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的《管庄制》，打破封建王朝土地兼并死结，让地主们哭惨了

公元1646年，云南爆发沙定洲土司叛乱。叛军攻占昆明，黔国公沐天波逃往云南楚雄。

逃往楚雄的沐天波向贵州的大西军孙可望求救。

公元1647年三月，大西军在孙可望等人的带领下进入云南，先后占领曲靖，开远等地。

一个月之后，沙定洲从昆明逃往大本营蒙自，沐天波随大西军重返昆明。

孙可望来到昆明以后，印入眼帘的却是:“民掘草木以食，饥谨病疫，死者八九。天灾流行，十死五六。病者枕藉相望，棺木殆尽，死者尽以席裹，埋之荒郊为厚葬。”

但是仅仅三年之后，在孙可望的治理下，却是“滇中人民乐业，云南百姓恬熙，不知有交兵”。

就连当时已经被清军占领的江南之地，都听说隔绝山海的滇南地区，已经成为天下乐土。

那么，孙可望是怎么做到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就将千疮百孔的云南，打造成一片人间乐土的呢？

孙可望带领大西军来到云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弃张献忠大西政权的年号，奉广西的南明永历帝朱由榔为正朔。而对于黔国公沐天波，以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依然对其保持足够的尊重，并继续承认其世镇云南的政治地位。最后，孙可望不仅对云南的当地百姓秋毫无犯，更是将云南的官绅全部官复原职。

大西军初来乍到，孙可望先是通过黔国公沐家在云南两百多年的影响力，让自己这个外来户在云南获得认可，而后又通过联合当地明朝官绅的手段，获得了官绅阶级的支持。从而在云南地区开始站稳脚跟。

在稳定了云南的大局之后，孙可望开始从政治上入手，为自己恢复云南的经济扫清障碍。

自明末以来，从朝廷到地方，贪官污吏横行。他们欺下瞒上，导致百姓怨声载道，皇帝政令无法通行。以张献忠和李自成二人，就是被这帮贪官污吏逼反的。

作为张献忠的义子，孙可望深知这其中的道理。

在云南站稳脚跟之后，孙可望在云南各地查处了一大批压榨百姓的贪官污吏，对于这批人，孙可望该罢官的罢官，该抄家的抄家，该砍头的砍头。

孙可望通过大刀阔斧处理这样一批人，让他在云南获得了巨大威望的同时，也让他颁布的政令，在云南各地得到有效推行。

在这之后，孙可望又汲取了李自成大顺军灭亡的教训，以及大西军在四川失败的教训。

孙可望发现，无论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还是张献忠的大西政权，都没有在占领地建立一个稳定的税收制度。

因为李自成和张献忠从来不向百姓收税，所以参加他们队伍的百姓越来越多。但是，在当时那个以农耕为主的时代，他们不向百姓收税，又要维持庞大的军队，他们的军饷又从哪来？

李自成和张献忠先是打劫占领区的明朝各地藩王；藩王被打劫干净之后，他们又向占领区贪官污吏下手；贪官污吏被抢干净之后，他们又向占领地的士绅富户打劫。

这种追赃助饷的方式，一开始确实解决了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军费开支。但带来的问题确是，他们将士绅阶级和官僚地主阶级都推向了他们的对立面，以致于他们十几年来始终无法建立稳定的根据地。而一旦他们在军事上遭遇失败，不能再维持强大的武力威慑，就会迎来士绅阶级和官僚地主阶级的强烈反扑。

李自成的迅速败亡，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所以，明晃晃的拿刀去抢是不行的。

为了维持在云南地区的统治，孙可望必须想办法在云南境内建立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税收制度。

然而，收税说起来容易，但是向谁收，用什么方式收，这里面都是有大学问的。

先来说说向谁收税的问题。

中国两千多年的农耕社会，秉持着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原则，历代政权建立之后，收税的对象无疑都是底层百姓。

但是，孙可望在入滇之后，看到的是“民掘草木以食，病者枕藉相望”的局面，当时的云南百姓过着吃草木为生，死了连棺材都没的日子。

这种情况下，孙可望怎么向云南当地百姓收税？

而这种百姓吃不上饭的情况，也不仅仅是沙定洲的叛乱造成的。毕竟沙定洲的叛乱只维持了一年多。但是云南自朱元璋派沐英镇守以来，可是稳定发展了二百多年。

所以，云南经过二百多年和平稳定的发展，百姓却吃不上饭，这二百多年间创造的财富，到底被谁窃取了？

答案是地主。

那么，云南当时最大的地主是谁呢？

是世镇云南的黔国公沐氏家族。

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孙可望就知道该向谁收税了。他知道，当时的云南并不是没有钱，而是钱都不在底层百姓手里。

明朝末年，云南适合耕种的土地面积大约有三百万亩。

这三百万亩田地，分别分为勋庄，屯庄、土司庄田、寺院庄田、民田五大部分。其中勋庄就是以沐氏家族为首的明朝勋贵们的田地，而仅仅沐氏家族在明朝通过兼并得来的土地，就达到了一百万亩，占整个云南可耕种土地的三分之一。

其次是土司庄田。当时的云南，遍布着大大小小五十七个土司，这些土司所占的耕地，又占了云南可耕种土地的三分之一。

再次是明朝时期遍布云南的寺院，他们又占了很大一部分田地。

最后剩下的不到三分之一的田地，一部分给了云南当地的士兵屯田，一部分才分到百姓手里。

而通过两百多年的土地兼并，可想而知，分到百姓手中的，大多都是一些贫瘠之地。

但即便是贫瘠之地，百姓也不一定种得上。最终，大部分百姓都沦为地主阶级手中的佃户，终身给地主打工。而土司治下的百姓，还处于农奴时代，比佃户过的更惨。

这些地主和土司在面对朝廷向他们征税时，他们抱起团来抵制税收，贿赂朝廷官员，瞒报、虚报耕地数量，不向朝廷缴纳，或者少向朝廷缴纳赋税，以致于中央朝廷向地方征收不到赋税。

在整个明朝末期，不光云南一个地方的官员勋贵这么干，而是整个明朝的官僚士绅都这么干。他们对下欺压百姓，对上阳奉阴违。最终导致明朝各地流民四起，明朝政府财政赤字，陷入一个死循环，导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陷京城，崇祯皇帝上吊自杀。

所以，此时的孙可望要是想向这些勋贵，土司、士绅收税，靠商量肯定是不行的。孙可望只有一个办法，那就还是从地主嘴里抢食吃。

但是，孙可望的打土豪，和李自成、张献忠那种明目张胆的打劫不一样。孙可望打算合理合法的打。

公元1647年十二月，孙可望在昆明颁布《营庄制》。孙可望在《营庄制》中规定，凡云南境内，无论是勋庄，屯庄，寺院庄田，还是土司庄田，全部收归官府所有。官府将这些农田，划分成大大小小的营庄。每个营庄设管庄一人，代替地主直接管理土地。

管庄负责招纳佃户前来耕种土地，待丰收之后，佃户可以拿走收成的一半，至于剩下的一半，原来地主可凭地契，拿走其中的十分之一，剩下的全部归官府所有。

孙可望颁布的《营庄制》可以这么理解：一亩地的收成，种田的农民拿走了其中的百分之五十，官府拿走了其中的百分之四十五，地主拿走了其中的百分之五。

这么算下来，百姓和官府拿走了百分之九十五，只剩下百分之五留给地主。这比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明抢还要厉害，地主们能答应吗？

结果是，地主们不仅答应了，而且很快就答应了。

以沐天波为首的黔国公府首先站出来带头支持。而沐天波旗下的土司们，看到沐天波都没什么意见，自然也不敢说什么。至于那些寺院庄田的主持们，更是不敢说一个不字。

而沐天波为何会放弃巨大的利益，转而支持孙可望呢？

首先，云南地区是大西军帮沐天波拿回来的。如果不是大西军，他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命。其次，此时的大西军已经臣服南明永历皇帝，孙可望是在帮南明朝廷解决问题，沐天波此时拆台，就是对南明不忠，这是镇守云南两百多年的沐氏家族不敢挑战的。最后，是孙可望兄弟四人，手握二十万大西军，这是孙可望最大的底气，也是沐天波和各大土司最为忌惮的力量。

说白了，孙可望颁布的《管庄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用体面的方式从地主手里抢粮。如果这些地主们不想体面，孙可望和二十万大西军可能就会采用以前那种不体面的方式抢粮。

明末的那些藩王被李自成和张献忠大肆杀害的日子，过去了也没多长时间。好歹孙可望还给他们留下了百分之五的利益。要是放在李自成和张献忠手里，他们连命都没有了，还哪里来的百分之五的利益。

最终，孙可望的《营庄制》，以云南土司、勋贵、地主、豪绅的集体妥协在云南境内颁布执行。

孙可望的《营庄制》，在云南从本质上分离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彻底颠覆了地主对佃农的盘剥，同时也大幅度提高了官府的税收，跳出了明末崇祯皇帝收不上税的死结。

而且这项制度的后劲还挺足。由于佃农在春种秋收的过程中，拿走了丰收的大头，从而调动了农户耕种的积极性。这些佃户由于不用再受地主的盘剥，所以他们开始发挥主人翁的精神，让自己多劳多得。

随着百姓耕种热情的高涨，久而久之，云南当地的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进行劳作的百姓和管理土地的官府，都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粮食。尽管地主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大部分的利益，但他们的收入也随着粮食总产量的上升在提高。

这样一来，百姓的手中有余粮食，官府的仓库堆满粮食，地主虽不说像以前那样风光，但小日子还是过得滋润，最主要是地主还和以前一样，不用干活就可以获得收益。三者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除此之外，孙可望还招抚逃荒的百姓回家耕作，发给他们种子和耕牛，并往云南腹地大量移民，做到了全民生产。

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孙可望还派人在云南大量修建水利设施，先后修建了昆阳境内的海口，澄江的西宕泉水利工程以及剑海治理工程。

公元1648年，云南粮食大熟，孙可望下令开仓赈济云南寒士，每人得谷一斗。

公元1649年，云南连续两年五谷丰登，孙可望下令在元宵节那天，大放烟花，四门唱戏，大酺三日，使人仿佛置身大明盛世之中。

正是由于孙可望出色的内政，让云南地区的民生得到有效恢复。有了如此雄厚的经济支持，公元1652年，大西军将领李定国从云南出兵北伐，先是在广西桂林逼死了清军定南王孔友德，而后又在湖南衡阳斩杀了清军的敬谨亲王尼堪，从清军手中收复湖广三千里土地。

后来，虽然孙可望与李定国在云南发生内讧，孙可望失败之后大节有亏，投降了清军。但是，孙可望在云南出色的内政能力是却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