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只据有益州一个州，益州是东汉最大的一个州。据后汉书郡国志东汉的总人口是四千九百万，益州人口超过七百万，统计时间是公元140年。而据晋书地理志汉桓帝公元157年统计人口是五千六百万。说明从公元140年—公元157年人口在增涨。推测公元157年益州的人口不会比公元140年少。晋书地理志记载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后统计益州人口只有九十万，公元263年刘禅投降时只有九十四万。《蜀记》：炎兴元年（263年），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说明蜀汉人口不足百万，损失了六百万人口。据魏人的《帝王世纪》公元263年灭蜀后魏国的人口是五百三十七万，也就是说魏国人口是四百四十万。三国加起来是七百六十七万，只相当汉桓帝时的13%，而蜀汉的九十四万人也是相当于原来七百万13%左右。公元280年晋朝统计人口是一千六百万，比原来七百万多了两倍多。但原蜀汉、东吴地盘的统计人口跟原来相差并不大，只是多了几万户人口。说明其増加人口跟蜀汉东吴并没有关系。

有不少人认为是因为蜀汉隐藏人口太多，这个我不太认同。隐藏人口是有，但统治者是不允许过多的隐藏。因为人口意味着税赋钱粮兵员，国家收税征兵徭役都是依赖人口。据晋书地理志公元280年晋朝统计人口，原蜀汉地盘是三十一万四千六百户。加上公元263年灭蜀后从蜀地迁了三万户到关中洛阳。原蜀汉地盘就有三十五万户，比原来二十八万户多了七万户。除了一些是十七年间増加的人口外，剩下的应该是隐藏人口，大约占了十分之一左右。就算是三十五万户也只是东汉顺帝时的一百五十二万户的五分之一。东汉未年虽然关中、南阳都有人口迁入益州。据英雄记曰：先是，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这是有的刘焉担任益州牧的时候。公元211年关西又有数万家迁入益州。虽然益州有増加人口，但不足以补其损失。公元215年曹操打下汉中后，就开始迁移汉中人口。三国志：张鲁降，既（张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拜袭（杜袭）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馀口。据三国志的记载汉中人口有户十万，曹操迁移人口后汉中户口减半。曹操离开汉中时派张郃率军攻打巴地，并把人口迁到汉中。三国志：郃（张郃）别督诸军，降巴东、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汉中。公元220年孟达降魏，以至汉中东部西城、房陵、上庸、锡等县归属魏国。别看是四个县，人口有三万多户，魏国在此成立三个郡。蜀汉所据汉中西部只剩下一万多户。益、荆、杨、交四州都有人口迁往。据汉书郡国志交州一百一十万、荆州六百三十万、杨州四百三十万。到了晋朝荆、杨不过各一百三四十万，而交州不过十万。关中也曾十万户迁入荆州，淮南也曾二十多万人迁入江东，可是也不见三州人口有増加多少。益州人口大幅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

官员横征暴敛：

益州并不是黄巾军的主要活动地区，但早在黄巾之乱前后东汉就频繁动乱，百姓贫困。官员横征暴敛，加重百姓负担，激起百姓动乱造反。三国志：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就是说刺史、太守都是用钱买来的官职，上任后剥削百姓，以致老百姓纷纷造反。据后汉书：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有钱不毕者，或至自杀。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就是说刺史、官俸两千石的官职、茂才、孝廉就职升官，都要交助军修宫殿的钱，大郡两二三千万钱。就职前都要去西园商定价钱，交钱然后才能去任职。钱不够的，有的自杀。有的为保持清白的都不愿意去任职，都被逼着去。西园是汉灵帝设置卖官的场所。当时新任命的巨鹿郡太守河内郡人司马直，因有清名，减少一些，责令交 三百万。司马直接到诏令，惆怅地讲：为人民父母，反而搜刮百姓，以满足当今所需，我心不忍啊！托病辞官，上面不准。走到孟津，上书尽力陈述当世的过失，古今祸败的教训，然后吞药自杀。所以他们到任后必然重赋剥削百姓。

益州人曾讽刺官吏贪污：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从邻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在汉代两千石的官员的年俸禄是米两千石、钱一万两千。两三千万钱，要一千年不吃不喝才够。即使像司马直这样的交三百万，也要一百年不吃不喝才够。曹操的父亲曹嵩就花了一亿买了个三公之一太尉来当。后汉书：而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驾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怨气并作，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数至，虫螟食稼，水旱为灾，此皆戚宦之宦所致然也。

东汉桓灵二帝宠信宦官是汉朝衰落的原因之一，刘备每次跟诸葛亮谈起二帝都非常痛恨。汉朝暴发黄巾之乱主要还是十常侍子弟在地方横征暴敛。中常侍前后不止十人，只是这十人比较有名。其实还有士人的原因，因为他们用钱买官，到任自然搜刮。中常侍侯览的弟弟任益州刺史，前后在益州搜刮钱财以亿计。后汉书：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有位有钱的豪强交好于中常侍张让的家奴，却因此能任凉州刺史。后汉书：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公元184年黄巾之乱中常侍纷纷召回在各州郡父兄子弟。公元166年汉桓帝下诏免除有盗贼、灾害诸郡税，其余只收一半。还提到南方盗贼规模最大。后汉书：盗贼征发，南州尤甚。这一年司州、豫州饿死了一半的人。汉桓灵二帝时灾害频繁。大旱、蝗、大疫、大水、地震不下二十次。以汉桓帝时居多，数次人相食。汉桓灵二帝时除掉灾害多，四夷叛乱。在黄巾之乱前，天下盗贼就频繁，而且规模不亚于黄巾之乱。势必加重天下百姓的负担，平叛要征兵、征徭役、要加税。后汉书：徭役并起，农桑失业，兆民呼嗟于昊天，贫穷转死于沟壑矣。所以有不少百姓成为流民或者山民，有的就聚集成群盗。刘焉之前的两任益州刺史是是刘隽、郤俭。据汉灵帝纪：前刺史刘隽、郤俭皆贪残放滥，取受狼籍，元元无聊，呼嗟充野。就是说两人任益州剌史时百姓贫困，只能在田野哀呼。

益州的战乱：

益州诸郡皆有少数民族动乱，规模有大有小。公元157年蜀郡夷叛，杀略吏民。公元159年犍为属国夷寇钞百姓，益州刺史山昱击破之。公元176年南中叛乱，益州太守李颙和刺史庞芝依靠賨人平定。李颙死后南中再次叛乱，新任益州太守景毅率军平定。米价暴涨至一斗千钱，一斛就要一万钱。华阳国志：承丧乱后，民夷困饿，米一斗千钱，皆离散。汉明帝时一斛米原来不过二三十钱，暴涨五百倍。老百姓吃不起饭，要不饿死要不成为盗贼去抢掠。这样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公元179年板楯在巴郡作乱，益州刺史征讨失败。公元180年又攻入蜀郡、广汉郡、犍为郡、汉中郡等诸郡作乱。汉灵帝准备派大军征讨，可见规模非常之大。华阳国志：光和二年，板楯复叛，攻害三蜀、汉中，州郡连年苦之。天子欲大出军。但东汉朝廷根本没有钱粮。公元182年益州计曹掾程苞建言：当年公元148年羌人攻入益州，还是靠板楯人平定，要不然蜀汉之民都会归属羌人。（招降羌人二十余万）前些年南中动乱，州郡兵征讨皆败，最后还是靠板楯人平定。（指公元176年南中叛乱）板楯人本来就无心造反，因为地方官对他们横征暴敛。他们向州郡长申冤，没有人理会。应该派清廉官员任州牧对他们进行招抚赏以钱粮，他们自然就不会造反了。华阳国志：忠功如此，本无恶心。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过于奴婢，箠楚降于囚虏，至乃嫁妻卖子，或自刭割。陈冤州郡，牧守不理；去阙廷遥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于赋役，困乎刑酷，邑域相聚，以致叛戾，非有深谋至计，僣号不轨。但选明能牧守，益其资谷，安便赏募，从其利隙，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后来賨人数次反叛动乱诸郡，公元188年又在巴郡再次叛乱。

公元188年马相、赵祗等人以黄巾军的名义在广汉郡起事，破雒县杀刺史卻敛。（雒县是益州治所）为了生活只能靠抢掠。聚集了十多万人攻破广汉郡、蜀郡、犍为郡、巴郡等。益州刺史如此，其他地方官员更是如此。后汉书：马相自称“天子”，众至十余万人，遣兵破巴郡，杀郡守赵部。而同时巴郡黄巾军起事，賨人再次反叛。后汉书：板楯蛮夷因此复叛，寇掠城邑。马相、赵祗等人起事规模达十多万人，怎么能说益州未遭受大乱。公元184年青、徐、幽、冀、荆、扬、兖、豫暴发黄巾之乱，益州也暴发米贼之乱。后汉书：巴郡张脩以妖术为人疗病，其法略与张角同，令病家出五斗米，号“五斗米师”。秋，七月，脩聚众反，寇郡县，时人谓之“米贼”。每当动乱州郡要征兵、征民服徭役，必然使百姓脱产。当叛军、民劫掠，老百姓要不跑到山上要不躲进城里。三国志：长吏皆敛民保城郭，不得农业。野荒民困，仓庾空虚。

公元188年刘焉入蜀任益州刺史后，益州也是暴发多次大规模战乱。公元191年贾龙、陈超、任岐等起兵数万人攻打刘焉，原因是刘焉诛杀豪强。以刘焉的胜利告络。公元194年左右刘璋部下甘宁、沈弥、娄发等人起兵反叛刘璋。起事失败，甘宁西行投刘表。大约在公元197年豪强起事攻占成都。华阳国志：郫民杨伯侯奢侈，大起冢营，因宠为郫令，伯侯遂徙占成都，宠复为成都，豪右敬服。公元200年赵韪在江州率数万人起事，蜀郡、广汉、犍为豪强纷纷响应。刘璋跑到成都坚守，东州兵死战击败豪强。刘璋派兵进攻江州，赵韪部下庞乐、李异反水，并将其斩杀。起事原因在于东州人侵暴益州人。刘璋还多次派庞羲等攻打汉中张鲁，都失败了。三国志：璋累遣庞羲等攻鲁，数为所破。公元212年刘备攻打刘璋。公元213年诸葛亮、张飞、赵云入蜀，攻打巴郡、江阳郡、犍为郡。公元214年夏围成都，刘璋投降。公元218年犍为郡高胜、马秦率数万人起事。原因应该是苦于汉中之战徭役。曹操征汉中时，南阳、洛阳周围诸郡县就有百姓杀官吏造反。原因同样是苦于徭役。从公元191年—公元218年间五次大规模战乱。公元217年—公元219年刘备率军攻打汉中，已经到了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地步。战乱对百姓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陆逊的叔公陆康家族百余人，就因战乱饥饿死了一半。豪强大族尚且如此，何况平民乎。公元214年刘备占据蜀地，因府库钱财都用于奖励将士，刘备面临无钱可用。刘备采用刘巴建议发行直百钱。就是重量比原来五株钱只是大一点，却值一百个五株钱。东吴就更历害了，发行当五百、千的大钱。东吴骆统就曾向孙权上疏因为连年战争徴役频繁，瘟疫使得人口减少很多。三国志：今强敌未殄，海内未乂，三军有无已之役，江境有不释之备，徵赋调数，由来积纪，加以殃疫死丧之灾，郡县荒虚，田畴芜旷，听闻属城，民户浸寡，又多残老，少有丁夫，闻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寻所由，小民无知，既有安土重迁之性，且又前后出为兵者，生则困苦无有温饱，死则委弃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恋本畏远，同之於死。每有徵发，羸谨居家重累者先见输送。小有财货，倾居行赂，不顾穷尽。轻剽者则迸入险阻，党就群恶。百姓虚竭，嗷然愁扰，愁扰则不营业，不营业则致穷困，致穷困则不乐生，故口腹急，则奸心动而携叛多也。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我们知道大战后必有大疫、饥荒，特别是碰到灾年。人口主要也是因为饥荒而大幅减少。米价暴涨，老百姓吃不起米。要不饿死要不造反抢别人粮食，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本来桓灵二帝就使得百姓民不聊生。桓灵二帝灾害频繁，益州这方面的记录很少。只有154年巴郡发生大疫水灾。北方人因中原董卓之乱纷纷避难于南方。黄巾之乱主要是活动在北方。南方多是盗贼和少数民族叛乱。董卓之乱关中导致谷一斛至数十万。李傕让士兵劫略，关中百姓饥困，短短两年就十室九空。袁术在淮南短短六七年间江淮间空尽。本来百姓皆贫困，加上战乱就更加惨状。汉桓灵二帝凉州羌人叛乱二十年间耗费了大量的钱财。晋书：汉桓、灵帝西羌反叛，二十余年兵连师老，军旅之费三百二十余亿，府帑空虚，延及内郡。汉朝一年从百姓收的税赋不过四十亿，给官吏的俸禄就占了一半。征讨凉州西羌，必然要从各州郡征兵，徭役运粮，收税以资军用。距离最近的益州等首当其冲。有句话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据东汉王符《潜夫论.救边篇》：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千里，野无孑遗。寇钞祸害，昼夜不止。王符这段话得知因西羌之乱，凉、并、司隶、冀、益州五州受到巨大的破坏。公元185年汉灵帝下令征发天下州郡徭役、税赋用于平叛。资治通鉴：时凉州兵乱不解，征发天下役赋无已。东吴官员骆统给孙权上疏提到因为连年战争徴役频繁，老百姓生活艰难，生了儿子也养不起只能抛弃。三国志：又闻民间，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天则生之，而父母杀之，既惧干逆和气，感动阴阳。且惟殿下开基建国，乃无穷之业也，强邻大敌非造次所灭，疆埸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减耗，后生不育，非所以历远年，致成功也。

公元148年羌人攻入汉中，要不是靠板楯人，整个益州都会丢。后汉书：羌复入汉，牧守惶惶，复赖板楯破之。若无板楯，则蜀、汉之民皆为羌民矣。这里用了一个复字，说明是多次了。程苞还提到让板楯人不用服徭役，只交二十钱的人头税就好了。汉朝的百姓除掉徭役、兵役外也是要交人头税的。七岁至十四岁，每人每年交二十钱。十五岁至五十六岁，每人每年交一百二十钱。赋役繁重也会使人口大幅度减少。朝廷的税少不了的，刺史郡守又都是用巨资买官，必然重赋重税收刮百姓。西汉汉武帝征伐四夷，为解决军费，人头税从七岁改为三岁开始收。结果很多百姓为了不交人头税把刚出生的孩子杀死。东汉末年同样是有这样的事。汉书：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予民，民产于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汉元帝接受建议重新恢复七岁开始收。丰年也许没有什么，但汉桓、灵二帝时官员横征暴敛。桓灵二帝天下烽烟四起，必然加重各州郡负担，老百姓已经家家重困。生的越多意味着要交更多的人头税，人口増长率自然大幅减少。汉代一户五口之家种地百亩，到了汉顺帝时平均一户七十亩，实际可能更少。据汉书一百亩的收成有一百五十石和一百石两种说法，指的是良田和稍差一点的田。按一百五十石来算就要交税五石，自己吃用掉九十石。剩下四十五石。如果按照汉顺帝时每户平均七十亩，那一年收成七十石。五口之家一年要吃掉九十石，尚缺口二十石粮。还要交田赋和人头税，还有兵役、徭役。汉桓、灵帝曾每亩加税十钱，一户人就要交多七百钱。而地方官员又私自多收税，多出来的当然进了他们的腰包。后汉书：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这样导致人口不増反而大幅减少。

东汉末年荀悦（148－209年）就曾提到豪强兼并土地已经是到了非常严重地步。荀悦在其著作《前汉纪》提到汉武、哀、光武等都曾抑制豪强兼并土地，但到了汉末已经不管用了。前汉纪：然豪富強人占田逾多，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输豪強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強之暴，酷于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于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稅，適足以资富強也。荀悦的这些见解和提出的解决办法并不为当朝所知，因为他根本不愿入仕。后汉书：灵帝时阉官用权，士多退身穷处，悦乃托疾隐居。荀悦在前汉纪提到东汉末很多豪强非常富有，其房子，连栋数百，良田遍野，奴婢一千群，徒附数以万计。船车生意，周在四方，废弃在储存，都城到处有。珍奇宝物，大房都放不下，马、牛、羊、猪，山谷都不够地方安置。妖童美妾，住满绮丽室，歌伎舞伎，排列在深堂。井田的变化，许多人做生意，馆舍遍布州郡，田亩连接封国。

崔寔在《政论》一文提到老百姓所分的田地都是很差的，只能租豪强地主良田耕种。其堂兄崔烈在汉灵帝时花五百万买了个三公之一司徒，可见崔家也是很有钱。政论：故下户踦岖，无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故富者席余而日炽，贫者蹑短而岁踧，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其所以伤心腐藏、失生人之乐者，盖不可胜陈。就是说老百姓的田都是在崎岖不平的地方，又没有足够的器具，于是父子不得已低头奴仆服侍富人，带着妻子儿女，为富人服役。所以富人很多而且越来越富......贫穷的人生有终身的努力，死有尸骨的忧虑，每年但凡有点小灾，流离失所沟壑，卖妻卖子。他们把伤心腐藏、失人生的快乐的人，大概不数不胜数。而豪强就对租地的百姓收重税，朝廷名义上是三十税一，实际豪强收后十税五。汉书：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十税五也。所以荀悦才讲豪強之暴，酷于亡秦。这也是历代百姓背井离乡成为流民、盗贼的原因之一。

因为桓、灵二帝战用兵频繁、官吏横征暴敛、豪强兼并土地、战乱等原因，董卓之乱后，天下诸侯纷争。本来老百姓在桓灵二帝时就民不聊生，数十年间战争频繁。老百姓大量饿死，有的流民、山民、群盗等。还有的就离开汉朝迁往他地。三国志（后汉书：）时，幽、冀吏人奔乌桓者十万余户。比如西域的大秦国就有大量的汉人遗黎。晋书：其人长大，貌类中国人而胡服。后汉书：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高昌国就是汉魏遗黎所建立，语言已经是胡语。其礼仪制度跟中国一样，曾向北魏借四书五经。魏书：彼之甿庶，是汉魏遗黎。虽然史书并未讲益州有外迁，但我认为是有的。

基于汉桓灵二帝的战乱、官吏横征暴敛、豪强剥削等，益州也是不能幸免于难。汉献帝时除了群盗，主要还是有诸侯混战。益州在献帝时前后六次规模比较大的战乱。所以说益州人口大幅减少也是势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