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2月24日，保卢斯已经确认不会有援兵来解救第6集团军了，他和他的20多万将士就这样迎来了圣诞节。这一天保卢斯格外开恩，给每个士兵发放了300克面包。他还下令杀了4000匹马，每十个士兵还能得到1公斤土豆。这些德国兵们苦中作乐，把珍藏的酒都拿出来庆祝。一些将军和军官则和士兵们分享了巧克力。
保卢斯没有心情庆祝，他给家人写了一封信：“圣诞节，自然没什么快乐。在这种时候，最好不要搞什么庆祝活动。”
集团军首席副官贝尔在写给后方的信中就直接大倒苦水了，他写道：“目前我们仿佛感到被人出卖了……真正断粮了。根据我对德国士兵的了解，必须清醒地估计到，士兵的体力已经消耗殆尽，在这种冰天雪地中每个人都会说‘现在我对一切都无所谓，或是冻死或是被苏联人征服’。”
一名士兵在家信中写道：“我不再相信上帝了，因为他已经背叛了我们。”另一个士兵写道：“我们只有两条路，进入天堂或者去西伯利亚。”
保卢斯在这一天还给自己的老上司、如今赋闲在家的博克陆军元帅写了一封信，内容是：“我勇敢的集团军正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战斗。但我坚信将主宰形势。”因为审查制度，博克收到这封信已经是2月2日，这一天正好是第6集团军完全覆灭的日子。
保卢斯在圣诞夜前夕还发布了一道命令，他没有在提到荣誉、英勇这些陈词滥调，而是直截了当的警告所有人，投降只有两种下场：不是被处决，就是被送到西伯利亚战俘营被饿死、冻死或者折磨死。他告诉所有官兵：“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在严寒和饥饿中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战斗到最后一息。一切谈判都应该拒绝，不予理睬，用火力赶走他们的使者。”最后他还没忘加上一句“我们的希望将寄托于正在赶来营救的部队”。
保卢斯绝不是说说而已，随军牧师不时地会接到命令，为即将被枪毙的士兵做临终祷告，第6集团军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共处决了360名畏战者和逃兵。有些人故意把自己弄伤，然后申请乘坐飞机离开包围圈，他们一旦被识破就会被枪毙。
包围圈里最大的问题还是粮食问题，空运时好时坏，尤其是12月24、25日这两天没有一架飞机（后方转运机场被苏军占领）。12月26日的情况有所好转，飞机运来了69吨物资，绝大部分是食品，其中还有10吨的圣诞糖果。从12月27日开始，空运量又开始回升，在1942年最后的几天，平均每天能达到120吨补给，还运走了18410名伤病员。
食品越来越匮乏，在1942年的最后一天，保卢斯把面包定量减少到80克每天。饥肠辘辘的士兵们只能自寻出路，他们把目光盯在了军马身上，首先被屠宰的是罗马尼亚军队里的6500匹马。马肉做成香肠，马骨头被拿去熬汤。保卢斯向空军抱怨说他的士兵“如今蜂拥着抢吃马肉，割马头生喝脑浆”。
食物配给绝不是一碗水端平的，军官还能得到优待，而且他们也会利用权力谋私。一名活下来的军医就曾控诉他的上司“用涂着厚厚黄油的面包喂自己的狗，包扎所里却没有东西给伤员吃”。公开的秘密是一些部队私藏了一些粮食，保卢斯后来回忆说：“坚守着固有阵地的部队处境较好，在作战和粮食供应储备方面都是如此。”意思就是说，只要保住固有阵地，也能保住原有的粮食储备，也就不会挨饿。反之则会饿肚子。
陆军总长曾提出包围圈里的军官和士兵应该同甘共苦，享受一样的食品供给。可希特勒对这种“把戏”没兴趣，战时军备部长施佩尔则讥讽蔡茨勒“哗众取宠”。蔡茨勒最终只能作罢。
有人根据第6集团军寄回后方的信件分析，在1943年新年到来之际，德军的士气状况如下：意志坚定者—2.1%；怀疑或否定态度者—61.5%；态度消极者—33%；反抗心态的—3.4%。
匪夷所思的是，即使被包围而缺吃少喝的德国官兵，伙食也比某些苏军部队更好。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如今处境很微妙。名义上第62集团军也是包围保卢斯的苏联部队之一。可实际上第62集团军也处于德军的反包围当中。崔可夫在1942年12月31日报告部下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100克粮食，竟和保卢斯的部队一样惨。
更悲惨的是包围圈里的罗马尼亚人和所谓的“苏联辅助人员”。德国人不允许罗马尼亚人和他们住在一个房子里，经常可以看见罗军士兵乞讨残羹剩饭。到战役结束时，多达13000人的罗军最后只有1169人活下来被俘。超过3万人的“苏联辅助人员”大多选择逃亡，但只要被苏、德任何一方抓获，都会被视为叛徒，拉出去枪毙。老老实实留下来的也根本得不到粮食。
最惨的要数苏军战俘了。包围圈里一共有3500名战俘，他们被关押起来，得不到粮食，活活被饿死。当苏军发现他们时，3500人中只剩下20个活骷髅。
苏联方面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人事地震，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和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始终尿不到一个壶里，可两个方面军要协力围歼包围圈里的德军。无奈之下，斯大林决定重组前线部队，将所有负责歼灭第6集团军的部队统统划归罗科索夫斯基指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南方方面军，作战任务是向西夺取罗斯托夫。
在斯大林的亲自要求下，朱可夫负责到叶廖缅科的司令部宣布这个决定。后者得知这个消息后目瞪口呆，他在斯大林格勒奋战了几个月，眼看要摘下胜利果实的时候竟然被剥夺了权利。他请求统帅部收回成命，无望之下竟当着方面军军事委员赫鲁晓夫的面痛哭流涕。朱可夫虽然和叶廖缅科不和，可也有些不忍，一再强调这是斯大林的决定，自己和这件事无关。
叶廖缅科无奈地接受了新任务，也许是长期承受着巨大压力，也许是腿伤复发带来的痛苦（他在1942年初的杰米扬斯克战役中腿部受伤，赴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时就是拖着一条残腿），也许是对不公平的待遇的反抗，总之他的牢骚越来越多，对部下也越来越严苛。不久之后的1943年1月底，他因罗斯托夫方向的战事不力被斯大林免职。接替他职务的人也很有意思，12月中旬曼施坦因发起“冬季风暴”时，叶廖缅科从罗科索夫斯基那里挖来了近卫第2集团军。一个多月后，接替他方面军司令员职务的恰恰是近卫第2集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
罗科索夫斯基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还没有取得什么亮眼的战绩，反攻初期他的方面军应该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合围第6集团军的2个军，可在损失了1个坦克军的情况下没能达成目标。在拿到全歼第6集团军的任务后，罗科索夫斯基在兴奋之余丝毫不敢怠慢。
1943年1月1日，苏军击落一架德国运输机，缴获了寄往后方的1200封书信。苏联人把所有信件都翻译出来，从中得出了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法。1月8日起，一封最后通牒通过传单、扩音器传到了每一个德军士兵耳朵里或手中。
最后通牒的内容如下：“你军陷入绝境。你们饥寒交迫、疾病丛生。俄罗斯的寒冬才刚刚开始，严霜、寒流、暴风雪还在后头。你的士兵缺少冬衣，卫生条件差到极点，你们的处境已经绝望，继续抵抗下去实在毫无意义。”苏军在通牒中承诺：每个人都能得到标准口粮；伤病员将得到医治；被俘人员将被允许保留军阶标志、勋章和个人财物。
这份最后通牒在包围圈里造成了巨大震撼，士兵们偷偷地，甚至是公开地捡起这些传单，并议论纷纷。保卢斯不能漠然视之，他召集所有军长开会，商讨投降的可能性。军长们都反对投降，他们仍然坚持突围。保卢斯之所以召集这样的会议就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因为他无法说服希特勒允许他突围，留在这里只能等死。
他将苏联人的最后通牒全文以电报的方式发给德军统帅部，并再次请求允许第6集团军“自由行动”的权利。希特勒则继续承诺给他提供补给，要求他坚持下去。同时他让第14装甲军军长胡贝带回了28000枚十字勋章，用来激励德军的士气。
1943年1月9日，苏军统帅部正式下达全歼包围圈德军的命令，代号“指环行动”。
其实苏联人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才搞清楚包围圈里到底有多少德军。在此之前，罗科索夫斯基预计包围圈里还剩下7万多敌军，实际上去掉被围后的战损（伤员被空运回后方，仅在1943年1月1日前就撤走了18400人），包围圈里的德军还有22万之众。
德军则高估了包围他们的苏军数量，他们认为苏军有50万人，实际上罗科索夫斯基手上的兵力也不过是28万。当然双方装备的差别是巨大的，而且苏联人备足了弹药，还掌握着制空权。
在苏军发动“指环行动”前，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保持着东西宽53公里、南北长35公里的地盘。他将防区分成四个战区，第11和第51军守东北方向，防区包括斯大林格勒城区和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古姆拉克；第8军守西北方向；第14装甲军守西南方向；第4军则负责包围圈的南面和东南。另外保卢斯还组建了6个突击群，每个集群400～500人，各配备5～10辆可用的坦克和强击火炮，并得到10~15门火炮支援。
由于缺少重炮炮弹（按照德军标准，第6集团军储备的重炮炮弹只够用2～3天），保卢斯命令每天每门重炮只能打1～2发。步兵武器、轻型火炮、反坦克炮和迫击炮的弹药还算充足。即便如此保卢斯也规定每名士兵每天只能领到30发子弹，只有在遭到攻击时才可以发射。
1943年1月10日晨7时，676架次轰炸机和7000门火炮的轰鸣声拉开了指环行动的序幕。在一整天的激战中，德军的抵抗虽然英勇，可也丢掉了几个关键据点。希特勒要求保卢斯发动反击，后者则答复自己无力恢复失地。当晚他致电已经退到几百公里之外的上司曼施坦因，要求空运几个营的援兵，可曼施坦因很清楚，向包围圈增派部队只能让他们白白送死，自然不会答应。
1月11日，苏军的攻势仍然猛烈，保卢斯不得不解散一些建筑部队来充实步兵。可是面临着苏军的不断猛攻，前线部队难以执行保卢斯的命令。德军士气正急速瓦解。大量残余人员逃向东面的城区。还有很多人直接奔向苏军阵地投降，却往往被德军从后面打死。1月12日气温降至零下20摄氏度，暴露在野外的士兵苦不堪言。
苏军总攻开始后，德国空军竭尽所能为保卢斯运送物资，以支撑最后的防御战。1月10～12日送来了360吨军需品，绝大部分是食品；1月13日又送来了148吨。当天保卢斯已经为“后事”做准备，命令用飞机运走了第6集团军作战日记，集团军首席副官贝尔奉命返回后方，向希特勒和曼施坦因求援。还被允许离开的有包括第14装甲军军长胡贝在内的几位将军，以及这些将军们指定的一批“专业人才”。
1月14日，希特勒给保卢斯送来了骑士十字勋章橡叶饰，他希望能用荣誉换来后者的忠诚和斗志。可是保卢斯的部队已经趋于崩溃，士兵们四散逃亡。1月15日，奉命执行救援任务的第295步兵师第586团第2营，在激战一夜后，营长率领全营仅剩的120多人放下武器，向苏军第38师投降。这是包围圈内第一支成建制投降的德军部队。稍后另一个营也投降了。
保卢斯依然力求把西部崩溃防线的残兵败将撤退下来，在东部建立一条新防线。受到零下28摄氏度的可怕严寒（1月15日）和风雪的阻碍，逃跑的德军和追击的苏军都寸步难行。一群德国士兵徒手拖拽着大炮，漫无边际地连续走了几十公里，没有食物也没有休息。很多人死在路上，眼睛被乌鸦吃掉。空中还不断有苏联飞机飞来轰炸扫射，阻止德军的撤退。
经过1月10日至15日的战斗，苏军损失了24643人（阵亡6333人）和135辆坦克，但保卢斯的损失更是高达6万人之多，而且大部分都阵亡了。1月16日，包围圈里最重要的机场失守，守军在打光了最后的炮弹后选择撤退。更雪上加霜的是德军在后方的空运枢纽——莫尔斯克机场遭遇苏军空袭，一下子就损失了50多架运输机。而在此前的12月24日，德军另一座空运枢纽被苏军第1坦克集团军袭占，损失更惨重。
空运改成了空投，这让第6集团军的补给更加困难。1月14日和15日，他们得到了226吨物资，到了16日就锐减至68吨。情急之下，保卢斯顾不得措辞，直接向统帅部提出“突围”的要求，依旧得到了希特勒和蔡茨勒否定的答复。
截至1月17日，包围圈已经缩小为东西长20公里、南北长30公里的一小块阵地，总面积约600平方公里。1月18日，苏军的大规模进攻突然停止了。保卢斯明白，这是在为最后时刻做准备。
1月22日，苏军转入全线进攻。保卢斯通过蔡茨勒向希特勒详细汇报了第6集团军的绝境：“粮食耗尽。超过12000名伤员在包围圈内无人照看。”在末尾他还拐弯抹角地提出：“如果还能够抵抗的地方就继续抵抗，同时停止那些不能进行的战斗。这样就可以挽救伤员的生命。”
希特勒看出了保卢斯的心思，他在试探统帅部对“投降”的态度。希特勒的回电直截了当：“不许投降。第6集团军必须死守阵地，直至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保卢斯立即回复道：“您的指示正在执行。”
1月24日，苏军第21集团军逼近了斯大林格勒城郊，第6集团军即将被分割成南北两半。保卢斯终于不顾一切地向希特勒讲出自己的心里话：“部队弹尽粮绝，通信联络受阻，只有6个师还处于有效指挥下。由于敌人突入许多地区，战线破裂，只能依托城内的一些支撑点和掩蔽工事。继续抵抗下去毫无意义，崩溃在所难免，为了挽救残部生命，请即刻允许我们投降——保卢斯。”
1943年1月26日上午9点20分，苏军第21集团军第121坦克旅在城内和苏军第62集团军近卫第13步兵师会师。罗季姆采夫的师是第一个渡过伏尔加河、增援斯大林格勒的部队，也是第一个迎接城外反攻部队的守军。以此为标志，德军第6集团军被拦腰切断，战斗进程开始大大加快。
同样在这一天，保卢斯收到报告，南面的第4军已经全军覆没，三个师长阵亡2人、被俘1人，军长跑到了第51军防区。保卢斯还收到一个坏消息，负责保护集团军司令部的第71步兵师师长哈特曼阵亡，几个月前他曾亲手给哈特曼戴上了骑士十字勋章。
在这一天晚上，希特勒的副官在日记中写道：“元首已经决定重建拥有20个师的第6集团军。”同一天，曼施坦因下令严禁在司令部讨论第6集团军的覆灭原因。在纳粹元首心中，整个第6集团军已经不存在了。
从1月27日开始，成建制投降的现象大量出现，仅苏军第64集团军就在之后三天俘获15000名德军。
1月29日，苏军第64集团军司令员舒米洛夫得知保卢斯指挥部的具体位置，立刻命令第38摩步旅把百货公司包围起来，还派第329工兵营前去增援。苏联人对抓获保卢斯有特殊兴趣，为了获得他的信息，甚至派情报人员去偷听德国战俘谈话。已经被俘的德国高级将领说保卢斯精神已经垮了，或是被参谋长施密特所监视控制。可是下级德国官兵却依然很尊敬保卢斯，说他不会像其他将军那样坐飞机逃跑。抓住保卢斯，无疑可以让整个第6集团军投降。于是一小群苏联士兵悄悄穿过废墟和广场，逐渐逼近了百货公司。
保卢斯的确已经濒于崩溃，他还得了痢疾。1月29日这一天，保卢斯给希特勒发去了一封电报，内容不是求援（因为已经毫无希望），而是祝贺希特勒担任元首十周年。希特勒希望他继续抵抗，直到成为第三帝国的烈士。他告诉作战局长约德尔：“在德军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陆军元帅是被生俘的。”然后他宣布授予保卢斯陆军元帅军衔和权杖。1月30日，德国新闻社奉命播发保卢斯、魏克斯、克莱斯特荣升元帅的消息。
第6集团军收到保卢斯晋升为元帅的电文，众人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参谋长施密特让一名军官把“喜讯”告诉保卢斯，顺便询问是否投降。保卢斯答非所问，说自己反对自杀。
1月31日凌晨5时，施密特让一名翻译举着白旗走出了地下室，找到一辆停在胡同口的苏联坦克，请求与苏联高级军官联系。6时15分，第6集团军的电台发出了最后讯息：“苏联人已经到了地下室的门口，我们正在捣毁……（密码本）。”信号至此中断。
8时，一批苏联军官走进潮湿、黑暗，靠蜡烛和煤油灯照明的地下室里，与施密特等7名德国军官谈判。苏军的第一批正式谈判代表是第64集团军作战处长鲁金上校等人。保卢斯一直躲着不见人，由人事助理亚当传话。苏联人问保卢斯身在何处？施密特回答说司令官待在一间单独的房间里，已经无法指挥整个集团军了，不过集团军南部集群可以立刻投降。
9时，集团军司令部派人四处传达投降的命令。苏军代表要求集团军命令北部集群的德军也缴械投降，施密特则坦言他们已经失去了对北部集群的指挥。苏方代表要求保卢斯出来见人，施密特跑去请示保卢斯，得到的答复是等20分钟。然而20分钟过去了，保卢斯仍没有出来，大家都担心他会自杀，于是苏联人撞开了保卢斯的房门。
此时，德国陆军元帅面容憔悴且胡子拉碴，却穿着整齐的大将制服，还戴着大棉帽，见到苏联人又赶快换成大盖帽。他用蹩脚的俄语说：“德国陆军元帅保卢斯，向红军投降。”然后走出了房间。苏联人随即将他送到了第64集团军司令部。
苏联摄影机拍下了这一幕：由于门框低矮，保卢斯只能弯腰入内。走进房间后，他们突然向第64集团军司令员舒米洛夫行了一个纳粹礼，高呼“希特勒万岁”。舒米洛夫当然不吃这套，要求行普通军礼，又命令保卢斯提供身份证明。保卢斯坐了下来，神经质地环顾张望，说话时情绪激动。
舒米洛夫也有些紧张，他称保卢斯为“大将先生”，并用雪茄和浓茶招待他。保卢斯则纠正他说自己是元帅，只是还没有拿到制服和权杖。
保卢斯投降后，整个德军也很快瓦解。苏军广播了大批德国将军投降被俘的消息。2月1日凌晨3时30分，希特勒获悉保卢斯、11名德国将军和几名罗马尼亚将军已经被俘，整个第6集团军司令部都投降了。希特勒立刻下令查询可否收回对保卢斯的元帅任命，却知道消息已经发表，不可能收回了。
斯大林格勒战役最后一战发生在2月1日晨8时30分。施特雷克尔指挥的北部集群在城内拖拉机厂进行着最后的抵抗。2月2日8时40分，施特雷克尔给曼施坦因发去了最后一封电报：“第11军及其所辖6个师已尽到职责，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德国万岁！——施特雷克尔。”电报虽然写得很悲壮，却并非事实。因为发这封电报的施特雷克尔大将正率领最后残存的德军投降。
1943年2月2日下午2点46分，一架德国侦察机在斯大林格勒城市高空发回电报：“已无战斗迹象。”据苏联战后统计，他们在斯大林格勒收埋了147200具敌军尸体，俘虏敌军数字为10.78万人（9.1万人在最后阶段投降，此前还俘虏16800人），包括24名将军和4000名军官。被俘的德军和军官恰好和魏玛共和国时的帝国防卫军数量相当。
缴获的武器装备包括5762门火炮、3000门迫击炮、12701挺机枪，156987支步枪、1万多冲锋枪，飞机744架，坦克1666辆，装甲车261辆，80438辆汽车，10679辆摩托车，240台拖拉机，牵引车571辆，装甲列车3辆，机车58台，车皮1403节，电台696部，电话机933部，各类仓库337个，大车13787辆。
缴获清单里没有军马和牲畜。据苏军第214师报告，他们只俘获了一匹军马，事后知道是第76步兵师师长罗登贝格的坐骑。
保卢斯最初和两名副官关押在一个房间里，面对美国记者的采访，保卢斯只说了一句话：“我是保卢斯，今年53岁。”其他被俘的24名将军则被集体关在一个低矮的屋子里，狭窄的空间甚至都无法伸直腿。不过条件很快就有了改善，这些高级将领被送到莫斯科以东的一座修道院，每个将军都拥有了自己的房间。
其他被俘的军官和士兵就没那么幸运了。苏联人开始的确制定了战俘口粮标准：360克干面包、75克麦麸（汤料）、100克粥料、100克腌青鱼、10克糖、2克茶代用品、10克盐。
标准不低可无法执行，因为苏联人手上也没有粮食，即使有也不愿意给德国人。此前提到就连第62集团军这样的部队，每天也只能得到很少的食品供应。1942年的大饥荒以及丧失大量产粮区，都让苏联人遭遇了严重的粮食供给困难。隶属于德军第14装甲师的一名战俘在日记里写道：“每十个人一天能领到一条黑面包，还有饮用水，一点盐和豆米做成的汤。”
苏联人给不了足够面包，也提供不了住所。斯大林格勒城及其周边几乎被荡平，没什么现成房屋可用。苏军前线部队也没空理睬安置俘虏的指示，只仓促搭了些土墙。包括大量伤员在内的德国战俘就困在土墙内潮湿冰冷的土地上，经受着难耐的严寒。
可怜的伙食和恶劣住宿条件使体力早就衰竭的德国士兵很快大量感染春季伤寒而死亡。苏联派来的医生和药品完全不够用，有16个苏联医生自己也被传染身亡。战俘的死亡速度更是惊人，2月22日登记在案的91545名战俘（德国人86570人），押解过程中打死掉队战俘，劫夺物品之类的事情时有发生，到3月8日只剩56175人。斯大林格勒德军战俘到底有多少死亡很难估计。冷战时代的西德则在1958年宣称，全部9万多俘虏生还的有7000人。
斯大林格勒战役被俘的德军命运无疑是悲惨的，苏联百姓都痛恨德国人，他们毁了这座城市。苏联人看到德国战俘就会扔石块，或者冲他们吐口水。待遇要好得多的意大利战俘也会找机会洗劫德国人身上的财物。
不过在整个苏德战争期间，德国战俘的死亡率远低于苏联战俘则是一个公认事实。按照俄罗斯发表的数字，在370万德国战俘中（包括战后投降人员），死亡了46万（含押解过程中的死亡人员）、死亡率12%。而德国最新确认的数字也估计，在全部308万被关押的德国战俘中（不包括押解中死亡和就地释放者），死亡者为363343人，死亡率为11.8%。
比较之下，按照俄罗斯发表的数字，在全部456万苏军被俘军人和预备役人员中，存活者只有200万，其余250多万全部死亡，死亡率为55%。按照德国方面的数字（525万～575万人被俘），死亡率则为62%～65%。
对苏联人来说，被俘的德国将军都是珍贵宝物，具有很大利用价值。经过内务部门的大量工作后，1943年7月成立了“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9月又在莫斯科郊区召集被俘军官代表成立了德国军官联合会。第51军军长库尔茨巴赫摇身一变成了联合会主席。他签署传单、上电台讲话，甚至跑到战场喊话，工作繁忙而积极。
地位最高的保卢斯却很矜持。1944年7月20日希特勒遇刺事件发生后，他也终于同意和苏联人合作，加入军官联合会，并于当年8月8日在宣传文告上签名，还上电台讲话。1944年10月26日，保卢斯签署了《告德国同胞书》，宣称被俘德军都获得了“人道和礼貌的待遇”，全体德国人民和士兵应当“同希特勒决裂并且结束战争”。
保卢斯的转向令希特勒大为震怒，下令逮捕了保卢斯的儿子（保卢斯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加入国防军，其中一个儿子已经于1944年初在意大利安齐奥战役期间阵亡）。逼迫他的罗马尼亚妻子与丈夫断绝关系，遭到拒绝后就把她投入集中营。
1946年2月11日，保卢斯穿一身蓝色西装出乎意料地出现在纽伦堡法庭上，承认了为希特勒服务的罪行。纳粹战犯和他的国防军老同事们对此大加诅咒。这算是保卢斯为苏联的最大一次效劳。据说他被允许在黑海度假，对外宣布的身份却是所谓“德国反法西斯战士”。
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身处苏联的保卢斯饱受着思乡之情的折磨。1952年2月29日，苏联内务部长向斯大林报告，保卢斯在2月25日夜间一度昏厥。这位德国陆军元帅已经有些神经错乱。内务部长建议，可以考虑把保卢斯放回东德，斯大林同意了。不过在所有公文程序完成后，斯大林已经离开人世，释放保卢斯的事情只能暂停。
1953年11月，度过10年战俘生活的保卢斯终于被释放。他定居于东德的德累斯顿，晚年还算安逸，与儿子重逢。他当上了东德军警顾问，还开过很多次报告会，主题自然离不开那场战争。1957年2月1日，长期患病的保卢斯去世。他的遗体被运往西德，葬于1947年死在巴登巴登的妻子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