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张图表看懂中国产能过剩“问题”

由于缺乏周期性的增长动力，中国再次选择依靠生产密集型增长策略来提振经济。最近美国、德国与中国高层会谈中频繁提到，这种政策倾向可能会迫使中国制造商以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向全球出口过剩产能。

事实上，过度投资和过剩产能的问题在中国持续了很久。仔细观察当前的工业周期可以发现，目前的供需失衡主要是由于国内需求的显著疲软，而不是供应端的过度扩张。举个例子，自2019年底以来，中国工业库存水平累计增长了39%，远远超过了同期24%的工业产出增长幅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方面的反驳并非毫无道理。中国商品大量出口的原因在于创新和产品竞争力的提升，而非政府干预或显性补贴人为压低价格。这种竞争力让制造商能够更高效地生产并降低成本，而不是通过大规模补贴驱动的价格优势。

但实际上，中国的过剩生产和过剩产能问题可能介于这些观点之间。需要澄清的是，所谓“过剩产能”，更多指的是工厂设备和生产能力未被充分利用的状态。

从宏观数据来看，目前对中国过剩生产和产能问题的证据是喜忧参半的。作为衡量“倾销”行为的核心指标，经常账户余额预计在今年将小幅回落到疫情前的水平，即占GDP的1%-1.2%左右。

从宏观经济理论来看，国内储蓄与投资的平衡实际上是外部收支平衡的另一种体现。虽然疫情高峰期后家庭储蓄水平可能逐步回落，但总体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如果内需不能迅速恢复，而政策继续偏向供给侧刺激，就可能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的问题。

由于周期性需求疲软，中国的工业部门短期内可能还会继续面临供过于求的局面。如果政策能够更快向促进消费方向调整，这种风险或许可以得到缓解。但如果政策反应迟缓，甚至缺乏推动的意愿，就可能演变成更严重的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

结构性过剩和周期性过剩不同，它往往会导致工业资产长期闲置。与此同时，为了维持生产，企业的运营成本和各种支出会不断增加，进一步侵蚀盈利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扩大生产不仅可能导致回报率进一步下降，还可能触发新一轮的债务危机。

从数据来看，中国工业部门的表现虽然比不上疫情高峰时期，但整体状况依然算稳定。制造业的整体盈利能力确实有所下降，但资产回报率依然保持在10%以上的健康水平，表现并不算糟糕。

今年一季度，由于生产能力持续增加，大多数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出现下滑，普遍低于疫情前的平均水平，也低于美国的78.4%和德国的81%。各行业与历史平均水平的差距，反映了一些明显的结构性问题。

新能源汽车（NEV）行业是一个典型案例。早在2010年代末，国家大规模补贴吸引了许多新玩家涌入市场。然而随着竞争加剧和购车补贴逐步取消，部分弱势企业被淘汰。在这一行业内部，不同企业的表现差异巨大。例如，比亚迪、理想汽车和上汽的产能利用率超过80%，而行业整体平均却只有约50%。

其次像非金属矿产品和黑色金属这类行业，则因为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相关建筑活动大幅减少，上游产出的下降进一步拖累了工厂的产能利用率。

从下方图表可以看到，过去十年成品库存的积累还有其他驱动因素。例如，国家对“战略性”行业的投资（如高附加值制造、先进电子和清洁技术）明显增加，这推动了精密工具、电气机械设备（包括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的库存快速累积。同时，疫情期间需求旺盛的商品（如电脑、电子设备和药品）随着需求减弱，库存可能会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步消化。

对于那些被认为存在过剩产能的行业，出口数据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局面。以房地产相关的钢铁行业为例，其出口量比趋势水平高出13%，比疫情前增长了80%，这可能反映出某种“过剩产能倾销”的迹象。二极管和太阳能电池等半导体产品的出口量也高于趋势水平约24%。

相比之下，锂电池和新能源汽车虽然起步较晚，但出口增长迅猛，目前已趋于稳定。而电气设备、机械和精密仪器的出口量则低于趋势水平，没有明显表现出倾销行为的迹象。

从表面上看，现在全球对中国核心出口商品的依赖程度，比过去工业化阶段还要高。当时中国主要生产的是附加值较低的商品，而如今高科技和绿色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让外界对中国的关注和抵制力度更大。当然，这背后也有很强的政治因素——毕竟，相比纺织品或家用电器这类对安全威胁较小的商品，新兴的高科技和绿色技术产业显然更容易引发警惕。

2022年，中国在“老三样”（服装、家具和家电）领域的出口占全球需求的30%-65%，而在“新三样”行业中的份额已高达80%，并且预计未来几年还会继续增长。虽然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始终存在，但乐观者指出，这些领域的全球需求依然强劲。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全球太阳能光伏制造产能将翻倍，而中国将占据新增产能的90%以上。同时中国制造商在东盟等地区扩张组件制造能力，也为这些区域带来更多投资机会。

从整体情况看，中国制造业似乎在全球脱碳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回顾以往，中国应对大规模过剩产能时，通常采用信用黑名单、减少监管宽容以及推动行业整合等措施。例如，2015-2017年，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钢铁、煤炭、水泥、玻璃、铝业和造船等高耗能行业暴露出大量过剩产能，政府通过削减生产和产能进行管理。值得注意的是，从2009年的投资热潮开始，到相关行业出现系统性过剩产能，整整经历了五年多的时间，这为当前的政策提供了经验。

疫情期间的信贷宽松和国内需求疲软，导致亏损企业数量明显上升，尤其是在民营企业中更为突出。到2023年底，私营企业占亏损企业总数的70%左右，这不仅影响了劳动力市场复苏，也打击了民营企业信心。随着政策文件（如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开始关注过剩产能风险，政策推动新能源汽车、煤炭、钢铁和太阳能等重要行业的市场整合，最近几个月，亏损企业数量有所减少。

总体来看，中国在当前工业扩张策略上不太可能大幅转向，但他们对结构性过剩问题的认知和经验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的扩张可能继续带来显著的价格下行压力，而这一影响可能超过产量增加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提振作用。

本文数据及观点来源：Oxford 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