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握中悬璧（公号同名），授权读史发布。点击此处可查看上篇文章孙刘第二次荆州危机，以刘备的退让而告终，孙权也顺坡下驴，没有逼人太甚。这其实也是双方达成的一个默契，毕竟曹操实力太强，如今大敌当前，两家都没有做好彻底撕破脸的准备。双方沿着湘水划界，刘备得到了南郡大部以及零陵郡和武陵郡，孙权则得到了江夏、桂阳、长沙三郡。也就是说，整个荆州除了曹操的地盘以外，双方基本各得一半。
虽然说大家都知道这个盟约并不怎么可靠，只是在共同面对曹操的压力下被迫签订的，但至少短时间内还是有约束力的。于是，孙刘两家暂时又重新回到共同抗曹这一路线上来。对于刘备来说，汉中已经被曹操所得，张鲁成为丧家之犬，那么解决北面汉中方向的压力对他来说是当务之急的。而对于孙权来说，暂时放弃南郡，也就说明他暂时放弃了在荆州方向的扩张。从荆州南部前往荆州最北部的南阳郡，一般有两条通道，从南郡出发沿着汉水北上，即可抵达襄阳，过了襄阳就能进入南阳盆地。襄阳本属南郡，当初曹操征服荆州后，单独把襄阳从南郡分出来设了一个襄阳郡，这里也成为魏属荆州最南端的门户，保卫着南阳的安全。而从江夏出发前往南阳，则只能走陆路，也就是随（随州）枣（枣阳）通道，但这样一来东吴水军的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了，无疑是事倍功半。
当然走水路溯着汉水逆流而上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这样一来就难免要经过刘备的地盘，这种方案当然是不现实的，就像当初孙权不可能跨过刘备的南郡去进攻益州一样。因此，谁得到南郡，谁才拥有在荆州方向发动北伐的资格，这也是隆中对里提到的“将荆州之众以向宛、洛”的先决条件。孙权方面，以目前的情况，显然是不打算在荆州方向做文章了。另一方面，在丢失南郡的这些年里，曹操的策略基本也是两个拳头出击，东线越巢湖打濡须，西线打雍凉和汉中，而中线荆州方向则采取收缩防御的策略。也就是说，在215年下半年，荆州这个曹、孙、刘三方势力交织在一起的斗争焦点，反而变成了风暴之眼，处于奇妙的平静之中。这样一来，孙权的扩张方向也就只有东线了。如今曹操身在汉中，主攻方向肯定也是西线，那么让刘备去承担曹操的主要压力，而自己则面对的是相对空虚的东线，这岂不是天赐良机，此时不捞一把更待何时啊！
当时楚国已经被吴国打得元气大伤尚未完全恢复，晋国也因为六卿势力逐渐坐大而日益衰弱，而秦国只能称霸西戎并未深入中原，只有齐国仍保持较强的实力，是吴王夫差霸主路上最主要的对手。公元前486年邗沟建成后，吴国在短短几年内多次伐齐，最终也在艾陵之战中大获全胜。不过春秋时代的主题是争霸，而不是消灭对手，在战争中取胜即可，不需要也不可能一战灭国。而东汉末年则不同，双方进行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进攻的目的也是为了夺取敌国领土及人口。对于孙权来说，进攻曹操的青徐方向意义并不大，因为这会把战线拉得太长。江东在没有得到两淮的前提下根本不可能直接进攻青徐，因为这会将侧翼暴露给曹操，补给线随时可能被切断。
俗话说：“守江必守淮。”在古代，中原地区的水网非常发达，可以轻松将中原的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到淮河一线。而南方政权在国力上又比不过中原，如果将防线收缩到长江流域，那就等于放任中原政权肆无忌惮地将兵力和物资调集到前线，从而被迫在广阔的正面战场上全线对抗，陷入一种拼国力的不利局面。以弱抗强时绝对不可力拼，一定要尽量创造出有利局面，至少要在局部化解对方的优势，这样才有一战之力。因此对于南方政权来说，守淮并不是说要守淮河，而是要守淮河到长江的通道。只要这条通道在手，中原就算实力强大也很难展开全部力量，这就等于弥补了己方的劣势，南北双方也将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上来。若想守住这条通道，寿春首当其冲。自古从中原南征，寿春都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地点，它扼守着北军南下的几乎唯一一条有效的通道，而合肥则是这条黄金通道上一个重要的据点。中原政权要攻克寿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后来诸葛诞起兵反抗司马家族时，能轻松拿下寿春，是因为当时城中尽是老弱，而精兵则全被毌丘俭和文钦带走了。而之后司马昭围攻寿春时，大战足足进行了十个多月，若非当年淮南地区爆发了罕见的旱情，鹿死谁手还真不一定，没准大败亏输的就是司马昭了。双方优劣比较起来，其实不相上下。你中原水网发达利于漕运，但我也不差，从长江到寿春的水路一样畅通，在这方面大家谁也不输给谁。另外淮南河流湖泊众多，再加上暴雨频繁，实际上对于中原的讨伐军来说并不是那么友好。所以说，南方政权有非常充足的条件可以依托寿春和中央周旋。寿春就是江淮通道的北面门户，只要寿春在手，对于南方政权来说就非常安全了。甚至在国势强盛之时，也可以以此为据点进取中原。淮南二叛时毌丘俭采取的就是这个策略，可惜实力差距过大而功败垂成。
但遗憾的是，目前寿春却不在孙权手里，这对他来说压力就很大了。只是寿春被曹操掌控也就罢了，偏偏寿春以南另一个重要地点合肥，也在曹操手里，这就很让人头疼了。想要取下悬在头上的这把利剑，就要拿下寿春。但那毕竟是个远期目标，当务之急还是要先取合肥，然后以此为跳板，再徐图寿春。其实孙权有这个想法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赤壁之战的那一年，他就开始图谋攻取合肥了。那是孙权第一次在这里遭遇挫折。当时赤壁之战刚刚结束不久，孙权发起北伐进攻合肥，但攻城月余却徒劳无功，在曹操派出援军后和只好黯然撤兵。
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昭兵不利，权攻城逾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还，遣张喜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之后孙权将进攻目标转到荆州，合肥方向转为守势，并且还在濡须水上修建了濡须坞以防备曹操的进攻。结果这一守就守了将近七年。期间虽然曾被曹操突破到了濡须口，但由于他还并未拥有可以与东吴抗衡的强大水军，因此曹军很快就撤兵了，没形成太大威胁。
不过这也给孙权敲响了警钟，曹操虽然眼下还没有强大的水军，难以长期入侵长江一线，但以中原强大的实力，这是迟早的事。到时候如果再被突破到濡须口，相当于东吴将会被拦腰切成两段，届时江夏和豫章与江东的联系也会断绝，那就是灭顶之灾了。另外通过此事也说明，只靠濡须坞防御并不可靠，还是得拿下合肥才行，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彻底摆脱眼下的危机。
214年夏侯渊横扫雍凉之时，曹操正集中兵力在东线和孙权争锋，不过因为孙权有所防备，因此曹操徒劳无功。等转过年来，曹操亲征张鲁，重新将重心放到了西线，而仅仅在合肥留下了七千人防守，这就让孙权产生了一个错觉，即这是个在合肥一线取得突破的千载难逢的机会。高高的点将台上，孙权看着面前一眼望不到头的士卒，心中志得意满：“有如此强兵，合肥焉有不破之理？”但他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自己就会在这里遭遇人生中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其实孙权对于合肥有想法这件事，曹操非常清楚，但他为何敢于只留下不到万人防守呢？原因就是这里有一根定海神针。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张辽是如何实现这以一敌十的奇迹的。张辽祖籍并州马邑（今山西朔州市），了解汉代历史的朋友肯定对这个地方非常熟悉，没错，就是汉武帝时期那个著名的马邑之谋的发生地，而且巧的是，张辽的祖先正是马邑之谋的主角聂壹。不过由于马邑之谋功败垂成，聂氏一族并未因此飞黄腾达，而是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等到了张辽这一代，竟然因为避祸而被迫改姓，由此可见他也算是比较落魄了。年轻时候张辽混得并不算太如意，先后辗转于丁原、董卓和吕布手下，直到三十岁这年才得遇明主，加入了曹操麾下。此后张辽屡立大功，逐步被晋升为荡寇将军。不过尽管如此，张辽身上还是有一处硬伤，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他的能力或者性格有什么问题，而指的是他的成分问题。首先张辽并非宗室将领，光凭这点就低人一头了，因为他永远也比不上诸夏侯曹。而另一方面，他这个降将的身份也对自己在曹操阵营中的发展产生了制约。可能有人会说，徐晃和张郃也是降将，但这一身份并未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但其实确切地说，徐晃和张郃跟张辽还太不一样。最初徐晃早早就在劝说主君杨奉投靠曹操了，而张郃是在官渡之战进行到白热化阶段胜负未分的时候投降的，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投降的，对曹操来说属于雪中送炭。但张辽就不一样了，无论根据《三国志》还是《资治通鉴》的记载，他投降的时间点都晚于吕布败亡于下邳。也就是说张辽是走投无路被迫投降的。
太祖破吕布於下邳，辽将其众降，拜中郎将，赐爵关内侯。（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第十七）
这两个和张辽发生龃龉的人中，乐进是曹操帐下的老班底，而于禁虽然最初是鲍信的部下，但是以鲍信和曹操的关系，于禁也算得上是曹操的铁杆了，这两个人无疑都比张辽根正苗红得多。眼见张辽这个有着黑历史的降将功勋越立越多，已经到了跟自己平起平坐的地位，乐进和于禁肯定是不服气的。当然他俩人顶多也就是不服气，对张辽有些看法而已，还不至于跟他发生什么无法化解的矛盾。而另一位曹操手下的老人李典，却可以说和张辽有着深仇大恨也不为过。李典所属的李氏一族，自打他的从父李乾这一辈，就开始带着家族部曲跟随曹操东征西讨了，资历也是非常老的。
所以说如果按照正常的思路，曹操的方案很可能就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这也是诸将不理解的主要原因。这些道理久经战阵的张辽自然清楚，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形势不是一成不变的。张辽表示：“曹公远在汉中，若等援兵来到，合肥早被攻破了。所以曹公才会指示我们趁着敌军还没有完成合围时先打他们一个立足未稳，以此来挫伤敌军气势，安我军心，只有这样才能守住城池。”张辽看出孙权是打算十则围之，但这样对方兵力就不会太集中，自己虽然兵少，却可以在局部挽回一些劣势。况且此时东吴军队还没彻底完成包围圈，等到合肥被围得水泄不通，那时候想出都出不去了，真正是死路一条。何况散地也不是完全不能打，而只是胜负参半的时候不能打，如果有信心取胜，主动进攻也无不可，毕竟打了胜仗的话，士卒就没道理逃亡了。在兵力劣势的情况下主动出击，必须得有一位擅长临阵指挥且能冲锋陷阵的大将，而张辽正好符合这个条件。当初白狼山之战，曹军只有先锋赶到战场，而主力尚未抵达，兵力少于乌桓，因此诸将皆胆怯。这时只有张辽力主速战，曹操甚为嘉许，最终一战功成。
从征袁尚於柳城，卒与虏遇，辽劝太祖战，气甚奋，太祖壮之，自以所持麾授辽。遂击，大破之，斩单于蹋顿。（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第十七）
当时曹操将自己手持的麾临时交给张辽，所谓麾也就是指挥军队的令旗。汉代著作《淮南子》记载：“军之持麾者，妄指则乱矣。”这充分证明了持麾者的重要性，因为他就是全军的总指挥，一旦出现失误则满盘皆输，责任十分重大。而张辽作为实际指挥官，临危不乱，以少胜多，这一光辉战绩足以证明一切。由此可见，带领劣势兵力冲锋陷阵，张辽绝对是经验丰富。按照曹操密计中的安排，李典也是要一起出战的，但他和张辽一向不睦。张辽担心李典不配合，但李典却表示说，轻重我还是拎得清的，这是国家大事，我不可能因私废公，你就放心吧。李典如此通情达理，主要因为他并非是那种不学无术的老粗，相反却是一名儒将，自然明白是非轻重。当然另一方面，中间肯定也少不了乐进的居中协调。
天刚放明，趁孙权兵立足未稳，张辽即率领八百勇士来到两军阵前，只见他身披战甲手持大戟，教人望而生畏。继当年万军丛中斩杀颜良的关羽之后，第二个来自山西的战神即将登场。而李典的部曲呢？史书中基本没提到他的动向，想必在张辽的神勇发挥之下有些黯淡无光了吧。随着隆隆的战鼓响起，张辽一马当先攻入敌阵，只见他连杀了几十个敌军和两个将领，同时大喊着自己的姓名，在东吴军阵中左突右冲，横行无忌。这次张辽采取的依旧是斩首战术，只要干掉对方统帅，敌军群龙无首自然会陷入混乱，到时候即使兵力再多也没有意义，因为人数越多反而越乱，那样的话一场大胜就手到擒来了。当初白狼山之战时，张辽作为实际指挥官，就是用的这一招。张辽的八百勇士所向披靡，很快就冲到了东吴的中军位置，只见面前一杆大旗高高飘扬，旗面上绣着一个巨大的“孙”字，那便是孙权的帅旗。眼见胜利在望，张辽手下的士卒更是气势如虹。
而徐盛也不简单，早年间他带着不到二百人就敢对战黄祖几千人马，而且把对手打得一败涂地，可惜在张辽面前完全不够看，不仅受了重伤，兵器也被迫丢掉了，全靠贺齐拼死力战才帮他夺回来。这时候多亏潘璋力挽狂澜，他拦住败军去路，并斩杀两名逃兵，稍稍挽回了一丝颓势。孙权见状大惊，身边众人也是不知所措，他无可奈何，毕竟还是小命要紧，于是只好调转马头，带人跑到山顶避难。张辽在山脚下大呼孙权下来交战，孙权不敢应战，而这时他突然发现张辽的突击队其实并没有多少人，于是大喜过望，立刻召集士兵将其团团围住。张辽临危不惧，拼力杀出一条血路，带着几十个人冲了出来。余者大呼：“莫非将军要抛弃我们？”张辽闻言杀了个回马枪，将其余士卒都救了出来。东吴军队已经被张辽的突击吓破了胆，望风披靡，根本不敢阻拦。任凭孙权如何呼喝也无济于事。大战从清晨一直打到中午，东吴军队心惊胆寒，无心再战，张辽这才得胜回城。
此战可以说是彻底摧毁了东吴军队的胆气，本来轻地作战就是要抓住敌人的弱点进行打击，力争尽快取得战果提升士气，结果不仅没能达到目的反而一败涂地。眼睁睁看着敌军区区八百人在自己数万大军中如入无人之境，东吴军队的士气已经跌落到谷底。此时孙权的十万大军已经毫无战意，而且军中又发生了疫情，在这种情况下及时撤兵是最好的选择。孙子认为：“夫钝兵挫锐，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韩非子也提到：“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一支军队到了这个地步就非常危险了，已经到了大败的边缘。不过这时候就要称赞一下孙权了，论军事才能，他实在是平庸。但他有一点好处，那就是能及时止损，善于保存实力，而绝对不会去赌国运。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这是要承受极大压力的，很多人虽然明知道及时止损是最优解，但就是不肯轻易放弃，总是抱有一丝幻想。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当局者，多少名将在这上面吃了大亏？无论姜维还是诸葛恪，他们不是不懂兵法，而是没法战胜自己的心魔。诸葛武侯为什么厉害？就是因为他能权衡利弊，敢于放弃，这样一来就永远不可能遭遇大败，也给日后的卷土重来留下了本钱。孙权也具备同样的素质，他后来在230年和234年两次进攻合肥时，只要战事不利就立刻撤退。这次也不例外，在围城十几天后，孙权决定撤军了。在合肥之南，有一条小河向南注入彭蠡泽，这条河就是施水，今天叫做南淝河。当时曹魏还没有修建合肥新城，乐进等人防守的是之前扬州刺史刘馥主持修建的旧城，位于施水以北，在今天合肥市庐阳区四里河一带。也就是说，孙权大军在南撤时必须要渡过施水，而渡河的必经之路就是著名的逍遥津。
其中吕蒙、蒋钦和甘宁兵力不详，而凌统的兵力有明确记载是三百人。这样看来另外三人兵力也不会太多，至少也没道理比孙权的亲兵更多，因此这个时候，逍遥津以北估计顶多也就是三千人了。
站在城头上的张辽将孙权大军渡河的景象尽收眼底，之前你十万人我都敢打，如今就剩这么一点兵力了，更是打你没商量，优势在我！战争中没有什么以弱胜强，因为弱者往往是通过集中兵力在局部占据上风从而获胜的，也就是说胜者依旧是强者，即使是局部的强者。张辽一下就抓住了这个机会，迅速出击，领兵对滞留在逍遥津以北的东吴军队发起猛攻。而这时之前藏起来的船也就派上用场了，迅速出动，去摧毁东吴渡河用的浮桥。孙权心知不妙，急忙叫过河的部队回来救援，但根本来不及，很快浮桥就被破坏了。眼见孙权就要交代在这了，但多亏他有一匹好马——孙权骑着马勉强从浮桥的断口处跳过去了。而为他殿后的凌统则仅以身免，三百部曲全军覆没。另外，之前张辽八百勇士突击的时候，孙权及时跑上山，这对他来说也是一大幸事，因为这导致张辽没能看清他的长相，否则他的外形那么明显，只要张辽见过一次就不会忘记。当时张辽俘虏了一些被留在逍遥津北的吴军，结果一问便知，那个紫胡子，长身短腿的将军正是孙权，但可惜已经把他放跑了。后来张辽跟乐进说起这事时也是追悔莫及。这时候，贺齐率领三千人在逍遥津南迎接，孙权这才算是彻底安全了。
孙权惊魂未定，之前这半个月的经历对他来说简直是噩梦一般，他不明白，自己有十倍以上的兵力优势，为什么会被打成这样？其实这主要还得从孙权自己身上找原因，他的部署确实有一些问题。在合肥城外的野战中，张辽在看到孙权上山后，只是想引他下山来战，但并没有攻山，这说明张辽也知道自己兵力不足，没有强攻的实力。孙权既然能在战斗中迅速转移位置上山，说明他的指挥部离山头并不太远，如果他能一开始就把指挥部设在山上，那么即使张辽来攻也不用担忧了。此外，他是在上山后才发现张辽其实兵力很少的，如果他一开始就在山上指挥，就能轻易发现这一点，从而很容易做出相应部署，将这支八百人的小部队迅速包围歼灭。这样一来，孙权的帅旗也就不会轻易动摇，其他部队的士气不但不会气馁，反而会暴涨。而在撤军过程中的逍遥津之战中，他也犯了不少错误。主帅殿后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要确保安全，至少要在施水北岸边留一些大船方便迅速撤走，这样也不会弄得如此狼狈，尤其是忽略了张辽藏起来的船只导致浮桥轻易被毁，更是一大失误。逍遥津之战在历史上名气很大，除了张辽凭此一战封神以外，还因为此战对之后三国的形势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魏略》这部书早就亡佚了，留下来的只有极少一部分，而且主要是通过后世史书的注解保留下来的，其中以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为主。不过张辽这则轶事裴松之却没有加以引用，而是被宋代的太平御览注释引用了。那么这是否就说明此事有夸张程度呢？我认为并非如此，鱼豢虽然事迹不详，但我们却能从他的作品中看出此人的本性。鱼豢在记载高平陵之变时，曾写下了“太傅图逆”这样大不敬的字眼，可见他是个有董狐之风的史官。
由此可见鱼豢不愿做晋臣，而很可能是在潜心修史，这么有节操的人显然没有道理在一件小事上夸大其词。此外太平御览还引用了王沈编写的《魏书》，其中同样有此事的记载。
江东小儿啼，恐之曰："辽来，辽来！"无不止矣。（魏书）当然太平御览的注解并非孤证，早在唐代的少儿启蒙书籍《蒙求》中，就提到了张辽止啼这一典故，这更证明了其真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