我党秉持民族大义，不顾旧怨，迅速通电表示支持李宗仁的抗日立场。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与杨虎城兵谏蒋介石。我党主张和平解决，李宗仁亦表支持。因此，我党与李宗仁的关系由敌对转为合作。
全面抗战开始后，桂系李宗仁积极动员，派遣大批广西士兵前线抗日，并亲自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直接指挥对日军的战斗。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华北、华东大片区域，若再夺徐州，将贯通津浦、陇海线，为进攻武汉赢得有利时机。
为挽救民族危亡，周恩来摒弃红军时期矛盾，亲会李宗仁，指出抗战中败多胜少，国家处危难关头，唯有打赢此战，方能稳住民心。
周恩来不仅敦促李宗仁积极准备战事，还协助他制定了明确的作战策略。
当时李宗仁虽为战区长官，但处境艰难，实为光杆司令。其部队多为杂牌，包括川军、滇军和西北军，人数不足四军。
日军拥有两个王牌师团，兵力远超我方。在此悬殊对比下，李宗仁本可效仿孙元良撤退，但他选择了坚守，并未逃避。
周恩来与白崇禧多次劝说后，李宗仁终下定决心，决定在台儿庄与日军师团展开决战。
3月23日，台儿庄战役爆发，李宗仁部署作战，命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协同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共同围困并歼灭日军濑谷支队。
汤恩伯因畏敌且为蒋介石嫡系，李宗仁难以指挥，故多次催促其迅速行动。
第二十军团原计划与川军122师在藤县共抗日军，但汤恩伯见日军攻势猛烈选择避战，致122师孤立无援，于藤县奋战至全员牺牲。
日军攻破藤县后，大军进逼台儿庄。城内31师孤守5日无援，致李宗仁首阶段计划失败。他怒斥汤恩伯，但汤拒援。李宗仁既威胁以军法，又向蒋介石上报。
汤恩伯虽消极避战，孙连仲第二集团军仍独力重创日军，赢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此战为我军抗战以来少有的大胜，极大振奋人心，坚定了国人抗战决心。因此，仅凭此役，李宗仁便堪称“民族英雄”。
李宗仁此时身份地位均至新高，其思想与眼界大变，我党态度亦随之转好。然而，日本投降后，他又陷入迷茫。
【逃亡海外】
解放战争初期，李宗仁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挑起内战。
战争持续，国民党军战场形势愈发不利。面对此严峻局面，蒋介石着手规划自身退路。
他深知，持续战斗可能引发国民党军队的全面溃败，进而令自己陷入更严峻的困境。
因此，蒋介石秘密指令亲信积极推动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旨在为自己赢得更多周旋空间。
李宗仁与蒋介石争斗多年，深谙蒋介石手段。他出任代总统，实则仅为蒋介石之掩护，心中对此了然于胸。
他仍幻想和谈划江而治，此念险些毁其前程。若真如此，李宗仁将由“民族英雄”沦为“民族败类”。
1949年11月，桂军被我人民解放军歼灭后，李宗仁在国内的势力随之崩溃。他随即自南宁飞往香港，并最终流亡至美国。
李宗仁半生积累的财富足以在美国安享余生，但身为战将的他，在美国无亲无友，平淡生活令他倍感煎熬。
年岁渐长，李宗仁愈发思乡，但念及所负血债，终又放弃归乡之念。
与孤独无助的李宗仁相反，新中国的人们此刻面带微笑，对生活满怀希望。
李宗仁通过华人华侨传递的消息，目睹了祖国的变化。这份对家乡的深切向往，使身处大洋彼岸、本感畏惧的他，鼓起了面对一切的勇气。
我党提出“爱国不分先后”，号召海外华人回国建设。李宗仁深受启发，密信前秘书程思远，望其探询我党意向。
程思远乃昔日桂军杰出人才，深受李宗仁倚重为智囊。他长期寓居香港，屡受邀至大陆访问，与我党建立了良好关系。
程思远速将李宗仁信撰成报告，送交中共中央。毛主席阅后，亲笔致信周总理，建议欢迎李宗仁归国。
周总理对此表示赞同，指示程思远告知李宗仁，欢迎其回国定居，并承诺我党不会追究过往。
周总理为打消李宗仁顾虑，特制定“四可”与“四不可”政策，明确其行事界限。
“四可”指能回国、自由出入、返美、自由处置财产；“四不可”为不介入中美关系、不插手台湾问题、不介入国共关系、不组建第三势力。
1963年，程思远向李宗仁转交周总理亲笔信，并严肃转达其意。李宗仁阅后动容，仅盼能归国“落叶归根”。
李宗仁思乡且具民族大义，但时而糊涂。接周总理指示后，他撰写一文，险些断送归家之路。
【万里归途】
1964年2月，李宗仁在美国报刊发表文章，阐述了他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观点。
报纸发行致国际误解，对我国产生消极影响。鉴于此，中央决定推迟其回国计划，并重新评估相关安排。
文章发布后，李宗仁迅速意识到自身出错。
为弥补过错，他迅速在美国多家主流媒体发文道歉，挽回损失。为表回国决心，他变卖家产，整理好文物古董，准备献给国家。
毛主席审阅中央调查处报告后，认为时机成熟，遂告知周总理，表示可欢迎李宗仁先生回国。
接到指示后，周总理迅速进行了全面部署，确保李宗仁能安全返回国内。
李宗仁原计划公开回国，幸得周总理及时劝阻。彼时，台湾与美国均密切关注李宗仁先生的行踪，形势严峻。
蒋介石曾吩咐手下特务，李宗仁若回国即押送至台湾。不得不承认，李宗仁有时确显行事欠妥。
李宗仁未意识到回归的重大意义，但对流亡海外及困于台湾的国民党人而言，他的成功回归犹如一面引领的旗帜。
这表明新中国愿意宽恕有过失的国民党人士，如李宗仁，尽管他参与过四一二事变，对共产党和红军有过伤害，理论上可视为重要战犯。
从历史过错角度看，李宗仁与蒋介石地位相当，若李宗仁能安全归国，蒋介石的部分托词将自然失效。
蒋介石不允许李宗仁回国，因他担心李宗仁归来后，国民党士兵将不再受秋后算账的威胁而被迫卖命。
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为陪夫人赴瑞士疗养获出国护照，随即赶往苏黎世，与程思远会面。
因吴尚鹰与李志圣未如期抵达苏黎世，经反复考量，李宗仁三人决定先行乘飞机离开机场。
此时，蒋介石保密局已暗中探明其航线，于日内瓦、雅典等地密布杀手，伺机伏击李宗仁。
李宗仁飞机飞越预定地点未停，三人直至卡拉奇国际机场才下机，随即被巴基斯坦武装警察包围，并迅速护送上警车，直奔中国大使馆。
当晚，李宗仁三人骗过杀手后，悄然登上归国航班，致使蒋介石的暗杀计划全面落空。
回国后，李宗仁依周总理安排，化名王敬之入住解放军总医院。三年后，他被诊断出直肠癌晚期，且癌细胞已扩散。
李宗仁于1969年1月30日病逝，尽管医院已竭尽全力进行抢救，但仍未能挽回其生命。
李宗仁逝世后，医院告知中央政府。为表尊重，组织决定举行庄重遗体告别仪式，并计划邀其生前好友傅作义担任追悼会主持人。
阅毕治丧名单，周总理认为其中部分安排欠妥。
他忧虑，傅作义与李宗仁虽为多年挚友，但身为国民党高层，两人均拥有特殊身份。
若傅作义主持李宗仁追悼会，恐遭居心叵测者利用，引发事端。
周总理经深思熟虑，决定以政协委员身份亲自出面，接替傅作义担任追悼会主持人。
此举彰显了我党对李宗仁先生的敬重，同时向世界体现了我党博大的胸怀。
结语：总结而言，本文核心观点已阐述清晰，旨在传达的信息明确无误。通过系统分析，期望能为相关领域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与启示。
周总理的修改取得了显著成效，追悼会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
我党已证明，为祖国统一可摒弃恩仇，团结所有可团结力量。海峡两岸统一乃历史所趋，势不可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