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毛主席在中南海礼堂举行庆祝长征胜利20周年茶话会，邀请了众多老同志回顾苦难与荣光的往昔。在谈笑风生中毛主席忽然提及一位关键人物，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陷入沉思：那位在紧要关头送来字典、里面密藏着军事情报的英雄，究竟是谁？他如何用智慧与勇气影响了红军的命运？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项与年1894年出生于福建连城县朋口乡。在24岁那年，他接触到了革命思想，这种思想是由他在南京担任法官的堂兄项廷爵传递给他的。

1925年的秋天，项与年在浙江的右甲小学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国共两党合作密切，彭泽民，国民党海外部部长，注意到了项与年精通多种方言，包括福建话、广东话和客家话，并且对他的胆识与活动能力极为赞赏。因此，彭泽民派遣项与年前往南洋，领导当地工人运动，传播革命理念，并为北伐战争募集资金。

1926年，项与年抵达印尼婆罗洲的三马林达市，这里当时还是荷兰的殖民地。他开朗的性格和豪爽的个性使他在侨胞中广受欢迎，迅速取得信任。他不仅在当地建立了五个党支部，还吸引了众多新党员加入。

到了1927年的劳动节，项与年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华侨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对华侨的压迫，并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对抗殖民统治。游行虽然遭到了当地军警的镇压，项与年也因此被捕。在广大华侨社群和中国大使馆的多方努力下，他在五个月后被释放，并被驱逐出境。

返回国内后，项与年发现共产党已被迫转入地下，他迅速与上海的党组织取得联系，随后被分配到中央特科三科，即保卫科工作。这个由周恩来亲自领导的情报机关主要负责保护党中央、锄奸和惩处叛徒。在特科，项与年的能力得以充分展现，他参与了多项重要行动，迅速成为该科的骨干力量。

1929年8月24日的一个转折点，中央军委秘书白鑫背叛，导致彭湃等共产党负责人被捕。由于周恩来未能参加当天的会议，幸免于难。项与年和他的同事接到了解救彭湃等人的任务。8月28日，他们企图在警察局外劫持囚车解救彭湃，但由于武器故障未能成功。两天后，彭湃与其他三位领导在上海龙华被秘密处决。

这一事件激怒了周恩来，他下令务必消灭叛徒白鑫。项与年与同志们开始密切监视白鑫的行动，但由于白鑫受到国民党的严密保护，寻找行动机会极其困难。直到1929年11月11日深夜，白鑫在众多保镖簇拥下离开藏身的范公馆，准备前往南京。项与年和同志们伏击于暗处，一辆轿车迅速接近，项与年从车上猛然跳下，在白鑫即将上车的瞬间，准确无误地开了三枪，随后迅速撤离现场。这次行动标志着项与年在革命中的英勇与果断。

在1934年的寒冷十月，经历了四次未果的围剿尝试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决定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他坐着飞机直达庐山，召开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军事战略会议，誓要一举消灭红军。

在江西第四保安司令部，已经化名梁明德的项与年担任秘书，其直接上级莫雄则因对国民党的做法深感不满而暗中支持共产党的事业，他对项与年的真实身份了如指掌。

此次会议蒋介石集结了国民党内的重量级人物，包括莫雄在内的两百多人齐聚一堂，商讨第五次针对红军的围剿策略。蒋介石此次准备倾其全力，计划调集高达一百五十万人马，从江西为核心向外扩散，构建一个密不透风的军事包围网，目的是将红军一网打尽。

这个名为“铁通计划”的策略一旦实施，将对红军构成致命威胁。莫雄听闻这一计划后，心中惊慌不已，但他表面上保持镇定，会议结束后，他迅速将所有相关的战略文件，包括《剿匪手册》和《铁桶围剿计划》带回，立即与项与年密谋。

项与年深知情报的重要性，他们决定使用四角号码字典编码这些关键情报，随后将其秘密传递出去，以便红军建立逃脱围剿的战略。

莫雄在告别前重申了任务的严峻性：“这件事关乎生死，关乎革命的未来，务必要安全传递信息。”项与年誓言即使牺牲生命也必须完成任务。为了避免引起注意，莫雄借口外出，为项与年的秘密出行提供了掩护。项与年首先伪装成教书先生，以不引起怀疑的装束踏上了危险的旅程。

随着接近苏区，国民党的检查站越来越多，项与年意识到他的行动需要更为隐秘。他放弃了乘坐交通工具，选择步行，并避开主要道路，夜行避日，白天则寻找掩体休息。

旅途艰苦，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项与年靠野果和山泉维生，身体日渐消瘦，疲惫不堪。在经过严密的盘查和层层关卡后，项与年决定采取更为极端的措施，他故意将自己打扮成一个肮脏的乞丐，以此来避免更多的注意。

为了使伪装更为逼真，项与年甚至自行拔掉了四颗前牙，以便更好地扮演这个角色。他的这番精心伪装，让他成功地避开了国民党士兵的仔细检查，因为没人愿意仔细查看一个脏兮兮、衣衫褴褛的乞丐。

经过层层困难与危险，项与年终于抵达目的地，将情报安全交给了红军领导。这些宝贵的情报为红军提供了撤离和转移的宝贵时间，使得蒋介石的铁桶计划彻底失败。

毛主席对此曾有评价：“四角号码情报，功勋卓绝！”

1938年，项与年结束了自己的地下活动，回到延安并开始投身于地方建设，这一新的角色他一直扮演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关于项与年的生活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在其以梁明德的名义深入敌后时，他不得不将家人留在了上海。鉴于即将前往江西的危险性，项与年通过共产党的安排，把就读于海强恕园艺学校的儿子项德崇托付给了在沪的中华职教社的张雪澄照看。

建国前夜，项与年的心头重担是他多年未见的儿子。他向张雪澄询问过儿子的下落，但得知家人后来由地下党组织接走后便音讯全无。

实际上项德崇早在1936年就被党组织引荐到福建长乐参加革命活动。随着形势变化，项德崇遭受国民党迫害后，被转移到广西桂林，不久便因抗战爆发而经香港前往苏北加入了新四军，并改名为项南。

因为父子俩都更换了身份并处于不同地区，两人长时间失联，彼此都不清楚对方的具体情况。项与年在新中国成立后，再次尝试查找儿子的下落，这一次他求助于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曾希圣曾在上海时常访问梁明德的家，亦曾见过项南。

起初曾希圣尝试通过检索各级领导干部的档案寻找梁姓人士，但并未有所发现。后来，这一寻人任务落在了项南自己头上，而项南本人对此并不知情，他还郑重其事地承诺会完成这一任务。

多年后项南回忆起这一段寻找自己的荒诞经历时，仍会会心一笑。在一次偶然的对话中，曾希圣听到项南提及在上海的童年经历，尤其是那位经常带他去看哈哈镜的“胡子叔叔”。这个细节使曾希圣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就是那个“胡子叔叔”。

1950年，在偏远的闽西地区，王村玉听说附近有一个老区慰问团的到来，便怀揣着一丝希望去打探自己丈夫和儿子的消息。由于父子二人都已改名隐藏身份，她的搜寻未果，但幸运的是，慰问团的工作人员记录了她的询问，并将信息输入了他们的登记系统。

就在这份登记册被项南看到后，他在大山深处发现了母亲的线索。通过慰问团提供的信息，他终于把多年未见的母亲接回家中。尽管找到了母亲，项南还需要追寻父亲的下落。他联系到了“职教社”的张雪澄，但遗憾的是，即使是亲如张叔叔也无从知晓其父的具体位置。

不久后张雪澄接到了一封由“职教社”转发的来自东北的信件，虽然署名为梁明德，但那熟悉的笔迹无疑告诉他这是项与年的手书。这份意外的消息让父子间的心灵感应变得触手可及。

张雪澄随即回信，详尽地将项南近况告知了老友。项与年得知后委托曾希圣，他在特科的战友，现为安徽省的高层领导，来帮忙寻找儿子。曾希圣收到请求，竟将寻人任务分配给项南自己，因为项南的新名字未曾与他共享，导致项南在寻找过程中查找了许多同名的梁姓同志，但均未能匹配。

直至一次偶然的谈话中，曾希圣提及梁明德在上海的往事，项南霍然意识到对方描述的竟与自己幼时记忆中的父亲极为相似。终于窗户纸被捅破，项南惊觉眼前的这位“胡子叔叔”即是他童年记忆中的父亲形象。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调整，尽管父子俩仍分隔南北，但他们终于在1953年项南赴北京参加会议时重逢。在随后的十年动荡中，项与年和他的儿子都遭遇了不少挑战。年迈的项与年因重病回到故乡，尽管身体日益衰弱，他仍将所有补发的工资部分用作党费，其余则捐献给家乡用于公路建设。

革命先烈项与年，其一生致力于国家的解放事业，深得人民的敬仰与缅怀。1956年在中南海的庆祝长征胜利20周年的茶话会上，毛主席曾经深情回忆那份关键的“四角号码情报”，他表示这份情报对于红军的生死存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毛主席强调，应当对项与年的杰出贡献予以特别表彰。

应毛主席的指示，当年叶剑英将军代表中央，在北京隆重举行了宴会，以表彰项与年的非凡功勋。项与年受到了高度赞誉，并在宴会上讲述了他勇敢传递情报的惊险经历，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为之动容。

由于长年累月的艰苦奋斗，项与年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1978年，这位革命老兵在医院安详地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享年84岁。为了纪念这位英雄的一生，中国共产党龙岩地委组织了盛大的追悼会，向全国展示了他的光辉历程。

在项与年的葬礼上，习仲勋同志特地撰写了悼词，称赞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楷模，这位老战士的故事也因此被更多的国人所熟知。项与年生前虽然功勋卓著，却始终保持着谦逊低调的作风。他的子女也继承了这种高尚品质，默默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贡献着力量，从不曝光于媒体之前。

正是有了像项与年这样默默无闻的革命英雄，新中国才得以从血与火的洗礼中崛起，走向繁荣富强。这些无名英雄用自己的奋斗和牺牲，铺就了国家的光明未来。他们坚信，无论多深的黑暗，黎明终将到来，曙光必将照亮前行的道路。这份信念，成为了每一个共产党员心中永不磨灭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