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张光奇；撰文/老刘【本文采用第一人称叙述，部分细节有文学处理，请理性阅读】

作为一名60后的人，我很羡慕那些和初恋走到一起的情侣。曾经的我，也有过这样的机会，但因为年少没有珍惜，没有把握住。如今回想起来，似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

我叫张光奇，1960年出生于四川南江。这里是著名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也是出了名的穷县，直到2019年才摘掉了国家贫困县的帽子。

我的家里只有三个子女，我是家中唯一的独子。也正是独子的缘故，父母对我抱有很大的期待，希望我能够有出息。

6岁的时候，我上了小学。当时正好开始实施5年制小学，2年制初中，2年制高中的教育模式。1975年，我从公社社办高中毕业了。

虽然是高中毕业，在老家也算是高学历人才。但说实话，当时的教学质量，着实一般。如果和现在相比，感觉连初中毕业生的水平，可能都赶不上。

高中毕业后，我便回了生产队务农。因为多年的读书和营养缺乏，我的身体十分瘦弱。1米75的个子，却只有一百零几斤，就像个麻秆一样。

队里一方面考虑到我这身体干农活够呛，另一方面知识水平高，就先让我干记分员。后来徐会计出了两次严重的错误，被免除了职务，我便接替他当上了生产队会计。

我很感恩队里的安排。因为他们的照顾，让我在青春期没有因为繁重的体力劳动，而过度亏空身体，也让我后来能够参军有了一个好的基础。

1977年高考恢复，等我得知消息的时候已经是11月份了，距离考试就一个月时间。我匆忙应考，结果显而易见。

1978年春节过后，征兵消息传来了。此时我很纠结，一方面想去参军，另一方面又想继续参加高考。最终经过慎重考虑，加上家里的实际情况，我选择了去参军。

这时候，我才得知当初生产队的安排，给了自己多大的便利。许多同龄人或多或少，存在佝偻、甲亢、八字脚、肝大等情况，在体检这一关就被刷掉了许多人。

宣布名单的那一刻，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好在我虽然瘦，但还是幸运地通过了体检。接兵的领导还拍着我的肩膀，开玩笑说，部队的饭菜谈不上好，但绝对能管够，到时候多吃点，很快就能补回来。

3月8日，我告别了父母和姐姐妹妹，以及一众送别的乡亲。在公社集中完后，又一起乘车去了县人武部，在这里编排好了临时连、排、班后，又乘车去广元火车站。

从广元火车站出发，坐着一路摇摇晃晃的闷罐车，花了两天一夜，我们终于抵达了甘肃省会兰州市郊的一片营房。

在这里我们将要接受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从学生、农民、工人等身份，实现由内到外的转变，成为一名解放军。

一开始，面对高强度的训练，我还是有些吃不消。但好在，这里真的如接兵首长所言，吃得一般，但能吃饱。我的饭量也突飞猛进，从一开始每顿只能吃三个馒头，变成了八个。

新训结束时，我的胳膊上也有了肌肉，跑5公里越野也能坚持下来了。基本的出操、队列训练、体能这些也都有模有样。

但这距离成为真正的军人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还需要在下连队后，继续努力，向老兵们学习，才能算是一名合格的军人。

下连队后，我被分到了二排四班。当时有个这样的说法，一、四、七班的班长，都是班长中的佼佼者，也是提干的苗子。所以能被分到四班，我感到很荣幸，也很有压力。

班长姓赵，是陕南汉中人，跟我老家挨得不远，他也将我看成了半个老乡。当他得知我高中毕业时，便鼓励我好好训练，只要训练水平跟上，凭借着高中学历，在部队提升要容易许多。

赵班长是我军旅生涯的领路人。他不但帮助我加练，而且还告诉了我许多部队里面的事，让我对这个集体有了更深刻地认识。

用了半年时间，我的军事水平就和普通的老兵战士持平了。1978年底，在我下连队仅仅半年时间，我被任命为连队的给养员，也就是俗称的“上士”。

给养员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司务长领导下，采购物资，搞好连队伙食。

1979年10月份的一天清晨，我骑着自行车外出卖菜。结果就是这次外出，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我前往地摊市场的途中，看到了两个青年正对一个女孩拉拉扯扯。

女孩躲躲闪闪，看我穿着军装驶来，大声喊叫救命。

出于军人的正义感，我大声呵斥两个青年。两人一开始有些紧张，但看到我只有一人，胆气便壮了起来。

我和他们发生了打斗，虽然我的身体素质赶不上连队那些“猛人”，但毕竟练过，顺利将那两人拿下了。

可正当我拿出绳子，准备将两人捆住，交给公安时，其中一个小子竟然从兜里掏出一把刀，一下扎到了我的腹部。女孩看到血，大声尖叫，两人趁势逃跑了。

我被闻声赶来的群众，送到了附近的医院。等我醒来时，已经是当天晚上了。

连队的领导来了，指导员轻声安慰我，说我的脾脏被扎了一刀，医院已经做过手术，后面的问题不大。我的心稍定，生怕自己因为这一刀，不得不离开部队。

连长在一旁气愤道，已经和公安沟通了，这俩人肯定跑不了。

随即他又表扬我，这次立了大功，给部队长了脸，等伤愈归队后，上级肯定会有嘉奖的。

此后半个月，我一直待在医院。就在这段住院养伤的岁月里，我遇到了自己的初恋。

姑娘名叫黄珊珊，是一名高三复读生。她是因为得了急性肝炎，在学校自己晕倒了，才被送到了医院。

陪床的是她的母亲，嘴里一直唠叨着，不听话，复习也不注意身体，这下把自己作到医院里了。

黄珊珊有些不高兴，嫌母亲在一旁唠叨，但我却很羡慕。虽然有战友经常来看我，但我还是多希望自己的家人能陪在身边啊！

毕竟男女有别，刚开始我俩也没怎么说话。等到阿姨看到穿军装的人来看我，知道我是一名军人时，这才和她们娘俩攀谈起来。

当她们得知，我是因为解救被流氓骚扰的女孩才受伤住院时，更是十分钦佩。阿姨还主动拿出了水果，帮我削皮后，递给我吃。

我跟黄珊珊也熟了起来，看到她因为高考落榜，情绪有些不好，我便跟她说起自己参加1977年高考时，大部分题都不会做的窘态。

她问我，现在还看书吗？

我点了点头，说道79年部队的军考也开始了，但我刚入伍还不够格，已经在计划1980年军考了。

得知我还在坚持学习，而且也爱好文学历史时，黄珊珊一下子不郁闷了。她的家庭条件不错，看过不少书，相比之下，在这方面我的阅读量就少了很多。

她开始跟我分享她读过的书，里面的名人警句。我们从文学到历史，甚至是哲学，聊得不亦乐乎。

有时候，阿姨家里有其他事，她便拜托我帮忙照看一下黄珊珊。

每当这个时候，黄珊珊总是很不爽，说自己十八岁了，还被当成小孩一样。我很羡慕她们这种自由表达情感的氛围，看得出来，黄珊珊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住院期间，我和黄珊珊的关系也越来越亲近，彼此之间都有了好感。

阿姨也看出了点端倪，但看到我们并没有过分的举动，她也就没管。

二十天时间一晃而过，我的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我也要回连队了。黄珊珊也差不多，急性肝炎来得快去得也快。

其实她能早几天出院，但她舍不得离开，硬是等着我要出院时，才办了出院手续。

分别时，黄珊珊问我，以后能不能写信交流。

我很想说出一个“好”字，但当时的我太年轻，也太稚嫩，只知道部队严禁在驻地谈恋爱的铁律，同时感觉到自己家与姑娘家里天差地别的条件，于是艰难地说道：“恐怕不行，部队不准。”

黄珊珊很委屈，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你可真不是一个男人！”说完，便气愤地离开了。

就这样，我和黄珊珊就这样错过了。而这一错过，就是一辈子。

我心如刀绞般回到部队，迎接我的是一枚个人三等功奖章，以及一场表彰大会。

我被调入了炊事班，一方面是保养身体，另一方面则是方便复习。

1980年，我参加了军考，顺利考入重庆的后勤工程学院（现陆军勤务学院）。

读军校期间，我会经常想起黄珊珊。如果当时我不那么怯弱，是否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呢？

军校毕业后，我回归部队，被安排进团部的后勤处。我曾经想去找黄珊珊，但人海茫茫，又何从寻找呢？

这段感情被我深埋在了心底，后来我自己也成了家，组建了家庭，有了孩子，一切才慢慢淡忘。

1999年，我以副团职转业回了老家，进入了银行系统工作。

2003年的一天，当我外出理发时，突然在理发店听到了一首歌，瞬间被击中了心房，愣在了原地许久。

询问店员之后，我才得知这首歌原来是刘若英演唱的《后来》。

白云苍狗，如今我已是60多岁的老头了。想想过去经历的种种，依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也许，这就是初恋的味道，甜蜜中带着一些苦涩，让人唏嘘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