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君固/文
由定阜大街往东过了龙头井，细心人不难发现一个胡同的名牌；恭王府夹道。在古老高大的围墙里边矗立起了新的楼房，朱红大门旁挂的牌子是：北京艺术学院。这就是清朝时期的恭亲王府。
恭王府也叫公主府。它的特征是在大门上装有凤凰雕饰，而一般王府是饰以龙的。乾隆皇帝在位时，他最宠爱和珅，便把自己的女儿下嫁给和珅的儿子，赏赐了这所宅第，所以称为公主府。乾隆死后和珅全家被抄，公主去世，这座府第也就被收回了。后来道光皇帝分封皇子，皇六子——我的曾祖父奕被封为恭亲王，赏了这所公主府。曾祖父去世后，祖父载澂因涉及到义和团事件不能袭爵，由我父亲溥伟以长孙资格承袭王爵，当然也承继了这座王府。
当年西什库教堂是法帝国主义的天主教教堂，它宣传宗教迷信，麻痹中国人民，还专门放高利贷巧取豪夺了许多房产，恭王府是其一，别的王府也有被它收买的。这帮高利贷者用的手段是非常阴险毒辣的。
民国初年，我父亲便离开了北京，住在青岛，以后的经济来源逐渐竭蹶，入不敷出。由我大母亲回到北京，找人绘制了一份恭亲王府的蓝图。据蓝图测得恭王府占地面积130余亩，房屋有1000多间，府后有一座极为精致的花园，有人工湖和假山，并广植树木。便凭蓝图抵押，向西什库天主教堂借用了大洋35000元，教堂的经手人神甫是一个叫包士杰的法国人。那时也许觉得是件便宜事呢，后来泥坑越陷就越深，直到断送了恭王府。
借款的年利是多少我不知道，而教堂所用的毒辣手段是这样的：它是每年年底结帐，到时连本带息开来了清单，当然是无钱可还，那不要紧，它不但不要钱，反而欢迎你再借。原借的是35000元，比如加上500元利息，一共是35500元，它便主动借你4500元，凑上4万元的整数。那时本来是经济困窘，难得的送钱上门，自然是欣然接受了这笔“慷慨”的贷款，至于后果如何，怎么还?这类问题大概没有考虑过。于是到翌年年底结帐的时候，子息便按4万元来计算。还不了没关系，再借几千凑5万的整数吧，又欣然接受了一笔“慷慨”支援，可是教堂的高利贷者便从五万元来求息了。如此年复一年，它比之利滚利所谓“驴打滚”还凶一筹，不仅每年将利为本，而且还假充善人主动借几千，年年凑整数，反正有偌大王府在抵押，它是不怕不还的。这样不数年，再到年终结帐时，就欠债到了20多万元现大洋，这时一下子揭去了“慷慨”面具，露出了狰狞本相，要钱!没有，拿房子来!偌大王府，千余间房屋当然是上好的建筑，就是拆了它卖砖瓦木料也决不止20多万元现洋。但是，府里还住着我的祖母和两位叔父，房产也不能由我父亲一人独自处理，处理的话也得分作三股才合理。于是在老哥仨之间便发生了一场析产的官司，连西什库教堂也在被告之内，它的高利贷手段按法律说也是非法的，不能那么廉价地把王府收为已有。不用说，那时的中国法院对于帝国主义的教堂也没办法，一切还是得由教堂说了算。官司一直拖了三年，还没结果。可在这三年中，利息并没有停止一天，开始打官司时，我们只欠二十四五万元，这时已滚到28万元了。
我父亲一看，觉得这官司再也不能打下去了，只好妥协。负的债是年年本利相生，如同雪球往山下滚，越滚越大，如再打官司三年，即使胜诉也只能将王府双手献出了。我们可以粗略计算一下，当初抵押蓝图借的是35000元，以后每年陆续借几千凑整，最后总计起来我父亲若能够使了西什库教堂14万元，就算是最多最多的估计了----实际上恐怕还使不到这个数字，其余的半数14万元就全是高利了。借一还二，这简直是暴利!够惊人的了。帝国主义教堂的毒辣手段还不止此，请看下面官司的结果。
结果是把恭王府劈成两半，前边的房屋全部给了教堂用来抵债，后花园中的所有房屋留给了我两个叔父，可整个王府所占土地还是归教堂所有，即后花园的房产权归我叔父，地产权归教堂。从这里可以看出教堂手段之毒辣，因为土地不归房产人所有，就无法把房屋卖给别人，要卖就只有卖给教堂，没有人要这样的房屋，而且教堂每年还要收地租大洋300元。每年年底教堂都派人来向我叔父讨所谓地租钱，我叔父是从来未付过的，教堂也不强要，但终归要记在帐上：几年欠地租若干元。
小恭王 溥伟
帝国主义的教堂也相当狡猾，它看出了这封建没落的大家庭是天天往下坡陷，迟早有破产卖房子的一天，土地既掌握在它手中，归终还得卖给它，到那时再一总算地租的帐。事情也是这样发展的，最后，花园还是卖掉了。不过卖时恭王府已改成了辅仁大学，辅仁也是帝国主义的教会学校。大约有近200年历史的恭王府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在华高等学校。
以上就是恭王府的简单历史。我二位叔父卖后花园，大约卖了15万元，这笔钱如何使用的呢?好像一个尾声似的顺便提提。本来的计划也很好，先存入银行，再重新买一些房子，租出去也可以收一笔为数不少的房租。先在鸦儿胡同看了100多间房屋，不如意。以后再看的不是嫌价钱贵，就是房子次，几年也未选中。钱在银行存着虽然有利息，远远抵不上每月的支出，仍像从前一样，这月3000，下5000，随用随支，不消几年便零碎地用光了。至于我父亲抵押王府的钱是早已用光。至此，卖府的银钱，全告终焉。
以下再介绍一下恭王府典卖前的概况：
佐领处 有20余人，管理领取、发放钱粮等事。那时由禄米仓（现在东城区）每季度领粮米700余担，每担约一百五六十斤。发放甲银，即佣人的工资，那时最多的不超过5两银子。
随事处 约有10余人，全是青年，20余岁。王爷每逢出门，无论上哪儿去，他们都跟从去。王爷回府，或不出门时，他们无其他工作。
管事处 有10余人，除管理府内一般日常杂事以外，每逢王爷出门，他们都穿上官服，在阿思门（阿思门为满语，即大门）排班跪送。王爷回府时站在大门外排班迎接，但不下跪，当王爷骑马或乘轿至大门时要齐声高喊一句：“爷回来了!”
外帐房 有10余人，管理对外开支。
内帐房 也用10余人，管理内围开支。
此外有档案房、回事处、煤炭房、内茶房、大厨房、书房、后花园、马圈等等，顾名思义便可知道所司职务。还用有太监30余人，为首的叫首领太监。
庄园处 管理王府的地产，每年下去收地租，这是王府的主要经济来源。以前王府每年收租多少我不知道，在光绪末宣统初，每年收入的地租大约是12万元现洋。本来地租按银两计算，使用银元后，便两种全收，1元现洋元按7钱2分银子合折。恭王府占有的土地大约有7000多顷，分布在直隶省100余县州内；在关外还有四个大庄头，每个庄头不下千顷土地，一共可能有近万顷土地。
溥心畬
这些土地也不是在始封恭亲王时一次由皇帝赏赐的，是逐年添的。这些事也不必由王爷亲自操心，有管事的会时刻注意着去收买土地。当然在这一买卖中有佣钱可图，而以后凡是经某管事手收买土地，便由他下去收租，所谓“沾手三分肥”。收买土地也不必去乡下，在乡下小宗土地买卖十亩八亩的也根本不在话下，主要是在北京。卖地的情况也是多种多样：有的京官告老还乡，如家在江南，便把土地卖了，到家乡再去买；有的急需用款，或为运动官职，或为弥缝处分等而卖地；再有的是某某官员死后，抛下寡母孤儿，所谓“人在势在人情在”，人既死了，尽管有土地而下去收租时得不到地方官的支持，便很难顺利完成，土地反而成了累赘，也就不如卖了它在北京置些房产。当然其他原因卖地的还有很多，而这些庄园处管事的除了收租以外，也别无他事可作，便寻找一些收买土地的机会，既有利可图，又能在主人面前讨好，何乐而不为之呢?就这样每年都能添不少地产，渐积至近万顷之多。
关于每年收租的情况是，在八月节后，便下去到各州县，每次下去约100多人，到十月底便陆续回京缴纳租银，到年底结帐，算是当年地租全部收齐。收租的100余人，除了庄园处20来人以外，内帐房、外帐房、管事处、回事处等都抽人下去，还有书房、后花园等处的人，本是伺候王爷的，这时也得下去一次，不过三五天就回来，总算是参与了收租事宜，将来有好处自然也得分上一份。收租人下去时先到县里，照例是先给县太爷送一份四色礼物，再来往应酬一番，如此而已，无需乎什么特别拉拢。因为县太爷在县里是所谓“父母官”、二皇帝，可是和王府的管家比起来，起码也得平起平坐；特别是王爷当时再掌握实权，例如我曾祖父曾做过军机大臣要职，那县太爷对府里管家更巴结不暇，如“请大管家在王爷面前多关言几句，多栽培!”等好话少不得要说上几遍。如果真的某县对王府收租不大力支持而不能收齐租子，管事回京自然要把责任推卸到县官身上，他就有些吃不消了。前面说过，有些京官人亡势败，因收租困难而卖地的，也就是这个原因。
管事的到县例行公事来往以后，所得到的大力支援是由县里派两名衙役随同下乡收租，俗语说“现官不如现管”，有这两名如狼似豺的衙役，当然收租工作不难完成；如果衙役再不灵
通的时候，还可以由县官把不交租佃户传到县里，或打或罚，限期交款，除了大灾年份便很少收不齐租钱了。
收租人下去收多少便回来上缴多少，这是不可想象的事，他们如何从中下手呢?方法很巧妙，并不是明目张胆地扣，以多报少。那时每年每亩土地根据土地贫沃的不同程度，收租钱是20至50枚铜元不等，而上缴到府里时是按现大洋计算的，1元现洋能兑换铜元100枚到120枚上下，兑换率是时涨时落的，就在这一涨一落中便大有文章可作了。自八月节下去以后，收租人当然也有快有慢，到十月底十一月初便陆续回来，首先到府里帐房交款，但不结帐，都是记上某某人暂交现洋几千元，文章也就是作在这个“暂”字上。由开始回京在府里暂交款到年终结帐时，便专门等铜元落价，比如收租人在兑换时实际是用100枚铜元换的现洋，到结帐时则写上是用120枚铜元换的现洋，那20枚铜元便落入了收租人的腰包。
张作霖
到民国以后，由当局成立了一个“官产清理处”，专门清理旗地，即一些旧王公大官们的领地。有的府里的主人们即旗地所有者，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地，能收多少租银，这些从来就操纵在管事人的手中，便由这些人全权处理了。有的如肃王府据说是到民国以后便把土地都卖给了承租的佃户，卖的很便宜，但由于卖的土地非常多，也卖了相当一笔钱。那时恭王府里的一些管事也很羡慕，私下议论着计算着恭王府如果卖地能得多少钱等等，当然也只是个议论，谁也不敢向王爷去上这个大胆的建议。那时中国处于军阀混战的局面，军阀分割占据个人势力范围，例如张作霖在北京作大元帅时，“官产清理处”自然归入张的势力，可是当张作霖倒台之后，在很短时期内便跑到关外去了（所谓“回奉”），官产清理处也同时收了摊，但在这一时期中所清理的旗地也就全完了，清理处的款项也都卷走了。就这样换了几次军阀头，这些官产也真就“清理”完了。恭王府自然也不例外。
再有到民国以后，管事的下去收租，也不像从前那样能得到县里大力支援，仅凭几个管事的催租讨债。另外，铜元和银元的兑换率也与从前大不相同，这时要用 400 枚铜元才能换1元大洋，而物价却在稳步地“指日高升”。可是主人们好像看不见这些，仍然照从前一样要花钱就向帐房去支。起初款项不够开支时，便在几个经常存款的银行借贷，到秋后收租时再还。本来地租越收越少已不够支出，而收来租子又得先还银行的借款，一年亏空一年，以后再向银行借贷也都无门了。曾有一个姓戴的管事，本是出于对主人的一片好心，曾给我父亲上了一个密帖，大意是劝他节约开支，结果招我父亲大怒，认为一个奴才意敢于预王爷的事情，真是大胆!立刻把戴给辞退了。
关于王府的开支情况，在清末民初年代里，每年地租收到12万元现洋，加上四季领的禄米，物价也低，尽量来花，足敷开支。到了民国以后，就不行了。可以举一个例子，我父亲在青岛的时期（他是在民国3年去的，以后把我祖母也接去了），每月有两三名随事的换班，一切吃喝使用等物品都由北京采买，如鸡鸭鱼肉和咸菜得要老字号的，有天福酱肉，天源咸菜，致美斋的点心等。此外每月开支现款或3000或5000，有时不够用，打电报再由北京汇款。
北京还住着我两位叔父，二叔是常常爱住在京西门头沟的戒台寺，那里倒没有使用现钱的地方，可是每天的吃喝得用驴垛子由城里送去，一天就得几十元的开销；城里还住着我三叔父和祖母等人，年年是入不敷出，以后没办法，把地租收入分作两份，北京一份，青岛一份，同时也把管事的分作两拨，好管理地租收入事项，他们也就各为其主了。
皇帝的基叫陵寝，王公的叫园寝，这是封建的等级制度。恭王府的园寝有三处。
恭王府格局
翠华山园寝，简称北山园寝，坐落在京北北山，去小汤山北10余里，今属昌平县。园寝外围有三个村庄：麻峪、秦城、乡堂。园寝占地面积连北面翠华山坡带平川地约有 20多项，规模最大。南边是大门、牌坊，过去是神桥和甬路，往里是碑楼、享殿、寝殿，东西有两排朝房，最北边靠山坡是宝顶所在。宝顶或叫大券，就是坟头。在地下是石头筑成的地下室，棺材就停放在这里。这里葬的是我曾祖父恭忠亲王奕诉，另外有小券四，是福晋的坟。东边有阳宅共60 余间，专备上坟时来住的。祭祀是每年有四大祭：清明、七月十五日、冬至、岁末，如果主人不去时，就派管事的代祭，每次都去10余人，祭礼有整猪整羊和一般供品。园寝内有常住的25户看坟，每户给土地20多亩，其中有两户是庄头户，各给30多亩。园寝内广植松柏等树木，靠北山一带种的有柿子、黑枣和胡桃等果树。
南庄园寝，葬的是我大祖父载激，规模较小，仅及翠华山的一半，占地不超过10顷，有碑楼、享殿等，阳宅有两所四合院20余间房屋，看坟的也仅有八户。南庄就在翠华山南边10余里，两座园寝是遥遥相望的。
西峰岭园寝，在门头沟南，葬的是我祖父载滢，这里仅修了宝顶和阳宅，其他都未修。园寝蓝图现在我家保存，其规模略和南庄仿佛。
以上三处园寝到民国时代，都被公开地盗墓。盗墓的是地方上的所谓杂牌小军阀，也可叫官匪，聚众二三百武装人员，带着石匠、泥瓦匠等，打开“宝顶”搜掠一空。有看坟的，但哪里敢管呢。
园寝的土地、树木等是在卖了府以后，到日军侵占北平时期就逐渐被卖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