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1923年曹锟为了登上大总统宝座，通过“倒阁”、“驱黎”一步步地按计划进行。将黎元洪驱出北京后，曹锟为了表明当总统的合法性，他没有在暴力驱黎后直接上台，而是想通过“依法选举”的手法实现其做总统的愿望，为他当总统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

1、曹锟贿选的背景

但是，暴力驱黎激起了全国各界的反对。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反对摄政内阁，全国各个团体也纷纷通电，对直系进行斥责。尤其是浙江的团体在电文中公开指斥曹锟为叛逆。

梁启超在给曹锟的信中甚至说：“为公进一深言，最近中央政局之扰攘，其祸根全在公之欲为总统，此天下所共见，毋庸讳也。”他还警告曹锟：“我公足履白宫之日，即君家一败涂地之时。”章太炎、唐绍仪、岑春煊联名建议举行各省联席会议于上海，来商讨时局。

云南地方实力派唐继尧、贵州的刘显世为制定省宪，建议召开各省会议，展开联治活动。在直系控制下的山东省议会也呼吁“地方自治”。

张作霖、段祺瑞、孙中山三角联盟也采取联合行动，坚决抵制曹锟当总统。为破坏直系通过国会选举曹锟为总统的计划，他们极力劝说国会议员离开北京，使国会选举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

孙中山派刘成禺到北京请议员南下。卢永祥请议员到上海继续开展制宪活动。

在国会中，议员们派别林立，受直系操纵、拥护曹锟的议员并不多。特别是驱黎之后，议员们对曹更是不满。

国会在6月16日做出的两项决议，就引起了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反对，为此特电告中外，两院联合会的表决是无效的。

张作霖、段祺瑞收买议员褚辅成等180人在天津发表宣言：

一，北京为暴力包围，不能行使职权，故决离京；二，政局未定以前，将移沪开会制宪，事定再返京；三，自六月十四日起，国务院违法摄政，一切举动，均认为无效。

于是，国会议员们纷纷南下。为了稳住议员，保定派政客高凌爵等邀请国会议长吴景濂、张伯烈秘密商议，议员每人致送“节敬”500元。除拒绝领受者外，拿到“节敬”的共600余人。但他们中间部分人一面领受“节敬”，一面离开北京从事反曹的政治活动。

国民党和反对派议员295人除通电反对内阁摄政外，还发布了告别北京书、致两院同仁书，劝国会议员到上海开会。国会议员离京，要路过天津。天津专门有办事处接待来津议员。对于出京到津的议员，办事处每人发给旅途费500元。到9月15日止，在办事处领到旅费的达到503人，到上海的议员达385人。有些人在天津领到旅费后没有去上海。

为了在上海制宪，由参议员章士钊、吕志伊，众议员褚辅成、田桐4人先到上海筹备。在7月14日举行的国会移沪集会式上，两院出席议员约200人，推凌鸿寿为主席。国会出现了分裂，有南有北，因此国会本身极不健全。这时，留在北京的议员只是少数，而在这些人当中，也并不全是赞同直系的拥曹派，拥曹的议员实在是太少了。

直系政客鉴于选举总统困难重重，想选举曹锟为非常大总统，或者曹锟以内阁总理名义代行总统的职权，或组织行政委员会为过渡政府。

曹锟对以上办法也表示赞成，可是他手下的大将吴佩孚却不以为然，认为总统问题必须“依正轨而行”，所谓正轨是指总统必须由国会正式选举而产生。

2、吴佩孚的反对

吴佩孚热衷于全国的武力统一，对总统问题并不重视，他曾提出过先统一、后大选的意见。驱黎后，由于全国掀起反直浪潮，直系十分担心曹锟在此种情况下不能当选，故大规模地展开对国会议员的收买和明目张胆的贿选活动。吴佩孚此时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他既要速定大位，又反对贿选。他一面急电王承斌以最短期限促成选举，“万不可迁延稽滞，资敌以便利”。

但吴又提出将“运动议员之钱，充作军费，战胜后曹自能登台。否则，即登台，亦须打仗，运动费岂非虚掷？”

他还令冯玉祥、熊炳琦共劝保曹，并征求各省意见，是否另辟途径。8月25日，吴增援陈炯明大批枪弹，以全力侵犯孙中山“讨逆”各军，使之先后败退，从而有利于津保派“攀龙附凤”之徒举行大选的气氛。

吴反对驱黎贿选，通电声明：

“驱黎政变，应由高凌霨一人负责，保方亦当先认错，然后依法进行选举。”

吴埋怨津保派驱黎是不讲策略，但未能阻止贿选。

曹锟对吴佩孚自相矛盾的心理很是不满，责吴对他不忠。

吴辩解说：

“我受老帅二十载提携，方有今日，岂有不拥戴之理。惟此事变（指驱黎），奈何不先令我得此信息？”

他还直接致电曹馄：

“选举问题，听诸国会，他人不得干涉。若多数政客麇集保定，必引起外间误会。”

国会议长吴景濂为了向曹锟邀功，主张“武戏文唱”，设法促使国会选举总统，但不宜操之过急。直系人员几经磋商，最后想出了三个措施：

（1)拉拢国民党及皖奉两系，以缓和全国的反直浪潮；(2)充实内阁阵容；(3)设法吸引议员回京，重整国会旗鼓。

为实施第一个措施，曹锟通过“小孙派”(“大孙”指孙中山，“小孙”指孙洪伊)孙洪伊的关系拉拢孙中山。

3、对国民党及皖、奉系拉拢的失败

7月2日，孙洪伊将曹锟的冬电转致孙中山，表示“护法宗旨，彼此不约而同”（指上年直系恢复国会），并表示拥护赞成孙中山关于召开南北和会，实行兵工政策的主张。

7月19日，曹锟又致电孙中山，提出“双方有推诚相见之必要”。曹锟在杨度的建议下，对外放出“曹正孙副”的舆论来试探国民党，但同时直系又加紧征伐南方国民党的军事部署。孙中山识破了直系阴谋，于7月9日致电上海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揭穿了“孙曹携手”的谣言。直系拉拢国民党的策略化为泡影。

为拉拢段祺瑞，曹锟通过其兄弟曹锐用加强北洋派的团结来说服段，并向段表示敬意。曹锟还用浙闽巡阅使的地位或“副座”诱惑皖系大将卢永祥，然而曹拉拢皖系的策略也未能奏效。

对于奉系张作霖，曹派张作霖的亲家鲍贵卿到东北解释直奉之间以前的误会，曹本人也致电奉张表示愿意重归于好。但张作霖的反应却非常冷淡。

孙、段、张在总统选举问题上不但不与曹锟妥协，而且联合起来，同曹锟争夺议员。议员这时就成为双方收买的对象。张作霖为了拆曹锟的台，拿出70万元收买议员，而且是现钱交易。议定凡赴沪议员从7月份开始每人可领月费300元。

在上海，皖系卢永祥为南下议员专门准备了招待所和办公地点。安福系与曹锟更是针锋相对，甚至组织暗杀活动。1923年9月26日，安福系派曹的冤家对头胡云滔携带炸弹潜往保定寻机刺杀曹锟。

那天晚上，曹锟在南关公园看戏，胡悄悄潜进戏院，并向曹掷去一枚炸弹，但未炸中曹锟，胡趁混乱之机逃出了戏院。

4、曹锟的“迷魂阵”

第一个措施失败，就实施第二个措施。当时的内阁是张绍曾内阁，该内阁在黎元洪任职时期已经被批准辞职，在法律上不应有资格摄政，而且阁员残缺不全。直系本来想让颜惠庆继任内阁总理，因张绍曾不肯提出辞呈，颜内阁就无法产生。

所以直系不得不改变方法，一面拉拢未就职的阁员就职，一面补足缺位阁员，加强原内阁阵容。直系阁员为了牢牢掌握政权，在8月28日，通过阁议决定，由内务总长高凌爵主持国务院事务（按照常规，当总理请假或缺位时，应由首席阁员外交总长代行总理职权)。直系为拉拢议员，急于寻找一个筹款能手。曾经依附于奉系并受过通缉的财阀张弧，自告奋勇愿筹大选经费，于是直系捐弃前嫌，让他担任财政总长。

此外，摄政内阁任命袁乃宽为农商总长、黄郛为教育总长。但陆军总长仍然虚悬，教育总长也未就职。内阁虽然经过一番修补，但仍然残缺不全。

为了实施第三个措施，设法让议员回京，吴景濂建议推迟总统选举，继续召开宪法会议，这样就可以转移目标，诱骗离京议员回京。

7月1日，国会同意这一建议，并派人到保定征求曹锟的意见。曹锟没想到在“直系即中央”的时代当总统却如此困难。在曹看来，上台过把总统瘾，其实根本不需要什么宪法。急于上台的曹锟对吴景濂“先宪后选”的建议自然是大为不满。吴景濂再三解释说，这个办法并非放弃大选，只不过是向后推迟一步，为大选创造条件。

为了欺骗议员，吴景濂怂恿曹锟致电国会，公开表示本人无意竞选总统，只是一心一意地支持国家根本大法的顺利完成。他们代曹锟拟了一份电稿，但是曹锟这时接到津派政客边守靖的一封密函（边守靖在密函中以袁世凯取消帝制一事为例，指出了袁因取消帝制而导致北洋将士解体，不但皇帝做不成，总统也未做下去)，因而不同意发出电报。

经吴景濂再三解释，于7月22日发出了经过修改的电文。通电声称催促制宪，而实际为缓和驱黎政变所激起的公愤。通电对停办选举的事避而不谈，说他愿中国“成为法制国家，有行政之责者，必诚心毅力”。“私人权利，夙不敢争。”

电报发出后，各省直系将领及其追随者也纷纷发出电报，予以响应。

这样，觊觎总统地位的曹锟就被粉饰成不争权利的大人物。

不仅国会议员对曹锟“制宪”提出质疑，全国人民对此也嗤之以鼻。于是曹锟又发出通电：

“锟之愚见，以为造成宪法之日，实为我国根本建设之时，大法昭垂，全国共守，无论政治何种难以解决之问题，皆可依据法律以为解决之标准。”

随后，直系将领如萧耀南、王承斌、孙传芳、张福来等纷纷响应。“先宪后选”的把戏没有唬住议员，收效甚微。这不仅使北京的“宪法会议”常因不够法定人数而无效，而且还使总统选举的把戏无法开场。

5、收买的价码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吴景濂又向曹锟献上一条“锦囊妙计”，就是用金钱收买议员。

可是，曹锟在北洋将领中是个知名的悭吝鬼，虽然家产殷富，却不肯自己破钞，因此，这笔钱就只好由别人来替他代筹了。津、保两派政客先后提出王克敏、张弧为财政总长，主要目的就是通过他们筹措贿选经费，但无成效。于是又采取各省摊派的办法，但所得无几。

最后，直隶省长王承斌想出了一个“捉财神”的办法。他派出密查员分赴大名、顺德、广平一带逮捕了百余制造金丹、白丸的制毒犯，然后组织特别法庭审理。从中，他挑选几个无力缴款的“小鱼”枪毙做众，其余的要拿出数千元或数万元才能释放。此外，王承斌又以“借军饷”为名，通令直隶所属170县，分为大、中、小三个等级，每县筹备1万元至3万元不等，闹得全省鸡犬不宁。

筹足贿选经费后，直系政客便放出空气，声称约法中规定，总统辞职后，国会应在3个月内选出新总统，摄政内阁期限也不能超过3个月。

接着，由曾任曹锟参谋长的山东省长熊炳琦到京主持大选事宜，在甘石桥设立了进行大选的机关一议员俱乐部。规定在京议员出席宪法会议有出席费。

每个议员参加一次会议给出席费20元，每周参加常会的出席费100元，此外还有“冰敬”（夏季津贴)、“炭敬”（冬季津贴）等其他名目。

这样，在京的议员每人每月可有600元到手。而在上海的议员每月每人只能领到300元。曹锟高价收买议员的消息不胫而走，并取得了明显效果。回京议员络绎于途，几天光景，曹锟收买了500多名议员。这时，直系已有可能将“先宪后选”的骗局改为“先选后宪”了。

8月24日，在两院谈话会上，吴景濂提议将常会出席费增加到每星期100元，从27日起开始实行。此案得以通过。

29日，摄政内阁催促国会选举总统，而反对派议员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控告吴景濂等对议员变相行贿，离京议员对此等行为也纷纷通电揭露，但是反对派的力量愈来愈弱。

9月2日，政客们在甘石桥议员俱乐部设宴招待议员，公开提出大选问题。正当曹锟得意之际，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议员们收了曹锟的贿赂更觉得奇货可居，自抬身价。他们担心曹锟当选后不付款，不愿马上投出这“神圣”的一票，更想借机生财。

曹锟也怕付了钱，议员们不投票。此时，已经不是什么“先宪后选”的问题，而是“先付后选”的问题，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互不信任。另外，票价的多少也因人因事而异。

同样是一个议员，同样是一张票，可是喊价不同、卖价不同，成交也不同。对于付款方式，是现款还是支票？支票是近期的还是远期？出票人是谁？银行是哪一家？都成为争论的问题。

当然，票价早已规定好了，每张5000元。而“罗汉（指议员）始终要求先付现款。熊炳琦等已允先付三成(1500元)，选出后再付七成，罗汉恐受骗，不肯通融。王承斌不得已，亲自来京，连日疏通接洽，已有进步，所拟办法，系将此款拨存外国银行，由双方签字，于大选后提取，一经多数赞同，即定选举日期”。

但议员们仍不放心。有的议员自恃身价高，要求在普遍票价外另给特别报酬，还有的不愿得钱而愿得官，丑态百出。

6、议员的“丑态”

大选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直到政客们将出席费提高到500元，带病出席者外加医药费200元，总统选举预备会才得以召开。会议决议在12日正式举行总统选举。

这一天，直系出动大批军警宪兵在众议院门前张架棚帐，并派便衣侦探分布东、西车站阻挡议员出京，同时警察还通知市民悬挂国旗，以庆祝新总统的“诞生”。

但因冒签名单问题引起议员们的争吵，大家一哄而散，大选流产。受权力欲驱使的曹锟不能再等待了。他传出话来，不惜代价，一定要在双十节前当上总统。他嫌手下人办事不力，调来直隶省长、心腹大将王承斌主持贿选事宜。王到京后，终日为老帅当总统忙碌，不停地联络议员。他文武并举，一面派出军警进驻车站，不许议员离京；一面开出高价，每票5000元，允诺在选举前先发给支票，选举成功后，凭票付兑。

另外，王还向议员们提出了大选和公布宪法同时进行。这样就解决了“先付后选”和“先选后付”的争端。后来有议员怀疑直系在银行中并无存款，他们推荐几个人专程到天津直隶省银行查核，经查确系无误。

在直系政客大肆为曹锟收买议员的同时，张、段、孙“反直三角联盟”也不甘落后。他们在六国饭店特设专门机构反对贿选总统，向外传言，将以每人高达8000元的代价收买议员。

他们一方面让议员发表声明：

“北京为暴力包围，不能行使职权，故决定离京；政局未定以前，将移沪开会制宪，事定再返京；自六月十四日起，国务院违法摄政，一切举动，均认为无效。”

另一方面让大家拒绝投曹锟的票。以至于两天就收买议员40余人。

后来由于财力有限，加之他们认为有40票在握，足可以使总统选举会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产，便停止了收买行动。但议员们对金钱贪得无厌，他们刚从反曹派手中领走8000元，转身又到直系政客那儿领另外5000元。反曹派最终无能为力。

王承斌受曹锟指派亲临北京指挥贿选，大选筹备工作进一步加快。23日，国会各政团在甘石桥汇报在京议员已有600人以上。30日，吴毓麟、王承斌等人联合致函国会议员，称：“大政不宜久摄，元首岂可久悬。”

至此，大选问题由于人款两足而呈水到渠成之势。

在对议员的收买过程中，直系采取了联将不联兵的策略，遂分头接洽，暗中联络各派中坚，根据在大选中的作用和地位分别论价行贿。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一派是先宪后选主张最力的派别，直系知其作用，允给王16万银元，王家襄还得到直系的支持，重坐参议院议长交椅，王遂就范于大选派。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一手包办贿选竟得贿款40万。曹锟的筹备大典处还秘密支给各政团首领多达20万。

总之，各省的议员头目、政团首领，各得特别酬劳费二三万元不等。而一般乡下老实猪仔（指受贿议员），票价仍然是5000元支票，而且须在总统选举成功后，才能兑现。10月1日，甘石桥俱乐部发出支票573张，每张为5000元。

支票一律未填日期，须在总统选出3日后，由开票人补填日期并加盖私章才有效。除普通票价外，还有1万元到1万元以上的特殊票价。到这个时候，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还存在着互不信任的心理。直系公开贿选总统，摄政内阁也公开进行权钱交易，北京城内一时铜臭熏天，举国皆知。可是还缺少实人实证。

10月4日，浙江籍众议院议员邵瑞彭突然向北京地方检察厅举报吴景濂等人的行贿行为，并将行贿证据制板送交各报发表。这个证据是大有银行的支票5000元，上面未填日期，签名者为洁记，并盖有“三立斋”图记，背面注有一个“邵”字。证件发表后，直系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无可抵赖，公然置之不理。

邵的举报因法庭处在直系武人的积威之下未能实行侦察，邵本人也担心遭到迫害，将家眷送出北京，随后自己也到天津转道往上海去了。

直隶、山东两省省长公开到北京替曹锟办事。而许多省对该省议员接受贿赂投票则予以声讨，称他们是“猪仔”议员，否认其代表资格。有的省宣布开除其省籍。而卖身议员则“笑骂由君，收款由我”，不以为耻，真可谓民国版“杀猪盘”。

7、滑稽的总统选举

为保证10月5日总统选举的万无一失，4日晚，甘石桥大选筹备机关通宵达旦，加班活动。门前停放了几百辆汽车。整个北京城热闹非凡。5日上午，北京城如临大敌。北自西单牌楼，南到宣外大街，都布置了警戒线。保安队往来巡逻，宪兵、警察在象坊桥东西两口夹道而立，除议员和获准旁听的人外，任何人不得通过。

北京的军警长官亲自到场指挥。众议院对面的城墙上还架上机关枪，院内布满了消防兵。无论国会人员，还是旁听者，入场前必须经过人身搜查。女宾由女侦探搜查。只要进入会场，就不准再出来，便衣侦探数十人来往监视，察颜观色。这哪里还有民主的气味？分明是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的战时紧急状态。

8点半左右，选举会主席吴景濂驱车急驶到场。到场后，却见议员席上稀稀落落，立即吩咐秘书查点到会人数。因签到者不多，临时改为不定时开会，即何时签足法定人数，何时开会。议员俱乐部派出180辆汽车，分头去接那些没有到会的议员。直到11时40分，到会的人数只不过400多人。

吴景濂急得团团转。他急中生智，终于想出个办法来。他派出可靠的议员分头去拉同乡、同党议员，每人至少要拉一人回来。

当时正患重病的议员张佩伸、廖宗北、易宗夔等也被临时拾到院中，安放在休息室，待投票时写票后方可出场。

为了凑够开会的法定人数，临时决定凡不投票而肯前来出席者也一律发给5000元的支票。有人实在不愿违心地投曹锟这一票，却又不愿放弃唾手可得的5000元钱，于是来京投票，但附有条件，不准将其姓名公布。

下午1时20分签到者达到593人，够法定人数。吴景濂立即下令摇铃开会。议员们闻铃鱼贯入场。吴首先报告了签到人数，计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准时出席者，计585人。

然后，由大会秘书长抽定检票员16人。先由检票员检票，再由检票员叫议员姓名，挨次写票及投票。秘书散票，共发590张票。投票从下午2时到4时完毕，然后当众点票唱票。投票总数为590张，曹锟得票480张，获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在12张废票中，有一张上面写了“五千元”三个字，这是对曹锟贿选总统的一个绝妙的讽刺。

在贿选的前后几天，500多名议员为了遮羞，把手执十多年而没有制成的宪法，仅用两三天就通过三读，10月10日公布。

这部《中华民国宪法》又被称为贿选宪法，又名“新宪法”，因贿选而成，故不为各方所重视，所连带公布之若干细则还未实行即被段执政所推翻。但它却为吴佩孚所拥护，成为直皖奉争论的一个焦点。

曹锟于10月10日乘专车由保定赴京，在公府就任总统。北京前门车站站台上缀有“薄海胪欢”斗大红字。全城街道上扎以“五族共和”、“普天同庆”等五彩牌坊，满装电灯，光彩夺目。但北京警戒森严，交通断绝，路旁岗警排列四层之多。

“外一层面街鹄立，内一层背街监视，而沿街骑马乘车逡巡的军警，数亦不少。又有便衣侦探攀登道旁商铺人家屋顶瞭望警戒，以免发生事变。”

曹锟在怀仁堂受到文武官僚和国会议员的贺礼，然后发表了就职宣言。曹锟以1300多万元贿选总统的丑行，激起广大人民的无比愤恨。全国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曹吴、反直系运动。在反直浪潮的推动下，直系内部发生分化，这预示着曹锟的垮台已为期不远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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