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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的失败以及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使北洋政府的政权落入国民军首领冯玉祥和奉系张作霖之手。
1、北京政变后的局势
冯玉祥北京政变后，因直奉战争仍在进行，为尽快结束战争，颜惠庆内阁按冯玉祥的意旨，于10月24日通过决议：
(1)停战；(2)撤销讨逆军总司令部；(3)解除吴佩孚直鲁豫巡阅使及第三师师长职务；(4)任吴佩孚为青海垦务督办。
同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政治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胡景翼、孙岳、黄郛、王芝祥、王承斌及他们属下的高级将领和幕僚，约有20多人。会议决定将参加政变的各部队全部称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大家推举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
会上，冯玉祥提出，孙中山先生是国民革命的领袖，中国只有按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张，才有出路，请大家让孙中山先生北上来主持国家大计。代表们同意冯的建议，于是大家派马伯援到广东迎请孙中山到北京。
会议同时又决定，为使吴佩孚腹背受敌、断绝退路，应将山东督军郑士琦争取过来。郑乃皖系将领，因而有必要请段祺瑞出面维持局势。由于曹锟贿选政府已不能再存在下去，会议还决定由黄郛负责组织摄政内阁，主持国务政务。
同日，颜惠庆内阁提出总辞职。31日，冯玉祥以曹锟名义下令批准颜惠庆辞职，同时任命黄郛组织摄政内阁兼代国务总理。
11月2日，曹锟被迫通电下野，并咨国会参众两院宣告退职，总统印信移交国务院。5日，黄郛宣告摄总统之职。
北苑会议后，为更好地团结北京各界人士，也为了进一步打击曹、吴势力，冯玉祥等向全国发出召开和平会议的通电，提出五项政治主张：
(1)打破雇佣式体制，建设清廉政府；(2)用人以贤能为准，取天下之公材，治天下之公务；(3)对内实行亲民政策，凡有设施，务求民隐；(4)对外讲信修睦，以人道主义为根基，扫除一切攘夺欺诈行为；(5)信赏必罚，财政公开。
26日，冯玉祥迁住北京城，在旃檀寺设立国民军总司令部。
冯玉祥对“弄权专权之徒，甚欲加以惩戒”。财政部长王克敏、公府收支处长李彦青都有重大贪污行为。他们克扣军饷中饱私囊，也曾百般刁难过冯玉祥，冯玉祥下令逮捕王、李二人。王克敏闻风后躲于外国使馆，李彦青则被抓获。李彦青贪赃枉法为社会各界所痛恨，各方面都强烈要求处死李，以大快人心。
冯玉祥顺应民意，于12月15日，下命令给京师警卫司令鹿钟麟处死李彦青，参谋长王书箴具体执行。李被处决的消息轰动了整个北京，国内各大报纸都做了报道，“皆谓天道难违，作恶者终当报应”。
曹锟的四弟曹锐，横征暴敛，不择手段。他自知罪恶深重，难逃处置，吞服鸦片膏畏罪自尽。
2、如何驱逐溥仪？
冯玉祥逼迫曹锟下台后，就将矛头指向住在皇宫里的溥仪。
辛亥革命虽推翻了满清封建统治，但政权却落入袁世凯之手。为逼迫清帝退位，袁世凯搞了个“优待条例”，即清朝灭亡了，但大清皇帝仍可住在皇宫，过着帝王生活。
民国的当权者袁世凯、段祺瑞、徐世昌、黎元洪、曹锟因都是清王室的旧臣宿将，同大清皇帝有一种特殊感情，都没有将溥仪逐出紫禁城。而冯玉祥逐溥仪出宫、废除清帝名号，这在当时确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
在黄郛摄政内阁成立的当天，冯玉祥就同黄谈了驱逐溥仪出宫的想法。于是摄政内阁就连夜开会，讨论并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例”，内容如下：
(1)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权利；(2)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溥仪生活费五十万元，另拨二百万元开办工厂，收容旗籍贫民；(3)清室须履行原优待条例移出宫禁，自由择居，民国仍负保护责任；(4)清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5)清室私产仍归清室享有，公产古物则归国有，由民国政府保管。
冯玉祥驱逐皇帝出宫，遭到前清遗老们的反对，他们谴责冯玉祥“不尽人情”。
帝国主义国家也纷纷给冯玉祥施加压力，英国、日本、荷兰三个保留王室的国家公使向外交总长王正廷提出了反对意见。美国也认为，冯玉祥的这一举动同共产党有关。
但冯玉祥并没有被内外压力所动摇，他将此事委托鹿钟麟全权办理。为避免带来更多麻烦，冯要求鹿钟麟采取迅速行动，造成既成事实。
11月5日，鹿钟麟偕同新任北京警察总监张璧率领部分军队对清宫大小门户予以封锁，不许人们进出，外国人也不例外。鹿、张二人身着戎装，带领手枪队20余人，进入宫中。鹿钟麟见到皇宫内务府大臣绍英，向他宣布了冯玉祥的命令，让溥仪必须在20分钟内离开皇宫。对眼前发生的事情，绍英不知如何是好。
为了进一步给绍英施加压力，鹿说：“现在景山上已经架了大炮，20分钟以后，大炮就会向宫内轰击。”话毕，又掏出两颗手榴弹，往桌子上一扔，吓得绍英面如死灰，魂不附体，马上答应去报告溥仪。但请求鹿给他们宽限一些时间，鹿答应只能延长20分钟。
在国民军进入皇宫时，溥仪正在同“皇后”婉容在储秀宫中聊天。听了绍英的报告，慌作一团。
溥仪急忙派人通知父亲载沣、老师陈宝琛、朱益藩和庄士敦火速进宫。除庄士敦被士兵挡在外面不许进宫外，其他几个进入宫内，参加溥仪召开的“御前会议”。会议上，大臣们也没有好的办法，最后想出一个主意：寻求外国公使团的支持。
于是让陈宝琛、朱益藩到宫外找庄士敦，然后去荷兰公使馆，找到荷兰公使欧登科。欧登科是外交团领袖，他同英国公使、日本公使一起，向外交部提出抗议，反对将溥仪驱逐出宫。
陈、朱二人出宫后，好久不回，封锁皇宫的国民军一阵喧哗，形势紧张。宫门外，鹿钟鳞已备好了五辆汽车。为了保住性命，溥仪、婉容、文绣、绍英等只好收拾细软上了汽车，同鹿钟麟、张璧等离开紫禁城，驶向什刹海醇王府，并派兵留守。出宫前，溥仪把大清朝所有印玺都交给了鹿钟麟，并由鹿交与摄政内阁封存。宫中的太监和宫女500余人也都给资遣回原籍。
随后，国务院下令组成“清室善后委员会”，其职能是清点、登记、整理、保管故宫中保存的历代文物，以防遗失或损坏。该委员会有委员14人，会长李石曾。故宫的警卫由鹿钟麟派兵担任。
11月10日，国务院就逐溥仪出宫发出通电：
慨自晚清逊政，共和告成，五族人民，咸归平等。曩年优待条件之订，原所以酬谢逊清，然今时势所趋，隐患潜伏，对此畸形之现象，竞有不得不量予修正，以卒其德者。诚以北京为政治策源之地，而宫禁又适居都会中心，今名为共和，而首都中心之区不能树立国旗，依然仍用帝号。中外观国之流，廉不引为笑柄。且闻溥仪秉性聪明，平居恒言愿为民国一公民，不愿为禁宫一废帝，盖其感于新世潮流，时戚戚焉以己身之地位为虞。近自财库空虚，支应不继，竭蹶之痛，益伤其心。故当百政刷新之会，得两方同意，以从事于优待条件之修正。自移居后海后，并愿由军警妥密保护。从兹五族一体，阶级尽除，共和基础，固如磐石。而在溥仪方面，既得自由向学之机，复苏作茧自缚之困，异日造就既深，亦得以公民资格，宣勤民国…恐远道传闻，有违事实，特电布闻。敬祈照察。
从此，在北京紫禁城上飘扬了13年的黄龙旗最终消失了。
3、重回政治中心的段祺瑞
北京政变后，黄郛组成了摄政内阁，这个内阁实际上为冯玉祥国民军势力所掌握。冯玉祥想通过黄郛内阁控制北洋政府，进而南联孙中山，北联张作霖。内阁中既有亲国民党人士，也有亲奉势力，所以这个内阁是以冯氏国民军为核心的混合内阁。
为了牢牢掌握北京的局面，防止张作霖到北京抢夺政权，冯玉祥与胡景翼各军相约，军队不在城内居住，并示意摄政内阁作出一项决定：北京城内永不驻军，所有不必要的军事机关都一律裁掉。
张作霖是不会让以冯玉祥为中心的黄郛内阁长期存在下去的。他卧薪尝胆，苦心经营，终于战胜了直系，怎能会把北洋政府的大权拱手让给冯玉祥呢？因为在冯、奉两军进入天津后，在争夺、收编吴佩孚的败兵问题上互不相让，冲突随时都可能发生。
王承斌是参预北京政变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受摄政内阁之托在天津负责收编直军第二十三师，收编后由他任该师师长（王本来就是该师师长，后被吴佩孚解除)。但奉系将领李景林却来收编该师，王吓得逃往租界。李景林和张宗昌收编的直军各达4个混成旅之多。
另外，奉军还沿京津路到达廊坊，沿津浦路进兵德州。同时，孙岳的国民军第三军也占领了保定，局势相当严重。在段祺瑞调解下，冯、奉双方划定了势力范围：奉军的发展方向为津浦路；国民军的发展方向为京汉路。京津路暂以杨村为界。为了解决当前时局，段祺瑞请冯玉祥、张作霖在天津举行会议。
这时，冷落已久的段祺瑞顿时成为收拾北方时局的核心人物。
段祺瑞在直皖战争后，从北洋政府政坛上退了下来，一直息隐天津。但段祺瑞不甘寂寞，一直在暗中活动，反对直系，而且时刻在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在北洋军人中称得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其政治地位仅在袁世凯之下，是北洋系统中的第二号人物。
皖系被直系打败后，他表面上过着寓公生活，钻研佛经，不问政治。但内心却时刻注视着社会政局的变化，希望有朝一日重返政坛。他的住处“段公馆”经常是人来人往，安福系人员、下野政客、失意军人同段保持着密切来往。为对付直系，段深感到仅靠残存的皖系力量是不够的，同反直势力结成同盟是非常必要的。
尽管在直皖战争中，张作霖在皖系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落井下石，使皖系败得更惨，但目前的主要敌人是直系，离开奉系的支持，打败直系谈何容易。
为此，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皖系人物叶恭绰派技术人员为奉军树立电线杆，架设军用电话。段祺瑞还派张敬尧到前线慰问奉军，并提出作战指导。战后，皖、奉之间仍建立了密切联系，原皖系政客梁鸿志担任东三省保安司令部秘书长，原皖系将领吴光新为奉军第六军副军长。
段还促使浙江都督卢永祥与奉系合作。卢永祥也表示，在联合打败直系后，拥护段祺瑞复职。
此外，段还力图同声望很高的孙中山建立联系，组成反直同盟。1921年9、10月间，段派徐树铮到桂林，希望孙中山能和他们一道共同反直。在陈炯明叛变革命时，段祺瑞还致函孙中山予以安慰。
在段祺瑞的影响下，奉张也同孙中山不断往来。奉系人物姜登选、韩麟春、沈鸿烈、杨宇霆、宁武等多次同孙中山接触。孙中山为了打倒首要敌人——直系，也感到有同皖、奉联合的必要。
汪精卫受孙中山的委托，先后两次同张作霖商讨共同反直问题，以致形成了粤、皖、奉三角“反直同盟”。
段祺瑞为提高自己在反直同盟中的地位，拉拢他的学生——山东督军郑士琦，站在倒直一边。此外，还劝说阎锡山起兵反吴。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段派亲信贾德耀带着他的亲笔信，到古北口见到冯玉祥，鼓动冯反直。冯玉祥也希望能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来帮他维持局面。冯玉祥同贾德耀经过商议，决定政变后，由段祺瑞出面维持大局。而在此之前，冯、段已约定将来“孙（中山)主政，段（祺瑞）主军”。
共产党早期理论家蔡和森在评论这次政变及格局时认为，它体现了英美与日本的意图：
“这次政变不仅是英美帝国主义者，见直系内部解体（即吴佩孚不能维持内部的统一）及吴佩孚军事上没有致胜的把握（东交民巷的观战者如此报告），故使冯玉祥出此临崖勒马之计；即日本帝国主义亦用了不少促成政变的诡计，以图借此使奉张直达北京以握中枢的政权。”
4、冯、张两人的默契
在榆关，当直奉两军激烈拼杀的时候，张作霖为集中兵力于山海关一线，避免西线战场冯玉祥部对奉军进行攻击，派马炳南到古北口见冯，希望得到冯的合作。
冯玉祥提出：“我已经和北京方面几位将领接洽过，只要你们的队伍不进关，我们的计划必能顺利进行，推倒曹、吴是不成问题的。”
马炳南表示：“只要推翻了曹、吴，奉方的目的就达到了，决不再进兵关内。”
冯又提出条件：“将来事成之后，拟请孙中山先生来主持大计，这一条你们是不是赞成？”
马回答：“完全不成问题，一切听你的主张，我们没有不赞成的。”
冯最后又强调：“一是请孙中山先生北来，二是你们的队伍不进关，只此两条就成。”
但是，北京政变后，张作霖背弃了同冯玉祥约定的“奉军决不入关”的承诺，在直军连连溃败之时，大举入关，同冯玉祥的国民军争夺地盘，争夺对直系败兵的收编，冯、奉两军时有冲突发生。
由于国民军的力量在奉军之下，为了保存军事实力，也为了不使政变后夺取的中央政权落入张作霖之手，冯不得已采取了退让政策，把下野多年又无军队的段祺瑞推向前台，让段居中平衡双方力量，遏制张作霖扩大势力范围的野心。
1924年10月26日，冯玉祥以国民军名义发出通电，推举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望“即日就职，命驾来京，表率一切”。
张作霖为了从军事上压制冯玉祥国民军的活动，迫使国民军势力退出京畿一带，同时也为了从政治上抵制孙中山的活动，也打算让段祺瑞出面，组织一个由他在幕后操纵的临时中央政府。10月30日，奉军将领联合发出通电，建议推举段祺瑞为各路联军的统帅（奉系镇威军和卢永祥的浙沪联军）。欢迎段祺瑞入京“主持政务大计”，“一切听从段公调遣”。
冯玉祥、张作霖拥段通电的发表，影响很大，各省武人纷纷效尤。首先是山东督军郑士琦，接着是山西的阎锡山，先后发表拥段通电。此后，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安徽、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四川、江西、贵州、广西、甘肃、新疆等省的武人也纷纷通电拥段。
在有些通电中甚至将段说成是“北洋派的灵魂”，安定时局，“非段莫属”等等。段祺瑞踌躇满志，大有东山再起之势。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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