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是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一生抱定救国兴邦的理想，把个人命运和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紧紧联系在一起，追求真理、坚持奋斗，为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褚辅成、冷遹等6名国民参政员为促成国共商谈而访问延安，回到重庆后，黄炎培根据延安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感写下《延安归来》一书。该书于同年8月在重庆国讯书店出版发行，初版2万册，几日内便销售一空，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
《延安归来》以一名民主党派人士的视角，真实记载了作者在延安亲身感受到的民主氛围，介绍了一个真实的延安，一个令人感到亲切、有着光明前途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回答了10个重要问题，即延安之行的动机、去延安的名义、对大局的看法、对延安的观感、延安的政治作风、与中共领导人谈话的经过、国共合作的前途等。第二部分是作者在延安五天所写的日记，其中详细记录了作者与毛泽东关于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的对话。第三部分是作者访问延安有感而作的《自重庆之延安》《延安去》两首诗。书中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第二部分中黄炎培与毛泽东在窑洞里的一段经典对话，也就是后来大家耳熟能详的统战佳话“窑洞对”。在窑洞谈话中，黄炎培引经据典，提问深邃。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充满信心，回答精辟。他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重温黄炎培和毛泽东关于历史周期率的世纪谈话，我充分认识到老一辈民建先贤与中国共产党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光辉历程，再一次感受到黄炎培始终坚持国家至上、人民第一的崇高精神。民建作为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的战友、同力同行的诤友，要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做到建言建到必要时、议政议在点子上、监督监到关键处。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秦博勇在专题片《大道薪传——中国的民主党派》（民建篇）中所说的：“民建先贤是做诤友，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都被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采纳了，通过广泛的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把真实情况搞准，把提的意见提准，我理解这就是报的实情、建的真言、做的诤友。”多年来，我作为政协委员、民建会员，始终秉持建真言、做诤友的履职理念，先后提出了《统筹推动沈阳打造新型“储能之都”促进辽宁新型储能产业加快发展建议》《鼓励和支持我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建议》《以省政协文史馆为阵地，设立政协公众开放日的建议》等多篇意见建议，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参考。我从事保障性住房工作多年，因工作关系对所联系的界别群众中的企业员工存在“租房难、租住偏”问题有所了解，并多次深入企业内部，摸底企业职工公租房需求，指导开展申请、审核、配租、入住“一条龙”服务，协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2020年我提出的《关于住房租赁市场管理建议》作为民建中央集体提案主要内容提交全国政协，被评为2020年度全国政协“好提案”。
《延安归来》初版距今已有近80年的时间，现在，市面仍能寻见的单行本，只有当时在重庆国讯书店出版发行的繁体中文竖排版。2021年，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和国家行政管理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延安归来》简体中文版，目前已是第二次印刷。《延安归来》的再版，不仅是珍贵的历史资料，更是我们铭记革命历史、汲取宝贵经验、传承优良传统、同心共创伟业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我们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行。
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6名国民参政员为了促成国共商谈访问延安，回到重庆后，黄炎培写下《延安归来》一书，并于同年8月在重庆国讯书店出版发行。书中以一名民主党派人士的视角，真实记载了其在延安亲身感受到的民主氛围，介绍了一个真实的延安，一个令人感到亲切有着光明前途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香山革命纪念馆“永葆青春活力——香山时期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实践专题展览”的展柜中展陈着一本1946年出版的《延安归来》，今天丹丹带大家一起瞻仰文物，重温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光辉奋斗历程。
文物展示
黄炎培著《延安归来》
褚辅成、黄炎培等6位参政员抵达后，延安的接待工作规格极高。毛泽东不仅带领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张闻天、叶剑英、李富春、谢觉哉等数十人到机场迎接，中共中央还于7月2日晚在杨家岭为他们举行了隆重而盛大的欢迎晚会。在延安的5日，除了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正式会谈外，黄炎培还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光华农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等地方，与街上群众、商店店员们随便交谈，询问物价和生活情况，了解延安风俗民情。此外，他还与陈毅、丁玲、范文澜、张曙时、陈学昭等新旧朋友进行畅谈，深入了解延安的经济、文化、教育及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作风、民众生活等。
1945年，黄炎培等人访问延安
访问延安是黄炎培的一个宿愿。而短短数日，更是让他感受到了一种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清新气象和勃勃生机。给黄炎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里看不到一块荒废了的土地，看不到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中共中央和政府领袖生活很苦，而老百姓的新建筑增多、生活较好。黄炎培还发现，在毛泽东家里做客时，这里称毛泽东便是毛泽东，一般并不连称他的头衔。而这里的军民关系也很好，确是鱼水关系。他坦言，延安5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理想相当近的。
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交谈
黄炎培关于如何打破“民族兴亡周期律”的思考，是由来已久的。1942年6月30日至7月4日，他在成都作“中华复兴讲座”十讲，分析中国抗战形势，提出复兴中华民族的方案。其中第六讲便是关于“揭示民族兴亡周期律而抉破之”的演讲。在黄炎培看来，一个国家要想变强大，一方面靠全国人民的勤俭和努力生产；另一方面就是要不怕牺牲。同年8月2日，黄炎培在日记中将“抉破此民族兴亡周期律之不二法门”，进一步归结为“自强不息”。所以，当延安访问即将结束，毛泽东问及他有何感想时，黄炎培坦陈多年来心中的远虑。他引用《左传》《礼记·中庸》等典章提出：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甚至“求荣取辱”都有，总之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中国共产党执政，如何能跳出这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对于黄炎培的提问，毛泽东略作沉思，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回答，以及在延安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令黄炎培等人为之信服。他表示，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回忆说，“我一辈子都在寻求着真理，一直未曾如愿以偿，而使我认识到可能是真理所在的，就是1945年的延安之行”。
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交际处院内
黄炎培回到重庆后，有很多人不断问他延安的情形。在他看来，无论是出于朋友情谊还是家国大义，都有必要把在延安的经历如实报告给大家。于是，《延安归来答客问》很快就于7月24日脱稿，《延安五日记》也完成三分之二。此两稿连同访问期间所作的诗两首，取名《延安归来》。《延安归来》以一名爱国民主人士的视角，介绍了一个真实的延安，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这对于国民党多年来对共产党的种种造谣污蔑，无疑是个有力的揭破。与此同时，《新华日报》《国讯》等报刊及时跟进宣传，发布新书广告或予以连载。《新华日报》称该书“凡关心民主团结的人士值得一读”。《延安归来》遭查禁后，又于1945年10月由上海国讯书店再版发行，并被大连大众书店、辽北出版社、东北书店等多家出版单位翻印。随着《延安归来》的广泛流传，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给全国同胞和海外华侨展示了延安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风貌。《延安归来》不仅是珍贵的史料，更是广大党员干部铭记革命历史、吸取历史经验、赓续红色基因的重要历史参考读物。旨在帮助广大党员回顾历史，回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生产生活状态，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作风，更加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黄炎培与毛泽东“窑洞对”前后
1945年7月1日至5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6人赴延安访问。返回重庆后，黄炎培将在延安的所见所感形成书稿《延安归来》。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记载了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窑洞对”成为党史国史上的著名典故。
六参政员访问延安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由于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国共两党剑拔弩张，这也让黄炎培等民主爱国人士忧心忡忡。出于良心和责任心驱使，1945年6月1日，黄炎培、傅斯年起草致延安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电稿，并于次日由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王云五、左舜生、章伯钧七人联名发出。这份电稿的大概内容是：鉴于目前局势，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继续商谈国内团结问题，以使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6月18日，也就是在中共七大胜利闭幕不到一周，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褚辅成、黄炎培等，称：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我党无不乐于商谈，并表示热烈欢迎黄炎培等七位参政员来延安共商国是。
临行时，黄炎培发表谈话：我们不是第三者，不是和事佬。若问我们的使命，只是良心的使命，若问我们的身份，倒是一分子主人翁的身份。7月1日上午，访问团除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外，黄炎培等其他6位参政员登上前往延安的飞机。
边地风光迥不同
褚辅成、黄炎培等6位参政员抵达后，延安的接待工作规格极高。毛泽东不仅带领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张闻天、叶剑英、李富春、谢觉哉等数十人到机场迎接，中共中央还于7月2日晚在杨家岭为他们举行了隆重而盛大的欢迎晚会。
在延安这5日，除了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正式会谈外，黄炎培还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光华农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等地方，与街上群众、商店店员们随便交谈，询问物价和生活情况，了解延安风俗民情。此外，他还与陈毅、丁玲、范文澜、张曙时、陈学昭等新旧朋友进行畅谈，深入了解延安经济、文化、教育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作风、民众生活等。
访问延安是黄炎培的一个宿愿。而短短数日，更是让他感受到了一种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清新气象和勃勃生机。给黄炎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里看不到一块荒废了的土地，看不到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中共中央和政府领袖生活很苦，而老百姓的新建筑增多、生活较好。黄炎培还发现，在毛泽东家里做客时，这里称毛泽东便是毛泽东，一般并不连称他的头衔。而这里的军民关系也很好，确是鱼水关系。他坦言，延安5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理想相当近的。
与毛泽东窑洞对谈
黄炎培关于如何打破“民族兴亡周期律”的思考，是由来已久的。1942年6月30日至7月4日，他在成都作“中华复兴讲座”十讲，分析中国抗战形势，提出复兴中华民族的方案。其中第六讲便是关于“揭示民族兴亡周期律而抉破之”的演讲。在黄炎培看来，一个国家要想变强大，一方面靠全国人民的勤俭和努力生产；另一方面就是要不怕牺牲。同年8月2日，黄炎培在日记中将“抉破此民族兴亡周期律之不二法门”，进一步归结为“自强不息”。
所以，当延安访问即将结束，毛泽东问及他有何感想时，黄炎培坦陈多年来心中的远虑。他引用《左传》《礼记·中庸》等典章提出：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甚至“求荣取辱”都有，总之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中国共产党执政，如何能跳出这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对于黄炎培的提问，毛泽东略作沉思，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回答，以及在延安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令黄炎培等人为之信服。他表示，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回忆说，“我一辈子都在寻求着真理，一直未曾如愿以偿，而使我认识到可能是真理所在的，就是1945年的延安之行”。
《延安归来》出版
黄炎培回到重庆后，有很多人不断问他延安的情形。在他看来，无论是出于朋友情谊还是家国大义，都有必要把在延安的经历如实报告给大家。于是，《延安归来答客问》很快就于7月24日脱稿，《延安五日记》也完成三分之二。此两稿连同访问期间所作的诗两首，取名《延安归来》。
《延安归来》以一名爱国民主人士的视角，介绍了一个真实的延安，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这对于国民党多年来对共产党的种种造谣污蔑，无疑是个有力的揭破。书稿写毕，很多朋友劝说黄炎培，“这万万要不得，你替共产党宣传，太危险了”。黄炎培不为所动，决意出版并愿意承担可能发生的后果。考虑如果把书稿送国民党当局审查，很可能会被扣押。于是，他果断决定直接交由重庆国讯书店付印。这在当时重庆是头一遭打破出版前交付当局审查的规矩。就这样，这本32开74页的小册子，只用了8天时间，就于1945年8月初出版发行了。
与此同时，《新华日报》《国讯》等报刊及时跟进宣传，发布新书广告或予以连载。《新华日报》称该书“凡关心民主团结的人士值得一读”。《延安归来》遭查禁后，又于1945年10月由上海国讯书店再版发行，并被大连大众书店、辽北出版社、东北书店等多家出版单位翻印。随着《延安归来》的广泛流传，其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给全国同胞和海外华侨展示了延安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