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1981年拜会邓小平，保卫部门认为两事不妥，邓小平：不必计较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和平统一祖国的任务，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央考虑邀请一批港澳民主人士，共同探讨统一的相关话题。香港作家金庸也在拟邀名单之列，谁知金庸接到邀请之后，竟然提出想与邓小平见面。

金庸是一位享誉世界的著名小说家，同时也是海外华人中很有影响力的政论家。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香港《大公报》当过记者，后来自己创办了《明报》。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了如今，这家报纸已经成为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可见小说创作对于金庸，不过是副业，他的终身职业还是一名“报人”。

不过对于大陆的朋友来说，金庸的“第一身份”仍是武侠小说家。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时，曾经通过朋友购得一本金庸的武侠小说。

邓小平也曾经被书中精彩的江湖故事吸引，听说金庸希望与自己见面，邓小平表示：“愿意见见查先生”。但是邓小平毕竟是国家领导人，与拜访之人见面还是得慎重的。

于是保卫部门对金庸其人做了一番考察，发现有两点不妥：其一是金庸这次访问大陆，要带妻子一同过来；其二是金庸与台湾蒋经国方面，过从甚密。

在世界外交场合中，领导人出访别国或者接待他国政要时，都会让自己的夫人陪同，但是在1981年的中国，这样的事情还是很少见的。

更何况金庸这位夫人，按照当时和现在的观点来看，可能存在一个“不道德”的嫌疑。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金庸当时准备带来的这位夫人，是他的第三任妻子林乐怡。

金庸一生中，曾经有过三位夫人。第一位夫人杜治芬与她相识于1947年，二人因自由恋爱而结合，后来一起去到香港。

到了香港以后，杜治芬不能忍受清贫的生活，再加上金庸一直忙于工作，让她感觉受到了冷落，于是二人就和平分手了。

后来金庸与朱玫结婚，朱玫比金庸年轻11岁，她不光聪明美丽，还是金庸的同行。人说朱玫比较像金庸《射雕英雄传》里面的黄蓉，在生活和事业上，朱玫给过金庸太多太多的帮助。

但是朱玫的性格太过刚强，让金庸很不舒服。后来他们的儿子查传侠在美国轻生，更是给二人的婚姻雪上加霜。感情破裂的婚姻在痛失长子之后，完全没有办法维持下去。

于是金庸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邂逅了一位酒吧女招待。当时他婚姻里的“第三者”，即是他的第三任妻子，比他小29岁的林乐怡。

以上关于金庸的这些事情，本来只是他的家务事，换到如今，可能根本就不值一提。不过当时是1981年，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

1980年，中国修改过一次《婚姻法》，法条里写明了：“如果夫妻感情破裂，调解无效，准予离婚。”在那以前，中国夫妻即使天天吵架，在家里摔洗脸盆也没那么容易离婚。

金庸来大陆的时间，正是内地修改《婚姻法》的第二年。这个时候，内地已经悄然掀起了一阵“离婚潮”，家庭矛盾一时间成了社会话题。

从那以后的很多年里，像林乐怡这样的人都一直是被舆论集火的“第三者”。邓小平是国家领导人，他要见金庸，金庸却带着这样一位夫人前来，所以保卫部门才会认为不妥。

不过这个还不是什么大问题，另一个问题似乎更加严重，那就是——金庸曾经在1973年的春天去台湾，并与蒋经国见过面。当时如果不是蒋介石病重，他应该也可以见到蒋介石。

那么，金庸的政治立场会不会有问题呢？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怀疑一下，他有没有可能充当对岸的“间谍”呢？因为这个原因，保卫部门认为邓小平与他见面，恐有不妥。

不过邓小平在了解情况以后表示，这些都是小事：“不必计较。”因为他对金庸这些年来的一言一行，早就已经了然于胸了。而且邓小平也知道，金庸是支持自己的。

金庸之所以支持邓小平，据他后来给蒋一樵的说法是：“邓小平虽然是共产党人，但他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且一向具有中国人的实用态度”。

因为在金庸看来，什么主义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搞好经济，造福人民。只要能造福国民，他都支持。

1973年金庸访台时，蒋经国也是他的小说迷。但是二人见面，讨论的并不是武侠故事，而是现实的两岸问题。

事后，金庸去参观了金门前线，发表了一段讲话，表示能看到两岸统一，是他今生最大的愿望，大陆这边也是接收到了这个信号，所以才会在1981年邀请他共同探讨国家统一的问题。

1981年7月，金庸和夫人林乐怡以及两个孩子，一起到人民大会堂见到了邓小平。二人互相问好之后，谈到了国家统一的问题。

经过交谈之后金庸认为，统一的先决条件是大陆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点 意见，得到了邓小平的认同。

后来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设想，金庸当时正在北京，于是就在《人民日报》上撰文盛赞邓小平：“一言可为天下法，一语可为百世师。”

金庸回到香港以后，顶着极大的外界压力，切实地推动了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为香港的回归，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现实世界中的活人，大多是具有“多面”性的。名人或许在某一些方面表现得比常人“伟大”，然而这并不代表他必须是一位没有任何缺点的“完人”。

金庸的婚姻问题，说穿了还是他个人的“私生活”问题。这些问题与他的爱国立场，其实是毫不冲突的。至于金庸曾与蒋经国见面这件事，在邓小平看来更加不成问题了。

因为金庸和蒋经国见面这件事情，恰好从侧面证明了，金庸的确是一位在港外“极有影响力”的政论家。我们通过他，正好可以向外界传递一些大陆的信号，与对岸“搭上话”。

在这次会面之后，金庸回到香港以后的表现，也证明了邓小平看人的眼光丝毫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