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熙是四川“五老七贤”之 一，他的书法在民国时代就被誉为“荣县赵字”。现在回顾整个20世纪书法，他岂止于此？称其书法为“四川赵字”亦未尝不可-他带来的荣誉不止于荣县，也泽被四川。

赵熙的书法有深厚的传统功力。余中英说：“其书法，初出于颜（真卿）、赵（孟頫），中年以后端庄劲重，上追唐贤，不规规于一家者，盖由学问性情使然。至老年熔合六朝，秀逸朴厚，别具风格，一时风从。”曾进说：“先生书法，最初学颜、柳，嗣于苏、黄、米、赵诸帖无不习。1913年返荣县后转摹北碑，兼学欧、褚，前期作字，常有变化，不类一手，五十以后，焙成一格，时人称曰“赵派＇。”陈声聪称其“书法最工，初为帖学，近小欧阳，后泛涉汉魏诸碑，于北魏之张猛龙，尤有入处，故所作峻整栗密，而又气骨森张，近百年间，罕有与并。”

从诸家介绍的情况再联系赵熙的墨迹可知，其书法经过长期临摹，且取法多方，绝不是那种朝学执笔暮言创造的泛泛之辈可比，也不同于那种向壁虚构侥幸得名的幸运艺匠。他在楷书方面长期临摹唐代和北魏经典，训练有素，然后在行书方面发而出之，取得了极高成就。由于功力精湛，又学养过人，遂能在一种总体风格之下随机变化，灵活洒脱。他的行书，从结字上看，主要是欧阳询、李邕、苏轼三家的综合；从笔法方面看，则来源甚广，不仅法乳唐宋，而且杂糅汉魏。他的行书最后形成了峻峭邃密的风格，包蕴多方而毫不杂沓，渊淳雅致又坚实深沉，既有个性，又有高度，既有夺目气势，又值得恒久品读，达到了功、性俱佳的境地。

赵熙的书法成就首先与他过人的禀赋有关。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二记赵熙诗有捷才：“近人赋诗之速者，樊山（樊增祥）、实甫（易顺鼎）外，有伯严（陈三立）、尧生（赵熙）。二人诗格不相同，与樊、易尤不相同，其为速则同。尝见伯严遇有燕集，于一夕间以七言律编赠坐客。尧生尝与韬庵、昀谷、余数人联句，往往占句独多。昀谷改官将之蜀，君成《竹枝词》三十首送行，专写入蜀山水自鄂渚至成都者。余爱之，请君书一横幅畀余，君立增首尾四诗为赠······次日见君，送行诗又增为六十首矣。”诗才如此，足证其心智超常，这是写好书法的内在条件。

阅读赵熙，笔者注意到他另外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它们或许促进了赵熙书法的成功，并留给我们重要启迪：一是勤奋过人。

赵熙出身贫寒，勤敏好学，17岁取秀才，24岁中举，25岁获进士，在科举中过关夺隘，这种顺利不是可以轻松地用“侥幸”二字给予解释的。顺利的背后可能有禀赋聪慧，但也必然有勤奋与毅力的支持。书法学习免不了重复的临池训练，需要平心静气地面对，需要凭借不同寻常的毅力长期维持。能不能走过这一关，是能否成功的基本条件。

赵熙的学生曾进回忆说：

“先生精力绝人，五十岁以后，能挺立悬腕作字四小时，中间不进烟茶，六十以后，一日曾为人书扇七十二事，且有书画并作，或缀以小诗。”保持这种持续作书、不知倦怠的状态，需要体力与意志的支持，是长期训练养成的，非唾手可得。

二是长期隐退。

赵熙自1914年（48岁）后即返回荣县故里，长期隐退，以讲学育人和诗词书画创作为生活内容，其间除一些短期出游外，基本处在一种富裕而稳定的乡居中，直到1948年（82岁）逝世。四川没有遭受日寇地面部队的入侵，使他免除了战乱戕害。他家藏图书数千卷，可以坐拥书城，同时，他开坛讲学，拥有众多门生晤对论学。“幸有文章名海内，愧无功德在人间”的诗句，正是赵熙一生无法立德立功故退而立言的自我写照。这种生活状态也许不足以成就惊天动地的社会事功，但是对他的艺文创作大有帮助，保证了时间的投入与心意的专注。自1921年后，他通过当地和成都的字画商鬻书，在彰显书艺的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书法创作。

三是强调规矩。

赵熙的书法见解与前辈杨守敬有相似之处，如他强调学养的重要性，认为“书贵脱俗而有雅韵，故学书必先自读书始”；如他主张南北书各有所长，不同于康有为的一味尊魏卑唐；“凡天资颖者喜南书，挟胜气喜北书。南多工而北多拙。拙近古而工近今。各有长短，相济而不相非”。不过，赵熙的主张中另有一些独到的见解，比如他特别强调规矩的重要性：“凡事须从规矩始，规矩者中正之极也。”赵熙不仅是诗人、书法家，还是一位培养无数学子的教育家，他对书法规矩的强调可能与教学工作有关，也可能与他的个人喜好有关。强调规矩并践行自己的主张，成为他提升书艺的关钥-他的书法风雅中不逾规矩，动静得体，刚柔相济，功力与性情并美，使他成功地塑造出了自己的个性化书风形象。

赵熙，字尧生、号香宋，四川荣县人。蜀中五老七贤之一，世称“晚清第一词人”。在近代川渝传统文人中，乃一流大文人。他“工诗，善书，间亦作画。诗篇援笔立就，风调冠绝一时。偶撰戏词，传播妇孺之口”。光绪十八年(25岁）高中进士，殿试列二等，选翰林院庶吉士。次年，应保和殿大考，名列一等，授翰林院国史馆编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