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丁宝桢》这出戏里，御史觉得斩杀安德海那场戏堪称全剧高潮。在刑场上，丁宝桢内心极为纠结。他铁了心要将安德海正法，可又眼巴巴盼着皇上的圣旨快点到来。
终于等到了圣旨，同治皇帝下旨要将安德海就地处决。与此同时，恩承带着慈禧太后的懿旨匆匆赶到刑场。丁宝桢毫不迟疑，没等恩承宣读懿旨，直接下令斩杀安德海，还把尸体暴露在外三天。
这段剧情乍一看特别带劲，让人感觉十分畅快。然而，只要稍微多花点心思琢磨琢磨，就会发现其中存在不少不符合常理的地方。
【问题一：慈禧太后能否给丁宝桢下达懿旨？】
在大众印象里，慈禧太后霸道无比，向官员大臣下发懿旨仿佛是极为平常之事。可要是你真这么觉得，那可就犯了大错。她的行事并非如此简单刻板，不能仅凭固有印象去判定。
懿旨乃皇太后或皇后书面发布的指令。明代以前，尤其在汉代，太后有权干预朝政。当皇帝年幼无法亲政时，懿旨能直接传达至各部门，其效力近乎圣旨，在朝政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清朝顺治帝入关之后，便立下“后宫不得干政”的规矩。这意味着，无论是皇太后，还是皇后，均不能以公开的方式来对国家政务进行管理，严格限制后宫参与朝政。
孝庄文皇后堪称杰出女政治家，她默默助力顺治、康熙两位皇帝治理天下。不同于某些直接掌权的人物，她始终隐身幕后，未曾以公开姿态插手朝廷政务，却在无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太后懿旨确实是实际存在的。不过依照清代的规定，皇太后和皇后所发的懿旨，一般只涉及私人事务。像给年幼皇子或者王公选定婚配对象，降低自身生活的规格，还有整顿后宫秩序等方面。
在清代，皇帝对后妃与朝臣的往来管控极严。除了遇到特别重大的场合，皇太后和皇后都没有机会与朝臣碰面，这种规定极大程度地限制了后妃和朝臣之间的联系。
和孝庄太后的情况有别，咸丰帝去世后，两宫太后携手恭亲王奕䜣搞了辛酉政变，夺取了最高权力。回到京城没多长时间，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与亲王参与议政的全新政治模式便正式确立了。
垂帘听政这事儿，其实并不符合大清的礼制。通常新皇年幼时，会采用亲王摄政，像顺治时期；或者大臣辅政，如康熙那时的办法。正因如此，当时反对垂帘听政的人可不少。
同治初期，恭亲王奕䜣手握国家大权。各方提出的条陈建议，先得奕䜣认可，之后再呈递给两宫太后过目，最终以同治帝的名义发布谕旨，让这些建议成为正式指令。
同治四年，慈禧把奕䜣的议政王头衔给废了，打这以后，两宫太后就成了国家真正的最高决策人。不过得留意，在这个阶段，慈禧的威望可比不上慈安呢。
咸丰帝临终之际，为避免肃顺等八大臣独揽大权，特意颁布了“御赏”与“同道堂”两方印章。其中，“御赏”章赐予皇后慈安，“同道堂”章本应给同治。但因同治年纪尚小，这枚“同道堂”印便由懿贵妃，也就是后来的慈禧代为保管。
此后，朝廷下达书面指令，需加盖“御赏”与“同道堂”两方印方可生效。这意味着，慈禧太后没办法以个人名义发布谕旨，即便发了，在法律层面也不会被认可。
按照正常流程，需两宫太后拟定旨意，各自盖上印章，之后以年幼的同治皇帝之名发布，如此这般，旨意才具备法律效力。
同治八年，丁宝桢把安德海给斩了。那时慈禧太后权势还没到巅峰呢。史料记载，安德海离京时，慈禧卧病没法处理政务，慈安和奕䜣瞅准这机会，跟丁宝桢联手将安德海除掉。等慈禧回过神，事已成定局，也就没再找丁宝桢麻烦。
【问题二：如果丁宝桢同时接到圣旨和懿旨又该如何呢？】
这个问题从根源上就站不住脚，此前已经讲过，慈禧既没能力也没权力向大臣官员颁布懿旨。不过电视剧如此演绎，御史便顺势借题发挥，扯了些别的内容。
剧中，“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是丁宝桢的口头禅，这也体现出他的为官准则。在晚清官场那复杂的环境里，丁宝桢坚守自我、独善其身，和周围的官场同僚相比，显得有些“不合群”。
丁宝桢出自翰林，且在地方任职多年，人情世故自然不在话下。他心里明白，一旦恩承在众人面前把慈禧的懿旨宣出来，那事情可就麻烦大了，局面肯定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事情其实不复杂，同治帝要把安德海杀了，慈禧却想放他一马。甭管是皇上还是太后，一个小小的山东巡抚哪敢得罪呀。于是丁宝桢争分夺秒，赶在恩承宣旨前，果断下令将安德海处决。
乍一看，丁宝桢好像故意和慈禧对着干，实则并非如此。他这么做，实则是为维护朝廷。当时刑场围满百姓，若圣旨和懿旨相悖，朝廷公信力必然受损，难以服众。况且安德海罪该处死，慈禧一道懿旨就让他免死，也会让慈禧面上无光。
换个角度讲，只要丁宝桢稍有迟疑，等恩承宣出懿旨，安德海铁定杀不了。要明白，当时大清真正掌权的是慈禧太后，同治帝还没亲政，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傀儡罢了。
丁宝桢当时别无他法，只好先把安德海关押起来。随后，他赶忙写好奏章上报朝廷，请求上面定夺，接着便开始静候最后的指令了。
对于丁宝桢斩杀安德海这件事，得辩证看待。实际上，丁宝桢就像一颗被摆弄的棋子，背后真正较劲儿的是恭亲王奕䜣和慈禧太后。他不过是在最高层的政治斗争里，赶上了好时机，才因此声名远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