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基金的策略性投票使其对ESG提案的平均支持率看似很高，表面上符合信托责任，但实际上在最关键的时刻，却违背了对环保和社会责任的承诺。

环境和社会基金的投票行为是否与资产管理公司的公开声明相符？究竟是言行一致还是只说不做？每年的三、四月，贝莱德、先锋或富达等资产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会代表旗下数百万的基金投资者，对其投资组合公司的数千项提案进行投票。近年来，资产管理公司在环境和社会提案上的投票行为备受关注。这些基金经理对环境和社会提案的支持程度，无疑是影响机构投资者评估企业对这些议题重视程度的关键因素。这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及其他监管机构鼓励机构参与、共同解决“漂绿”问题所作出的努力有莫大关联。

这场讨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在一些大型公司中持股比例甚大，因此，它们是否支持企业环境和社会的提案，很大程度影响着环境和社会议题会否被重视，并被纳入企业议程。另一方面，资产管理公司需履行信托责任，按照投资者的最佳利益进行决策，并提供带有可持续发展标签的基金让投资者选择。以贝莱德ESG多资产基金为例，当投资者投资这类基金时，会期望该基金将大力支持环境和社会提案。但事实证明，在一些关键时刻，投资者的期望可能无法实现。

带有可持续发展标签的基金在进行投票时，是否真的遵循了其所宣传的原则？投票过程当中是否存在“漂绿”行为？这无疑是个难题。正如晨星公司可持续发展研究全球主管Jon Hale所言，“虽然我们期望可持续基金总体上支持环境和社会提案，但我们也希望他们在投票时要有鉴别力，而不是盲目支持所有此类提案。”实际上，有些环境和社会提案甚至十分离奇古怪，即便是最关切环境与社会问题的投资者，也希望自己的基金会对这些提案投下反对票。

无论是为了安抚股东还是履行信托责任，环境和社会基金似乎颇为注重自己的投票记录。我最近联同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Silvina Rubio教授和Guillem Ordonez-Calafi教授，于《金融评论》发表了一篇论文，揭示了一些可持续基金在投票策略方面存在“漂绿”的行为。

当环境和社会提案极有可能以较大差距被通过或遭到否决时，这些基金纷纷表示支持，从而营造出高支持率的假象。然而，在竞争激烈、票数相近的关键时刻，他们却倾向投反对票。这种策略使基金对环保和社会提案的平均支持率看似很高，表面上符合信托责任，但实际上在最关键的时刻，却违背了对环保和社会责任的承诺。

哪些基金会以这种方式进行投票呢？为什么？采取策略性投票的往往是由传统的、通常规模较大的资产管理公司所赞助的可持续基金。然而，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并没有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议程。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基金家族更加注重经济价值，而非环境等价值。不难想象，基金家族的目标与他们所管理的环境和社会基金的目标之间存在冲突。作为环境和社会基金，理应将环境和社会价值观纳入其投票决策之中。但是，它们却面临环境和社会基金所宣称的目标与投资者（基金家族）目标之间的冲突，两者的关注点完全不同。我们的研究发现，这种投票模式无疑使基金看似对环境和社会提案有高支持度，令投资者满意。然而，当这些投票真正发挥作用时，基金却会对环境和社会提案投出反对票，这与他们所投资的资产管理公司的偏好相符。如此看来，基金似乎能够从中获取双重利益。有趣的是，那些由环境和社会家族赞助的环境和社会基金并未显现出这种行为模式。

2021年，Allison H. Lee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代理主席时宣称：“投资者对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投资策略及机会有需求，但基金的投票行为未必能反映出投资者的偏好，解决代理成本问题成为了公司治理的核心。”研究显示，基金所宣称的目标（例如环境目标）会影响其对环境、社会提案的支持，但基金家族理念似乎更为重要。对于那些希望通过负责任投资改善企业环境、社会政策的投资者而言，这一发现尤为重要。研究亦指出，关注可持续基金的投资者，不仅要特别留意基金的投资理念，基金家族的理念也不容忽视。现行的监管工作不足以“揭示潜在的利益冲突，并阻止与基金股东最佳利益不符的投票”，这一结果对政策制定者来说也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