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身份是一个国家的内在身份，内在身份是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不因彼此关系变更而变更的客观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本质上就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共同体。因此，民族国家的生存，不仅要求国民具备基于民族历史、宗教、语言等文化层面的认同感，也要有基于国家政治制度与法律层面的认同感。

世界地图

需要指出的是，影响国家认同的基本要素，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现实情况是，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国民对于国家的认同感通常也会发生变化。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倘若国家内部的不同民族、族群之间没有在文化、历史、价值观等层面形成共同的归属感，国家统一、民族凝聚就会经常面对强大离心力的考验。

坦诚说，乌克兰自独立以来，一直都没有将国内各族人民“拧成一股绳”；围绕“国家认同”的建构工作，更是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极端主义势力的发展、俄乌族裔的全面对立化、地区分裂加速推进等等。

值此俄乌冲突一周年之际，简单跟大家聊聊乌克兰“国家认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没有人会想到，俄乌两国会真的开启全面战争

1）乌克兰的“二元困境”

与俄罗斯一样，乌克兰也是个多民族国家。根据200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乌克兰境内合计有130多个民族。其中，乌克兰族人口占比77.8%，俄罗斯族占比17.3%，其他少数族群为4.9%。

需要指出的是，乌克兰境内俄乌两大民族的人口分布，是极其不均匀的。具体而言，乌克兰族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各州，俄罗斯族主要在东、南部各州；67.5%的民众使用乌克兰语，29.6%的民众使用俄语。由此可见，乌克兰的民族构成、文化、语言等领域，存在着较为鲜明的“二元特质”特性。

乌克兰地图

客观地说，民族国家的事实独立，并不意味着所有国民都会对新生国家予以高度认同。在“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中，一旦出现“多元对立”倾向，极有可能引发民族隔阂乃至剧烈的民族冲突。

可以预见，因为与生俱来的“二元特质”，使得乌克兰不同地区的居民，对于“乌克兰国家”的认同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有学者将乌克兰称为“区域国家”，即“因为历史等原因，乌克兰在种族、语言、宗教等问题上，存在着长期性的区域性裂痕”。

实际上，乌克兰首位总统克拉夫丘克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乌克兰虽然获得了民族国家的独立，但是对于民族国家认同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要想保护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必须首先要解决国家认同问题。”

遗憾的是，一些政客们为了能在选举中获胜，通常会面向本民族的支持者们，发表一系列言辞激烈的“割裂性言论”。坦诚说，这些人的 “暴论”，对乌克兰的国家主权完整和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俄乌冲突的事实告诉我们，乌克兰已然迈进了这一可怕的旋涡。

2022年3月8日，一对情侣在乌克兰伊尔平告别

尽管乌克兰人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但因为历史等原因，“乌克兰国家”内部的方方面面，都留存有很强的“俄罗斯印迹”。苏联解体后，“如何重新认识乌克兰的国家历史”，成为了乌克兰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因此，关于乌克兰历史的讨论，在当下早已突破了学术范畴，上升到了政治领域。

1）悲催的“波兰统治史”

实际上，早在12—13世纪，有着“边区”含义的“乌克兰”一词，就已经出现在了一些文献史料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乌克兰”的范围逐步扩大到了今天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并衍生出了民族内涵。但需要指出的是，截至17世纪中叶，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严格意义上的“乌克兰国家”。

进入12世纪以后，盛极一时的基辅罗斯日渐衰弱，最终在蒙古人的金戈铁马面前彻底败下阵来（拓展阅读：）。拔都建立金帐汗国之后，位于今乌克兰大部分的西南部罗斯诸国，因地处偏远侥幸躲过一劫。遗憾的是，在独立存在了近百年后，他们先后被立陶宛大公国与波兰征服。

基辅罗斯诸公国概况

1569年7月，波兰与立陶宛在卢布林签署协议，两国正式合并为“波兰—立陶宛共和国”，这便是历史上的“波兰第一共和国”。根据卢布林签署协议，乌克兰被正式纳入波兰版图。不久，波兰将乌克兰地区划分为六个行省，原有的公国体制被彻底废除。

对于乌克兰人而言，波兰的统治是一场巨大的灾难。首先，一直对乌克兰肥沃土地垂涎三尺的波兰地主和贵族们，不仅在各地大修庄园，还严格限制各个城镇中的乌克兰人口数量；其次，波兰政府不仅严禁乌克兰农民私自开垦荒地，还向他们征收极其高额的税赋；第三，波兰不仅在乌克兰大力推行天主教，还将那些不愿改变东正教信仰的乌克兰民众视为“二等公民”，予以结构性的歧视和打压。

巅峰时期的波兰—立陶宛共和国

2）抗击波兰与“俄乌合并”

波兰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与压迫，最终激起了乌克兰人民的强烈反抗。从17世纪20年代开始，乌克兰各地相继爆发了多起较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事件。

1648年，乌克兰境内爆发了由哥萨克盖特曼（最高军事长官）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民族大起义。为了获得同样信仰东正教的沙俄的帮助，他不断向莫斯科遣使以寻求支持，甚至向沙皇表达了“愿意接受俄乌合并”的意愿（拓展阅读：）。

1654年1月，在基辅近郊的小城佩列亚斯拉夫，双方签署了关于“俄乌合并”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这就意味着，赫麦尔尼茨基代表乌克兰人，全盘接受了“沙皇对乌克兰的统治与保护权。

在佩列亚斯拉夫国家历史民族自然保护区呈现的施诺克展

尽管乌克兰人摆脱了波兰的殖民统治，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住了乌克兰民族、宗教和文化的连续性和传承。不过，伴随着沙俄综合实力的愈发强大，乌克兰逐渐沦为了沙皇的附庸。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后，干脆直接废除了已经延续100多年的盖特曼制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乌克兰贵族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乌克兰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政权，而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

叶卡捷琳娜二世，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第十二位沙皇，也是俄罗斯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冠以“大帝”之名的女皇

3）延续百年的“俄罗斯化”进程

在盖特曼制度被彻底废除的同时，沙俄政府采用一系列行政手段，对乌克兰地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俄罗斯化”改革。

在文化层面，沙俄政府不仅将俄语设置为乌克兰地区的官方语言，还禁止乌克兰文书籍和教科书的出版，甚至强制乌克兰人抛弃母语和文化传统。与此同时，沙俄还按照俄罗斯的社会模式、价值观念与语言文化，重建了乌克兰地区的社会结构。

在这一时期，“乌克兰史”形同禁学，研究“南俄历史（乌克兰史）”的学者，无论他是乌克兰人还是俄罗斯人，都会遭到坚持“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立场的沙俄政府的怀疑与迫害。

沙俄的扩张趋势

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沙俄灭亡。不过，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仅全面继承了沙俄在乌克兰的一切权力，还将沙俄提倡的“统一而不可分割论”尽数吸纳了进来。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苏联政府在文化和科学等领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对“敌对意识形态”的斗争，“乌克兰文化”再次遭遇到了残酷打压。

比如官方依靠政治高压手段，建立了所谓“官方乌克兰史学”体系。与此同时，传统的“乌克兰史学”被贴上“民族主义”的标签，一些著名的乌克兰史学者还先后被扣上了 “民族沙文主义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帽子。资料显示，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偃旗息鼓。

巅峰时期的苏联疆域

4）如何构建真正的“乌克兰历史”？

苏联的解体与乌克兰的独立，意味着“官方乌克兰史学”的彻底终结。对于乌克兰历史，尤其是针对沙俄和苏联统治时期的这段历史，官方全面采取了“去俄罗斯化”、“去苏联化”、“乌克兰民族主义化”的书写方式。

可以预见，乌克兰境内原本沉寂多年的历史和文化矛盾，瞬间就被激发了出来（拓展阅读：）。

“拼图”乌克兰（图片via：地球知识局）

首先被推上台面的，是发生于1932—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拓展阅读：）。

乌克兰政府与一些民族主义者认为，“大饥荒”是“苏共中央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尽管俄罗斯方面一再重申“大饥荒是苏联人民的共同灾难，反对乌克兰从意识形态和种族灭绝的角度予以评价”，但乌克兰方面并未予以理会。

1998年11月26日，正值饥荒发生65周年之际，时任总统库奇马签署命令，将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设定为“饥荒死难者纪念日”。

2006年11月28日，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通过立法，认定“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行为”。2010年1月，基辅上诉法院认定，“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亲自策划大饥荒”，并“蓄意对乌克兰民族实行了种族屠杀”。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乌克兰人，都认可“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种族灭绝行为”这一观点。实际上，当乌克兰拉达就此问题进行投票时，450名议员中只有234名参与了投票，最终该决议以233票赞成，1票反对勉强获得通过。

2014年纪念乌克兰大饥荒活动

其次是对以斯捷潘·班德拉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重新定位”。2009年9月，乌克兰发行了“班德拉诞辰100周年的主题纪念章”。2010年1月22日，即将离任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签署命令，授予斯捷潘·班德拉“乌克兰英雄”的称号。

乌克兰官方纪念班德拉的一系列举措，引起了广大俄罗斯以及东乌地区俄罗斯族民众的强烈愤慨。对此，时任俄联邦上院副议长尤里·沃罗比耶夫气愤的表示，尤先科的做法“简直下流无耻，如果我们的父辈和祖辈们知道这件事，一定会在坟墓里转过身来。”

同为总统候选人，有着“亲俄倾向”的亚努科维奇也指出，“尤先科应是整个乌克兰的总统，而不应是乌克兰一个地区的总统”，“这一举动无助统一，将进一步造成乌克兰分裂”。

斯捷潘·班德拉

另外，很多以普希金、屠格涅夫等俄罗斯名人命名的街道均被“更名”（拓展阅读：）。新的街道，要么恢复使用历史曾拥名称，要么使用突出乌克兰民族特色的名称，一些街道甚至采用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名字。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这种“去苏化”、“去俄化”以及“无条件支持乌克兰”的举措，不仅造成了俄乌两国裂痕的不断扩大，同时也在乌克兰的社会内部增添了新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危机。

前面提到，历史上的乌克兰有着多次被瓜分的“悲惨史”，一些地区甚至被不同的外族政权“轮番”统治国。因此，我们很难说乌克兰有一部“在时间和地理上都能保持完整”的历史。

这样的历史背景，造就了乌克兰“撕裂”的宗教文化环境。数据显示，乌克兰人信仰的宗教，主要是东正教和天主教。根据200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东正教人口占比为68.1%，其中东、南部为70%，西部为45.9%；希腊天主教为7.6%，基督教为7.2%。

东正教的宗教仪式

1）东正教会的“分分合合”

14世纪中叶，立陶宛公国吞并了今乌克兰的大部地区，当地的基辅东正教总教区，不得不臣服于拜占庭教皇，这就是乌克兰东正教。

1448年，俄罗斯东正教因拒绝服从拜占庭牧首宣告独立（拓展阅读：）。于是，当时的乌克兰地区境内，存在着两个教会，即服从于莫斯科的俄罗斯东正教与服从于拜占庭教皇的乌克兰东正教。

诺夫哥罗德 | 圣像画（14世纪上半叶） ，现藏于俄罗斯博物馆

17世纪中叶，信奉天主教的波兰全面控制了乌克兰。他们不仅全面推行“天主教”，还残酷迫害当地的东正教会与东正教徒。随着时间的推移，乌克兰地区出现了数量不容小觑的天主教徒

俄乌合并后，乌克兰东正教的基辅主教逐步了脱离拜占庭教廷，最终于1686年全面服从于莫斯科主教。进入20世纪以后，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东正教，成为了依附于苏维埃制度的宗教。

乌克兰基辅圣索菲亚教堂

2）被政治裹挟的乌克兰东正教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伴随着乌克兰争取独立步伐的加快，一直处于被“封禁”状态的乌克兰正教会重新开始了活动。

1990年10月，乌克兰正教会牧首姆斯季斯拉夫宣布，乌克兰正教会正式“脱离莫斯科东正教牧首”。这就意味着，乌克兰的东正教再度一分为二，即服从于莫斯科的俄罗斯东正教与乌克兰自主正教。

当然，两者在教义和仪式上没有明显区别。要论最大的差异，无非是俄罗斯东正教的宗教礼仪使用俄语，乌克兰自主正教使用乌克兰语而已。在分裂之初，两个教派一度就教堂和财产的划分问题，发生了不小的争执。但在1992年中期，双方宣布“握手言和”，合并为新的“乌克兰东正教会”，关系也有了极大的缓和。

在耶路撒冷圣墓教堂的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与东正教会普世牧首巴尔多禄茂

尤先科总统执政后，一再推行“脱俄入欧”与“去俄罗斯”政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宗教问题再一次被提上了台面。

2008年，他借纪念斯拉夫民族皈依基督教1020周年的机会，向东正教名义上的最高精神领袖——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禄茂一世，提出了 “允许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而独立”的请求。

原因很简单，他希望乌克兰“从文化和精神上彻底割断与俄罗斯的联系”。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他申请加入北约和欧盟的“投名状”。

客观地说，乌克兰的宗教认同差异，尽管不具备强对抗性，也很难引发新一轮的国家认同危机。但是，这种人为制造宗教认同分裂的行为，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乌克兰社会族群认同的差异。

尤先科，乌克兰前总统，乌克兰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的关键人物

政府在面对着复杂敏感的民族整合历史和民族关系时，应该在科学认知国情、汲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秉持平等、包容的理念，采取超越族裔民族主义的民族建构模式。但是，乌克兰选择了较为极端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化”的策略。坦诚说，这种心情固然可以理解，但在今天看来，并不是十分明智的。

1）“去俄化”大背景下的语言政策

从1992年起，乌克兰就对语言法进行了修订，做出了“设置乌克兰语为国语”的规定。1996年《乌克兰宪法》规定，“乌克兰的官方语言是乌克兰语，国家保障乌克兰语在全境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全面发展和发挥作用”。

尽管在改版宪法中，同样留有“保障俄语和乌克兰少数民族的其他语言得到自由的发展、使用和保护”的条目。但在现实生活中，乌克兰政府不仅在国家机构、武装力量、大众传媒等公共生活领域，积极推进乌克兰语的使用，还要求各公立教育机构使用乌克兰语进行教学，甚至将全国境内的俄语地名统一更改为了乌克兰语。

“橙色革命”后，乌克兰的语言政策变得更为激进。2009年，乌克兰最高拉达规定，“行政公文、国家公务员考试、法律诉讼、幼儿园中小学教育等各方面，必须使用乌克兰语”。即便在加入《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后，依然不断强调乌克兰语作为工作和文书语言的唯一性。

《零起点乌克兰语课本》

作为对比，俄语的地位受到了极大削弱（拓展阅读：）。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在乌克兰全国的21500所各级学校中，69.7%的学校使用乌克兰语教学，大约1305所学校用俄语教学，还有2000余所学校用乌克兰语和其他民族语言进行双语教学。

2010年2月，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就任总统，对“乌克兰化”的语言政策进行了调整。2012年，乌克兰通过了《国家语言政策基本原则法》，俄语在乌克兰部分地区获得了“官方语言”的地位。与此同时，过往在教育、电视、电影、广播等领域“歧视俄语”的相关法令，几乎也都被取消了。

不过，亚努科维奇被罢免后，乌克兰的“去俄化”语言政策，出现了愈演愈烈之势。2017年9月，时任总统波罗申科签署《教育法》，规定在教育系统中禁止使用俄语。

2019年4月，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的《关于确保乌克兰语作为国家语言的功能》要求，“从2020年9月1日起，括使用俄语等其他教学语言的所有学校，都应转变为乌克兰语学校”。同年5月，波罗申科签署《国家语言法》，俄语彻底失去了族际交流语言、区域和官方语言的地位。

在进入政界前，波罗申科是乌克兰的糖果业大亨

2）“去俄化”语言政策的“后遗症”

前面提到，乌克兰东部与南部的大多数国民，一直以俄语为母语。因此，当地以俄语为“通用语言”的乌克兰人，十分不满政府强行推广的语言政策。换言之，乌克兰官方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限制，境内以俄语为母语的人数，依然是不容小觑的。

2013年，亚努科维奇下台。与此同时，亲西方的临时政府政权，一度计划废除对俄语赋予地区官方语言地位的《国家语言政策基本原则法》。尽管该议案未获签署，但这项举措以及国内政界人士针对俄罗斯人的过激言论，引发了克里米亚等地俄罗斯族民众的担忧。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持续恶化。

克里米亚公投现场

2014年3月16日，克里米亚举行全民公投。数据显示，超过96%的投票者赞成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并加入俄罗斯。5月，与俄罗斯接壤的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各自就独立问题进行了全民公投，当地绝大多数居民支持独立。

面对乌东地区愈演愈烈的分离主义运动，时任代总统图尔奇诺夫签署总统令，在顿巴斯地区展开了大规模“反恐行动”，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武装冲突。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发布的报告称，自2014年4月中旬爆发冲突以来，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地方武装组织、平民在内，至少有7962人被杀害、17811人受伤。

毕竟，民族认同不等于民族分离主义。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一定会有自己的民族认同。从这个意义来说，过分重视语言的作用，希望通过强制推广单一语言教学来加速所谓“民族融合”的举措，不仅容易引发少数民族群体民族情绪的反弹，更并不利于统一的国家认同构建（拓展阅读：）。

伴随着红旗的降落，苏联成为了历史

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角度出发，独立后的乌克兰奉行乌克兰化政策，从民族、文化、历史和语言等多方面，重新构建国家认同的心态，我们应该给予理解。

但是，包括对乌克兰历史的重新研究、强制推广乌克兰语言文化等“去俄罗斯化”举措的实行，无形之中增加了族群之间的认同矛盾，甚至会破坏社会稳定和国家主权完整。

最后想说的是，在3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不断融合，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大民族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关系。要想实现所谓的“完全切割”，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过，基于现在的情况看，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