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12月2日，3岁的溥仪登基称帝，其生父载沣（时年25岁）也成为大清的实际统治者。那么年轻的摄政王在大清王朝的最后三年里，具体又做了些什么呢？

载沣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坚定拥趸，因此他掌权之后的重点就是搞权和搞人，构建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全新朝廷中枢。

载沣首先效法日本改革朝廷军制，将军政、军令二元化。即朝廷和地方府衙只管招兵养兵（军政），军队指挥权（军令）则归皇帝（摄政王）。

载沣宣布皇帝为大清海陆军大元帅（因皇帝年幼暂由摄政王代理），并组建全新的军令部门。陆军方面，把军咨处从陆军部独立出来并收回了各地督抚、将军的调兵权，指派弟弟载涛负责管理。海军方面，新建海军部负责军令的下达，其弟载洵成为首任海军大臣。

载沣这么搞虽然降低了地方督抚、将领对军队的控制权进而减弱了它们对朝廷的威胁，但也导致有事儿时地方官员难以调遣、指挥驻军。皇权一旦势微，各地军队就等同于自立，这在辛亥革命时期非常明显。

收拢军权后载沣就开始“搞人”，首当其冲的是袁世凯。

袁世凯是清末革新势力的代表之一并控制着北洋新军数镇精锐，不仅对朝廷有着现实的威胁，他和载沣、载洵、载涛之间还有“私仇”。这兄弟三人认为他们的皇帝哥哥光绪之所以被囚禁并困顿而死，都是袁世凯的坑害和挑拨。

注：光绪（载湉）是和硕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的第二子，载沣、载洵、载涛分别是为奕譞的第五子、第六子、第七子。

载沣原本在兄弟们的怂恿下，拟好诏书准备直接处死袁世凯。但其没有成见、不敢任事的性格又救了袁世凯一命。

军机大臣奕劻、世续等重臣都不支持他的主张，学部侍郎严修则以辞职表达反对意见。张之洞更是半劝半吓，杀了袁世凯北洋新军叛乱怎么办？难抗压力的载沣遂将杀袁改为罢官，并命其返乡养病。

这一番折腾，虽然赶走了袁世凯并清洗了部分袁系势力，但也给了他翻身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拔高了袁世凯在朝野内外各势力心中的分量。这也是辛亥时，袁世凯能够复起并逼退载沣的重要原因。

对于朝廷其他官员的态度，载沣表现得更为幼稚。

首先，任人唯亲。除了自家兄弟载洵、载涛被委以重任外，其余皇族、满族成员不论能力，只要愿意投效并对自己没有威胁，载沣都“虚怀若谷”。

例如毛遂自荐的道光长孙溥伟；投靠载洵的毓朗、载搏；隆裕太后推荐的镇国公载泽；载沣自己福晋联络的荣禄旧人 ……

其次，载沣非常排斥有能力的人，因为他觉得这些人会觊觎他的权力。

如中兴名臣张之洞，载沣的态度是可以办事但不能任事。需要的时候就委派工作，不需要的时候就扔到文化、礼乐之类的冷衙门里。张之洞推荐、提拔有为官员的建议，载沣全部予以否决；张之洞劝谏载洵、载涛二人年轻不堪军中重任，载沣则直接呵斥其“这不关你的事”……

多尔衮一脉的良弼，不仅忠于朝廷无满清亲贵的纨绔习气，还是清末满族青年中难得的将才（载沣搞得军制改革就是他建议的）。但因和载沣关系不亲，能力强就成了缺点，被安置在禁卫军训练大臣这个闲差上。

铁良同样有丰富的军事能力和经验，他和袁世凯一起创立北洋六镇新军。其统领的北洋第一镇，也是慈禧制衡袁世凯、保障溥仪登基的重要力量。但这个满族将领中唯一可与袁世凯相提并论的人才，同样因何载沣关系不亲，无法获取载沣的信任。

不仅被载沣免去了陆军大臣的职务，还被外调至江宁（任江宁将军），可以说载沣是在自废武功。

最后，载沣对庆亲王奕劻的态度，又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在慈禧时期，载沣就非常厌恶奕劻和载振父子。但掌握实权后，载沣却又不处置他们。别说找由头治罪革职，甚至都不把他转移到闲差，一直让奕劻担任领班军机大臣这个要职（军机处被裁撤后改任内阁总理大臣）。

笔者个人猜测载沣这么做是为了维护皇族核心圈子的团结，他对奕劻的实际态度是我不动你，但也不想和你一派，你自己安分守己做个好“摆件”。

而奕劻不仅占据了重要职务，还继续与袁世凯暗中勾搭并默默收拢着朝野内外反载沣的势力。当他在辛亥给载沣致命一击时（力主袁世凯复出并代替载沣主政），不知道载沣有没有后悔之前的选择。

独揽朝廷大权后，载沣又开始做第二件大事，继续推行“新政”。

1908年8月在慈禧的授意下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并公布《九年筹备清单》准备以九年为限将大清政体改革为“君主立宪制”。

载沣在1909年初，代表清廷重申立宪的决心和计划都不会变，并命各省依计划在当年成立咨议局（类似西方的地方议会）。基于清廷的积极态度，此时大清内部支持立宪的势力是远大于革命派的。

当年末十六省咨议局代表联合组建了“国会请愿同志会”并向朝廷递交了请愿书，希望朝廷提前计划在一年内就召开国会，载沣以“预备既未完成，国民只是程度又未画一”予以拒绝。

1910年6月，“国会请愿同志会”又组织了150名代表入京第二次请愿。这次清廷申斥代表过于理想化，“以为召开国会就能达到政治清明，古今中外都没有这个道理”，并坚持九年立宪计划不变。

不论清廷本意如何，此时在立宪问题上，清廷和地方民众还未有根本性的矛盾。只是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一切，1910年8月《日韩合并条约》签订，朝鲜亡国了！

注：出使日本大臣汪大燮曾多次提醒过日本有吞并朝鲜的意图，只是载沣一直未重视此信息。

日本帝国带来的现实压力，让立宪派和革命派都更为积极地活动起来。革命党人高呼再不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国家将亡。立宪派也觉得时不我待，必须尽快实现宪政图强以预不测。

10月各省代表发起第三次请愿活动，不仅赴京向朝廷递交请愿书，各地民众也集聚地方官署要求地方官员代奏请愿。中央资政院和不少督抚，也要求朝廷速开国会并成立责任内阁。

面对压力载沣做出了让步，但这个让步过于“不甘”，不仅未缓和矛盾反而进一步激化了问题。

首先，载沣同意了缩短立宪预备期的请求，但只是把九年改成五年（即1913年开设国会并制定宪法）。让步的幅度太小，根本满足不了民众急开国会的诉求。也就是说载沣牺牲了朝廷和自己的威权，但并没有讨到好处。

其次，为了不让朝廷和民众认为他这个摄政王“软弱可欺”，载沣宣布以后绝不会再让步“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并表示如果再有人请愿更期则视为犯罪，“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不少立宪派人员因此被抓捕入狱，这让清廷在民间的声望迅速滑落。

最后，载沣推出的责任内阁，更是把大清送上了死路。

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推行宪政的重大举措裁撤军机处并成立责任内阁。这个责任内阁考虑到了朝廷政体变革的交接、朝廷派系平衡、满族和皇族利益（家天下），就是没顾虑民众的预期。

13名内阁大臣中宗室7名、满族2名、汉族4名。不论这是载沣的本愿，还是他又“不敢任事”被身边的人“左右”了意见。全国民众从这份名单里看到的是皇室权贵的专制欲望，以及对宪政的侮辱。

清廷之前所构建的所有威望可以说在一瞬间就崩塌了，革命并推翻清廷成了全国上下的共识。用立宪派的铁杆梁启超的话说，“今后绝不会出现宣统五年这四个字连成一词 … 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10月29日山西宣布独立，新军20镇发出兵谏通电；10月30日，载沣被迫发罪己诏并引咎辞职；其后两个月内，十五省宣布独立；1912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满清和帝制宣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