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能理解金钱对许多人的奴役，而在现代社会，时间其实也正在无形地拘役我们。
生活由漫无止境、条理清晰的deadline构成，一切都在加速，焦虑、倦怠、漂泊感都是我们早已熟悉的心境，某种意义上，我们都处于这庞大而古怪异常的困境之中。如何夺回对生活的主动把握，又如何找回我们的精神家园？
周末来了，绷紧的生活松弛了下来，或许是时候想一想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了。
01.时间的拘役
阿拉伯地区流传的一个故事里曾提到一枚魔戒，它可以给人们提供任何想要的东西，但总要附带一个“但是”。比如，你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安全，却发现自己待在监狱。这是人类困境的典型隐喻。工业文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现代社会里人群的精神疾病，也是有史以来最普遍、最可怕的。
前一阵，有朋友感叹自己的人生是“死线组成的人生”——工作中无数的deadline。不分昼夜地赶、催、逼，这些在旁人眼中或许只是悲喜剧，而对身处其中的人而言，精神是很难不感到焦虑和郁闷的。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消耗人的体力和意志，而在那些处于前沿的所谓“创意产业”中，这种时间的压迫则呈现得尤为明显：每天被分成若干个时段来完成多项任务，而每一项都是top urgent（最紧急）的，现代人的时间是最工业化、最机械化的。
时间的可测量化正是现代文明的前提之一。
在口语中，我们或许还保留着古代描述时间的方式：“一盏茶的工夫”“我会在太阳落山前赶到你那儿”，但在现代化的工作中，时间都是精确计算的。在一个时间无法被量化的社会里，是绝不会出现“材料必须在17:25前送达”这种语句的。这种“赶时间”“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本身就是现代人精神焦虑的最重要来源，因为相比任何一种约束和资源，时间都是最无情的：它永远以同样的速度向前推进，没得商量，除了延后，不可能突然“多”出来。
为抓紧时间而陷入持续的焦虑中，是一种现代现象，因而也是前现代社会的人所无法理解的。戴维·拉姆（David Lamb）在《非洲人》一书中曾谈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白人差几分钟没赶上航班，懊丧之下暴怒不已。一个当地的航空公司职员大惑不解：“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烦恼，三天后不是还有一班吗？”
金钱和时间，是拘役现代人的两大因素。人们很容易注意到被金钱奴役的拜金者，却很少意识到一个量化的时间也会使人丧失自由。
印第安人曾困惑于白人那种对黄金的狂热：“他们老是渴望东西……老是坐立不安……老是追求某种东西……他们简直像疯子……”这种“疯子阶段”，大概是资本积累时期在所难免的。欧洲文明辉煌的19世纪，成年人的工作其实极为繁重。1800年前后，英国工人往往从6岁工作到60岁，每天工作12 — 14小时（每年约4500小时），到1870年，人均年工作时数下降为2984小时，而1990年为1490小时。这两百多年里，年工作时数每年平均递减0.6%。
相比起来，现在人均年工作时数全球排第一的台湾，为2282小时（根据2003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年报”统计）。中国大陆现在每年大致是250个工作日，除了少数人工作繁忙，每天工作12小时外，大多数人的年工作时数不到3000小时。
在这种情形下，经济通常呈现快速繁荣的发展，但单调的生活却抵消了物质上的富裕所带来的幸福感。
日本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形：一个家庭里一周下来，没有一顿全家共进的晚餐。所有的东西都被机械化和量化了，感情和伦理都成为可有可无、无暇顾及的奢侈品，物质的富裕，伴随的竟是精神上的荒芜。在国内的大都市里，这样的情形并不陌生：当老朋友偶尔想聚一聚时，总是凑不齐时间，因为每个人的“档期”都很满，这势必使得感情的沟通更多依赖一些远距离的“隔空交流”——电话、网络或微信。这就出现了那个魔咒：我们得到了想得到的东西，外加一个附带的“但是”。
如加缪所说，机械的人生，只有在其被意识到的那一刻，才成为悲剧——但人们或早或迟总会意识到这一点。
这一反省的最终指向是精神领域，但人们更常见的手段，则是以休假来进行自我调整。假期是与日常生活的决裂，不论是其节奏还是价值观——但最根本的还是希望打破时间的拘役。在都市生活那种机械化的时间中，只有艺术家和穷人才会保持对季节变迁的敏感。
处在休假状态中的人，通常是不愿意精确计算时间的，只有在这种情形下，“一觉睡到自然醒”才成为一种幸福。所谓“工作在纽约、生活在巴黎”则是新近的一个庸俗的调和论调。
休假中两个主宰性的因素都是和日常情况完全对立的，即非时间化和回退到原始状态。在现代社会中遭受压力越大的人，在休假中所表现的这两种倾向越强烈。一个工作狂前同事告诉我，他从一家公司离职前，连续加了三周班，离职后他在家每天沉睡十几个小时，不辨晨昏，根本不愿动脑，17天后再上班时，感觉自己像个植物人，对工作上的事完全回忆不起来了。
这在不同程度上正是人们在假期里所做的：在海滩上晒太阳的游人，往往处于植物性麻木状态，被动地接受甜美的感觉，希望退化，模仿儿童的举动。至于时间，则完全根据自然现象来调节。略感可悲但并不可笑的是，往往这种时候，人们才会重新感受到太阳的升起和落下、月亮和星空之美……摆脱时间的拘役正是领会永恒的前提。
这么说起来，前现代的悲剧通常是第一种，而现代的悲剧更多的是第二种。现代性给人带来的首要的冲击就是其破坏性的速度感。机械动力的交通工具的兴起，虽然不过两百多年的时间（汽车和飞机的发明则只有一百多年），却完全改变了人们的距离感和时间观。对空间约束的克服，使距离丧失了意义，到“地球村”的时代，空间已不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时间，人们“老是觉得时间不够用”。
对于全球化的人来说，他所参与其中的那种文化并不是某一地的文化，它是某一时间的文化，是绝对现在时的文化。这种现代性的特点就是短暂、瞬间，取代了传统的永恒观念。与此同时，时间也被彻底重组和分割了，一天不再是由事件组成，而是由分分秒秒组成。这个过程的完成经历了几代人的时间，到现代，其面目逐渐清晰起来。
这种速度感的改变是一个惊人的转变：19世纪火车刚在美国出现时，人们还觉得它的时速快得令人晕眩，以至于能让人得一些颇不舒服的病症，换作在今天，同样的时速却使人们觉得慢得难以忍受。人们被这种新观念驱使着去忙碌，人们食用快餐和方便面以节约时间，渴望着快速简洁地实现自己的愿望。新一代的人“想要一切，而且马上就要”。很少有人觉察，我们受时间的束缚甚至奴役的程度之深，并不亚于古代人受金钱的束缚。这种极端追求快速、省时的观念毫不奇怪，它改变了人们对生活的看法。
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变得如此急躁和缺乏耐心，期望的是尽快满足欲望，却很少停下来思考满足欲望是为了什么。的确，现代社会的悖论之一，就是一个文化设施完备的文明，却同时是一个憎恨思考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很自然，慢半拍的迟钝并不是一种受欢迎的现代品质。
相反，现代文明是外部文明，对人成功或失败的价值判断主要基于外物，广告和商业都在向你暗示：要尽快拥有，抢占先机。这一点中国人如今也毫不陌生。从晚清民国时起，整个中国社会的一大转变就是由以往的崇尚“让”变为崇尚“争”——不仅是民族或国家层面的竞争，还有个人之间越来越公开的竞争。然而，这种竞争给我们带来幸福了吗？
但最根本的仍是主宰着人们的这种速度感和时间观。所谓“钝感力”只是新瓶装旧酒，内容仍是人们所熟知的从容、忍耐力等品质——这些品质更大程度上是传统的、带有东方哲学“以静制动”“以慢打快”“后发制人”的味道。中国人的人生观本来一直是强调“安忍不动如大地”，要坚忍、沉静、应变。然而现代人的问题是：我们还能静得下心来吗？即使在深夜，人们的脑海里往往仍盘旋着无数事情，无法从容地镇静下来。要对抗现代人的这种轻度狂躁症，首先要做的是不以一时的得失为意。
如上所述，人们的过度敏感和焦虑，根源是一种速度感和时间观。这种高速度的印记使人们过度强调快速、高效，追求短期见效，如果一时没有明显效果，人们就容易沮丧。正是因为我们把时间单位分割成了一个个小小的单位，现代人的不耐烦和情绪波动，才明显高过传统社会中的人们。但幸福常常是慢速度的，米兰·昆德拉在《缓慢》中的这段话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深刻体会：“我要再凝视我那个缓步走向马车的骑士。我要好好参详他步伐的韵律：他愈往前进，步伐愈缓慢。在这缓慢里，我相信自己重新体认出幸福的标记。
说来奇怪，现代人远比古人长寿，可我们却比以往的人更强烈地意识到人生的短暂。因为对古人来说，他只能消磨时间，正如他被时间所消磨掉；而对现代人来说，时间却是具有最重要意义的东西，我们对它的贪婪使我们意识到了它的有限。所谓的欲望正是这样一种东西：你越是贪婪，就越觉得对象有限。当我们把眼光放到一个长时段，想法也许就会完全不同了：一时的得失不再是一件重要的事。
暂时的困境在当时看来似乎难以克服，但如果放在10年的时段内，它就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一个供将来回忆和叙述时的谈资。它甚至不值得我们为它激动或沮丧。
毋宁说，我们提倡的是一种克制过分的外部文明的内心意志力。人人都清楚，只有当我们的内心足以驾驭外物时，它们才能成为我们的财富而非负担——如同武侠小说里经常出现的那个著名比喻：对一个孩子来说， 300斤的大锤是沉重的负担；但对一个大力士来说，却得其所哉，有助其威力的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