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垣/文
1926年，从广东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到达湖南后，以主力（第一、第三、第六、第七军）转向江西东进，当年9月前后，在沿南浔铁路及南昌以南的万寿官附近一带，与军阀孙传芳的军队猛烈激战。
当时，革命军留守后方两广的兵力不多，可说是相当空虚。而广东东江各地，尚潜伏的一些陈炯明的残部，蠢欲动；同时，云南军阀唐继尧新从法国买到一批军械，亦声言要出兵广西，扰我后方。
此时，南京的孙传芳、北京的张作霖都去拉拢唐继尧，要他出兵两广，牵制北伐军（我去云南时，曾在胡若愚家里碰见一个四川人姓胡的张作霖代表）。
革命军方面，除了了解上述情况外，还风闻唐继尧将要把所购新枪另成立亲信的军队，因此与其原来部下将领颇多矛盾。因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是云南人，而第三军又是由滇军改编的，与云南有乡土关系，所以总司令部命朱军长派人去云南做工作，为釜底抽薪之计，阻止唐继尧扰粤。那时，我在第三军当参谋，因我与唐手下军长胡若愚有旧，被派带着朱军长的私人信，经香港、越南秘密进入云南，去见胡若愚，晓以大义，劝他革命。
记得朱军长的信大意指出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罪恶，革命胜利的展望，希望胡本过去革命热情，发扬滇军从辛亥革命以至护国护法的光荣历史，奋起改变云南政局，协力全国的革命。还说对外若有需弟之处，当尽力以赴云云。
我从广州出发时，南昌尚未打下，战事还在激烈进行中。唐继尧对于广东的国民政府方面，防范极严，除在边境河口及滇越铁路沿线各站严密检查外，并在赵南的海防、河内派驻坐探，监视来往的旅客。
我到海防，照例把护照交旅馆去办理签字，旅馆见我所持的是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护照，说：“你这护照进不去。”并且密告我说：“你若有任务，要对楼上姓任姓尹的两个旅客注意，他们是唐继尧派来长住的。”
碰巧这任、尹二人是我旧时同学，反而得到他们的帮忙，写信给河口督办，证明我不是奸细。同时得华侨会馆协助，为我取得人头税币，又凭人头税币取得出口币。这样，才安然进入云南，到达昆明。
抵昆明，我两次深夜去会胡若愚，谈话很多。他对于外边情形，多不了解，在他们看来，国民政府就是共产党，他们是最怕“共产”的。两夜长谈，似乎对他有一点帮助。第二次会见，约我次日去取回信。
翌日上午又去，客堂坐满客人，胡立即把我邀到花园楼上。除胡外，还另有一人。是他的亲戚窦子进。胡交我一封亲笔信，促我赶快离开，说马上要同龙军长（龙云）们上西山去，又说：不久将请子进代表我去看益之（朱培德别号），你先走一步……。
第二天，我就离开昆明，潜回海防。不久，即得到消息，唐继尧已被请下台。可能胡、龙上西山去就是为了这件事。
等到春节前我从广州去到南昌（朱军长在南昌）时，胡若愚的代表窦子进已先我到达那里了。
唐继尧其所以垮台，有种种原因，朱培德的这封信，可能也是促成他垮台的原因之(1964年8月10日)
作者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参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