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种观点有误。科举那会儿，举人和进士之间的差距，远没咱们设想的那么大。咱先不聊别的，就从乡试录取率这方面来仔细算算账，瞧瞧举人究竟有多大的价值与分量。
【一是估算出清代有多少读书人能考中生员】
由于史料不足，御史未能查到确切数字，不过可从其他角度论证。生员录取名额与各县考棚号舍数量就很关键，它们是判断相关情况极为重要的参考依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所需了解的状况。
清代时，不同省份人口数量有别，文化教育水平也参差不齐，这就导致各省读书人的数量差异显著。举个极端例子，乾隆年间，江苏省有3200多万人口，而贵州仅567万，两省经济文化差距大，江苏的读书人数量可能是贵州的十几甚至几十倍。
在清代，安徽在人口、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处于中上等水平。接下来，咱就以御史的老家徽州府当作例子，来做个大致的估算。
科举首一级考试叫童试，它细分成县试、府试、院试这三个阶段。徽州府的附郭之地是歙县，在太平天国那场战乱以前，歙县就已经设有固定的考棚，供考生们参加童试。
依据毛晓阳先生《清代贡院史》所述，乾隆年间，歙县考棚的东西两廊各有上下两座号舍。这些号舍按照乡里顺序编排字号，总共能够容纳一千三百多人就座。
各县考棚号舍的数量，是依据历届考生数量来确定的，因而有较高参考价值。据此推算，乾隆时期歙县参与县试的学生约有1300多人。
1300多名考生，算多还是算少呢？这得看歙县当时的总人口情况。据县志，道光时歙县有61万人口，那时全国共4亿人；乾隆时全国3亿人，歙县人口估计不少于50万。如此算来，差不多每400人里就有一个考生（不包含非读书人）。
1300 多名考生最后能有多少被录为生员？有确切记载，康熙九年定制，大州县录 15 名，中州县录 12 名。歙县是大县，录取生员的“学额”为 15 人。经计算，秀才录取比率仅 1.1%，也就是 1000 个考生里只有 11 人能中。
2024年，歙县参加高考的学生有2187人，其中200多名考生成功考入211、985高校。由此可以推断，科举时代所谓的生员，放到现在至少也得是能考上清北或者华东五校的水平。
毋庸置疑，徽州地区向来人文鼎盛，科举竞争异常激烈。要是在偏远地带，生员的录取概率会有所提升，就算这样，能考上的也起码相当于如今中流985高校的水平。
【二是举人的录取比率】
和生员相比，举人录取比例更好算。梁启超曾谈及科举难度，他说：“一个地方聚集千把几百个童生，从中选拔十几个为生员；一省聚集上万的生员，再选拔出百来个为举人。”
一直以来，安徽乡试的处境都挺尴尬。自康熙年间江南分省后，安徽省城安庆府都没建乡试贡院，以至于全省考生都得跑到江苏省城江宁去参加乡试。
安徽省每科有多少生员参加乡试呢？这也能从江南贡院的号舍数量来推算。江南贡院在清代规模首屈一指，号舍多达26040间。由此能判断，江苏和安徽两省参加乡试的考生数量大致就是这个数。
26000多位考生最后能有多少人考上举人呢？和生员的学额情况一样，乡试里各省都有固定的“中额”。乡试的中额在顺治、康熙时期变动过几回，到乾隆九年就成了固定的制度。
下面给大家呈现乾隆九年颁布的各省乡试录取名额数据：
顺天地区有213个名额，江南地区共114个（其中江苏69个、安徽45个），浙江94个，江西同样94个，湖广地区93个（湖北48个、湖南45个），福建85个，广东72个，河南71个，山东69个，陕西61个，山西和四川各60个，云南54个，广西45个，贵州40个。
相较于安徽，江苏的考生与录取人数更多。依据录取比率（安徽约占40%）推测，安徽考生大概有10000人。明确了具体的考生数量与录取人数，举人录取比例也就明晰了，是千分之四点五，意味着222个生员里仅有一人能中举人。
其他省份的情况同样能算出结果。就拿云南省来说，贡院里的号舍有4865间，录取人数是54人，这么一对比，云南的录取率为1.1%；广西有5500多间号舍，录取45人，录取率达千分之八。
云南和广西在乡试里已是录取率最高的两个省份，可总体上举人录取依旧艰难，堪称百里挑一。而且清代冒籍之风盛行，部分江浙考生混入其中。如此算来，云南、广西本地举人的实际录取率，和内地省份相差并不大。
据非精确统计，清代总计产生约2.7万名进士、15.7万名举人。到了晚清，全国生员的数量更是急剧增长，已突破三百万之多。这庞大的数字反映出当时科举人才储备的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