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我采访过的所有老兵，他们说得最多的也是：我们不怕死亡，我们只怕遗忘。‍‍‍‍‍‍‍‍

对于他们来说，自“九·一八事变”后，不参加抗日，就要亡国灭种，没得选的。

就像老兵徐世椿一样。

2019年4月27日，是我99岁的生日。

我居住地泰州市钟楼巷热闹非凡，街坊邻居和关爱老兵志愿者摆了个长街宴，为我提前庆祝百岁。

作为一名抗战老兵，我无以为报，为大家高歌了一曲《不做亡国奴》，这首歌我从小开始唱，唱了一辈子。

我们那时候不参加抗日，就要亡国灭种，没得选。

八年抗战，我亲历了台儿庄战役的惨烈，考上空军后冒着生命危险苦练飞行技术，一心只想早日升空杀敌，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万万没想到，学成后却遭人陷害，被关进了集中营。那个时代最黑暗的一幕，被我们遇上了。

我老家是安徽巢湖的徐小圩小镇，我的祖父很小时逃荒到宣城县，在一位员外家做长工。

祖父勤快能干又聪明懂事，员外夫妇都很喜欢他，长工期满，不仅给了他丰厚的赏赐，还把意外摔坏腿的丫鬟给他做了媳妇。

这瘸腿丫鬟自幼陪读小姐学习琴棋书画，知书达理，非同一般。

祖父带着祖母回到老家，生了一儿一女，就是我的父亲和姑妈。祖母言传身教，将他们培养成村里第一代识文断字的文化人。

辛亥革命爆发，我的父亲徐东莱带头在村子里剪了辫子，祖母气得抡起拐杖追打儿子，儿子一跺脚，跑到合肥投了张勋的队伍。

父亲后来跟着部队到了甘肃，他不愿参与打仗和杀戮，从事“文职”，逐渐做到了天水县厘金局局长、三岔县县长。

父亲心系黎民造福一方，在任期间，百姓曾给他签名送“万民伞”以示拥戴。

父亲在甘肃干出了成就，书信、银元也捎回了老家。当他把第三个儿子的小照片捎回老家报喜时，正值雪花飞舞的冬季。

祖母看着照片里的光着小屁股的孙儿，怕他受冻，用厚实的棉絮包裹了照片，祖母为这孙儿取名世椿，这孩子就是我。

每添一个孙儿，祖母就亲手在屋后种下一棵香椿树。她留下话，哪个孙子长大，娶妻成家，就砍一棵香椿树，打一房床柜桌凳。

但祖母没来得及到春天为我种下香椿树，就一觉睡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四年之后，张勋拥戴溥仪复辟失败，“合肥帮”树倒猢狲散，我的父亲携妻儿归踏上了回乡之路。

走在黄河边上，一匹马突然受惊，把背上柳条筐连甩进了黄河，母亲吓得跌坐在污泥里哭天喊地。

父亲带着家丁跳进黄河奋力捞回柳条筐，见我在筐中安然无恙，惊喜大呼：“我儿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必有后福呀。”

老家和祖母一同做了很多善事的姑姑在村中寺庙削发为尼，皈依了佛门。

父亲衣锦还乡，翻盖了家中的草屋，置办了许多田产，还铺路架桥，惠泽乡里，人称“徐八爷”。

我6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到了芜湖的天主教堂，先在唱诗班唱诗，后来进教会学校读小学、初中。

15岁我考上了法国人在芜湖办的雷斯特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父亲勉励我学习最先进的西洋技术，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徐世椿飞行员照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我大哥徐世栋参加了马文魁的西北军，二哥徐世桃也已走上抗日前线，后来编入青年军坦克兵100师。

深明大义的父亲，又亲自为我报考了黄埔军校。

这一年，我17岁。

父亲曾因看不惯流血杀戮离开部队，当鬼子打到家门口，他义无反顾地把三个儿子都送上了抗日前线。

在我们家的带动下，徐小圩的青年纷纷走上前线，徐家还有世俊、世仁、世佩、世仪等五个堂兄弟也参加了抗日队伍。

我们都不是穷得没饭吃才参军的，我们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候拿起武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抗战胜利，世佩、世仪等三个堂兄弟没能回家。

我报考黄埔军校后，初试过了，到了十月复试还没有等来通知，我想打鬼子，就急不可耐地参加了第5战区第7军171师。

我有文化，会唱歌，被分在政治部的战地服务团，为前线服务。

1938年春天，台儿庄战役打响了。

我随部队赶到安徽的龙炕集阻击日军，这是我第一次上战场。

师长战死，旅长上，旅长战死，团长和营长上，一个师上去一下就没了。

生死就是一瞬间，脑子里根本没有怕不怕，也不知道什么叫死，什么叫活，只知道为国牺牲是最光荣的。

我们两个人还轮不到一支枪，是用大刀、红缨枪和血肉之躯去拼鬼子的大炮机关枪。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是我们那时候的歌，我晚年唱起来，和别人的感受不一样。

从城里突围出来后，我们一直退到河南固始整修，政治部主任梁镜对我们说，你们都是安徽本地小青年，家乡沦陷也回不了家，不如往武汉去找大部队吧。

拿着主任给的几十块钱，还有证明，我们四个结伴到了武汉。没想到正好是武汉会战的前夜，我们夹在逃难的人流中挤进火车站，扒火车到了西安。

刚好国民党励志社在招考中央战地服务团，我们就去报考，然后一直在渭南、潼关、运城等前线战地服务团做宣传工作。

第二年冬天回到西安，正好遇到空军医院招考飞行员，就去报考了。空军最危险，我就去做空军。

鬼子打到家门口了，不拼死抵抗就要亡国灭种，宁死也不能做亡国奴啊。

那时候“航空救国”的理念激励着全国各地青年学子，报考飞行员的特别多，

西安考区就有几万人报考，最后只录取了18个，我们是万里挑一考上空军的。

录取的同学一道乘卡车从西安入川，夜住晓行，走了一个多月，来到四川铜梁县旧市坝“空军入伍生总队”，隶属空军军士学校第三期。

第三期共招了280多人，来自全国各地，绝大部分是沦陷区，我们最早到，被编在第一队。

总队调拨了一批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担任队长和班长，施行严格军事训练，把老百姓转变为军人，那是“打骂式的法西斯训练”。

学员入伍前大多是家境不错的“学生娃”，不习惯严格的军士生活，吃了不少苦头。

完不成训练任务或者违反纪律，长官会拳脚相加，轻则禁闭，重则开除。

偷偷抽烟被发现，惩罚把抽剩下的部分吞吃了；打手心是最常见的惩罚，同学们戏称“吃熊掌”；还有的会被罚双腿弯曲，双手举枪，在烈日下暴晒……

天天出操，摸爬滚打，腿都肿得上不去台阶。一天下来精疲力尽，晚上还要跑警报，哨声一响，就紧急集合，背着背包跑到很远的山上去。

入伍训练原计划三个月，但因为没有汽油训练场地不足等原因，两次延期，持续了六个半月才结束。

1938年10月1日，我们经过入伍训练，正式了开始初级飞行的学习。

从成都到簇桥的马路上，我们身着黄色飞行服列队来来往往，大家高唱着校歌：“锦城外，簇桥东，壮士飞，山河动，逐电追风征远道，拨云剪雾镇苍穹......”

成都平原上空震响着隆隆的飞机声，似乎告诉百姓们，中国不会亡。

蒋介石是航校的校长，我们刚到航校不久，他就携夫人宋美龄来校视察。

他在大操场的司令台上为三期学员点名，点到谁，谁就立定高呼“到”！

蒋介石点：“徐世樁（zhuang）”！

我不动，队长小声示意，“点你呢！”

我立定，并大声报告：“我不是徐世樁（zhuang），我是徐世椿（chun）！”

蒋介石仔细看过名册，立即纠正：“徐世椿！”

我大声应答：“到！”

站在蒋介石旁边的宋美龄侧身看看点名册，向我优雅地点头微笑，那气质，那魅力，我们永生难忘。

“航空之母”宋美龄

初级训练正是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学员吃的只有糙米饭加豆豉煮空心菜，连盐都没有。用盐拌饭都成了奢侈的消耗，要遭伙夫们白眼的。

由于营养不良，好多人得了夜盲症，夜晚出去解手都要相互搀扶。

宋美龄是航空委员会秘书长，有一次，我们向她诉苦说吃不饱。她了解情况后当即拍板，给我们改成空勤伙食。

此后就大不一样了，每周能吃几顿荤菜，我们那时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是要拼着性命去打仗的，谁对我们好就是我们的亲人。

所以，我们都追着叫宋美龄喊“妈咪”，因为她对我们是真好，这话很多年不敢说。

我这人胆子大，也不晓得怕死，经常糊里糊涂的做些冒失的事情。

在航校的时候，我们还弄了一个游泳池，木头起的一个跳台，一米跳台、三米跳台我都能跳，十米跳台，没人敢上去，我就上去了。

底下人就吼我，“跳，跳啊！”我真那么糊里糊涂跳下去了。

跳下去也没有姿势，“嘡！”一下，像个深水炸弹，拍得一身都青紫了。

我们三期卧虎藏龙，游泳、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这些时尚的运动都很出色，校运会上经常碾压那些飞行官。

我的长项是篮球、游泳，后来我到泰州后还做过国家二级足球裁判。

学长郭烽明组织了个“飞箭读书社”，发起人有我、伍庆香、杜元礼、徐嗣元、雷子明、黄富元几个，写诗作文办壁报，影响很大。

那是抗战最困难的时候，学员一个月只有两块零用钱，剃头洗澡用，后来为了节省，剃头都是在营房里互相剃。

郭烽明学长进校前已经是飞行“机械士”,他是带薪学习，比我们这些穷学生有钱，但他有钱都给大家一起花，买零食一颗花生都分着吃，从来不吃独食，深受大家爱戴。

等我们毕业有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先凑钱给郭烽明买了一块表，表示谢意。

郭学长文武双全，对大家都好，和我还是结拜弟兄，是最好的哥们。

按原计划，我们学一年就毕业开赴抗日前线。

但成都气候条件差，一年中能飞行的时间不多，加以装备贫乏，师资不足，训练时间一再延长。

到校第一年初春，日机就偷袭了成都双流机场，躲警报的我们趴在草丛中，眼睁睁看着苏联援助给中国空军的100架伊-15Ⅲ型歼击机，被毁于一旦。

被鬼子欺侮的奇耻大辱令大家愤怒得血脉愤张，恨不能“灭此朝食”。

三期的壁报《剪云》上的一首小诗更深深地刺痛着大家：

假如，

我们不去抵抗，

敌人杀死了我们，

还会指着我们的尸体说：

瞧，这就是亡国奴！

我们饭堂没有凳子，都是站着吃饭。开饭前，大家会齐声高呼“强虏不灭，誓不坐食”！

睡前列队，队长高喊：“诸生，尔忘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亡吾国灭吾种乎?”

大家齐呼：“不敢忘！”

一首《不做亡国奴》唱出了大家心底的吼声。

七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唱起这首歌，眼睛都会湿润，思绪会回到1939年的大年夜。

那年除夕大雪纷飞，炮竹声稀稀拉拉地响着，我们裹着单薄的毯子，挤在冰冷的营房里守岁。

想家，多数同学家乡已沦陷；思亲，家人杳无音讯。好多同学都哭了，压抑不住的啜泣声在营房蔓延。

我们都还是十六七岁的孩子，真想家啊，越想家越恨日本人，就想和鬼子拼命。

不知是谁哼起了《不做亡国奴》，大家立即应声唱合：

“不做亡国奴，人人争先，打败鬼子，回家过年！”

我们用慷慨悲壮的歌声迎来了新的一年。

现在的人都爱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们那时没想过当将军，那时候真没有别的想法，就是一心想死，以死报国。

一心只想“学成飞天技，雪耻救中华”，个人生死早就置之度外了。

我们训练的飞机很落后，初级飞行的弗力提，中级飞行的“可塞”、 “道格拉斯”，还有中国自行仿制的飞机“复兴号’都非常陈旧。

中级飞行时进口了一批“莱因’机，因起落架脆弱，易着火，多次出事，就不用了。

不久又从美国进口了15架北美机(NA一56一A)，这批飞机倒抵挡了一阵子。

高级飞行时轰炸科使用北美机，驱逐科则使用陈旧的战斗机霍克Ⅲ，E一15和复兴号。

飞行员不仅要有有极好的飞行技术，还要有胆有识、有勇有谋，超强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才行。

中级训练时，我是第一个放单飞的。

驾着驱逐机从双流机场飞上天空，穿云破雾，耳畔是嗖嗖的疾风，脚下是祖国的山河，心中是燃烧的复仇火焰，冒着风暴飞上云天，飞过万重山那种感觉和心情，刻骨铭心啊。

想不到的是，随着我们的升空训练，一件件惨剧连续发生。

记得那是1942年的4月4日。

那天天气晴朗，又是单飞的好时候，同学们都很兴奋，跃跃欲试。

万万没想到，一架刚起飞的飞机，起落轮突然滑落，直接扫在张九思同学的天灵盖上，他顿时倒在白色的脑浆和鲜红的血泊中。

大家都还没回过神，机场上指挥的罗英哲教官也被撞伤在地。

我们触电般本能地匍匐在地，愤怒和恐惧地惊呼起来，原来飞机也会“杀人”。

负责飞行的教官马上挑选了两个同学去单飞，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大敌当前，训练和杀敌是重中之重，雷打不动。但4月4日，成了大家痛苦的纪念日。

两个月后，单飞训练结束，每个学员飞行时间不足10小时，然后是又一次大淘汰。

之后一个月，又发生了两次飞机起火失事，刘如柏教官在烈火中殉职，秦毓斌同学严重烧伤医治无效逝世。

十多天后，崔临江教官奉命到太平寺接收一架刚修好出厂的弗机。起飞后，还没飞到200尺的高度，机舱突然冒火了。

飞得高度低，无法跳伞，火势又极猛烈，大家便圆睁泪眼看着离开时向大家微笑、挥手的崔教官和飞机一起烧成火球，坠地。

几个月后，又一幕惨剧：何世煊教官带着杨修齐出航飞行，最后只在田野发现飞机残骸和两堆模糊的血肉，失事原因至今成谜。

训练中的惨剧让我们心惊肉跳，但没有任何一个同学因此懈怠。

我们不怕死，只是不想在训练时死于事故，我们要上天和鬼子同归于尽啊，于是我们的训练更加刻苦了。

每次升空都高度紧张，直至飞机平稳落地后，同学们扑上来紧紧搂抱我时，才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还平安。

1942年元旦之后，大家奉命选科。

驱逐机单打独斗，对飞行员的技术和胆识都有更高的要求。轰炸科三人一组，相对“安全”。大家都想飞驱逐，想和鬼子拼命。

竞争激烈，航校决定以成绩排名，我和郭烽明学长都如愿选进了驱逐科。

我们也由双流迁回簇桥的校部，开始了高级训练。

高级学生的业余生活更丰富，但飞行事故依然在发生。

特别是跳伞训练，飞行士被指定用乐山生产的国货，因降落伞质量不过关，导致“十人跳伞，两死两伤”的惨剧，终于让我们忍无可忍了。

我们发起了悼念无辜死去同学的活动，并决定罢课、罢飞、绝食，抗争空军中的黑暗和腐败。

带头闹事的吴俊等四名同学被捕了，关进王家坝军法处监狱。三期同学轮流去探视、慰问。在大家心中，他们是“英雄”。

几个月后，被捕的四个学生经多方营救被释放，但空军受命对他们“永不录用”。

我们气得咬牙切齿，却无可奈何。

1942年12月25号圣诞节，我们毕业了，马上能升空打仗了，高兴得不得了，大家一起狂欢，都喝醉了。

初级飞行、中级飞行、高级飞行，每个阶段都有人被淘汰，280多人入校，毕业时仅剩83名毕业生。

我的毕业证是二十六号，毕业总成绩第26名，第一名是向子昶，学长郭烽明是第四名。

毕业证有校长蒋中正的大印，毕业典礼上发了中正剑。那剑比军官的略短，剑鞘是银质的，军官的是金质的，国民党的等级制无处不在。

对军官、军士制度的不满，引发了三期学员接二连三的反抗，也酿成了后来轰动军界的23名飞行员被拘捕事件。

航校三期毕业同学留影

1943年的春天，我们接到命令，开赴新疆伊宁空军教导总队，接受苏联援华战斗机训练，然后再回内地参战。

我永远都忘不了那段没有飞行事故和伤亡，以及我们和苏联教官、新疆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的日子。

但在这里，空教队少数官长仍然歧视三期毕业生，以官压士，借故责难或当面斥责。

军官和学士的冲突越来越激烈，三期同学先后三批被抓捕了23人，罪名是“奸党”、“奸匪”嫌疑。

政训处主任孙浮生借机报复，把我们镣铐加身，押解出疆，送回重庆军事法庭受审，必欲把我们置于死地。

这就是国民党空军史上轰动一时的“伊宁事件”。

我和学长郭烽明、王觉飞（后改名王聚五）三人是第二批被捕的。

我被抓是有思想准备的，被抓的三五天前，我的几本日记被政训室搜去，我的日记里提到在合肥同时参军的同乡张文煦。

孙浮生认为张是共产党员，如获至宝般抓住了我通匪的“证据”。

从天之骄子沦为阶下囚，我们尝够了被欺凌与被损害的屈辱。镣铐万里行已苦不堪言，到兰州关进牢房更像进了鬼门关

那一年兰州雪下得特别大，积雪过膝，天寒地冻。牢房冷得滴水成冰，一身秋衣难以御寒。

地下是薄薄的麦草，晚上冻得无法睡，我们都冻伤了，我的冻疮最重，手脚几乎烂掉，以至于我这一辈子，一到冬天就犯冻伤……

难熬啊，为了抵御寒冷，我们就蹦就跳，就靠唱歌激发精神，还吼英文，吼俄语，抒发满腔的愤怒和悲愁。

在兰州初审数月后，我们和后到的同学集体被押往重庆。

在重庆的空军军法处，什么也审不出来，我们纯洁得不得了，一心以死报国，哪有异党之心。

但按“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我们难逃一死。

学长郭烽明作为首犯在法庭上说，我们别无所求，让我们去死吧，别枪毙我们，别浪费子弹，让我们上天杀敌，让我们去和鬼子同归于尽！

主审法官被感动得老泪纵横，上书航委会，这些青年都是栋梁之材啊……

老蒋为教训我们的“不知天高地厚”，亲笔批示把我们送进“战时青年训导团”去学三民主义，就是重庆的五云山集中营。

我们的抗争致使空军高层有了反思和变革，剩下的三期毕业生和先期毕业的一、二期学员全部转为飞行官，赴美国受训。

可我们呢？想来真是造化弄人啊。

集中营上上下下对我们都非常同情，那个时候培养一个飞行员多不容易，因为政争，我们成了牺牲品，不能杀敌报国，抱憾终生。

五云山集中营归中统管，属于三青团，我们在里面有相对的自由。

山头上有个寨子，我们可以派代表去镇上买菜，还在山上开了很多地，自己种菜改善生活。

集中营有图书馆，我在里面把《莎士比亚全集》都看过了，会背其中的很多章节。

那时候乔石、孙午南、萨空了都和我们关在一起，我还特地向萨空了请教了关于自由、民主的问题，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问题。

在他们的引导下，我开始有了思考。

重庆地下党和王若飞几次通过萨空了资助我们伙食费， 带话给我们“他们不用你们，我们用”。

本来我们不是共产党，但无端蒙冤使我们开始仇恨国民党，不少人真有了投奔延安的想法。

后来因王若飞和叶挺将军乘坐的飞机失事，这条线就断了。

1945年9月9日，我们被无罪释放，走出集中营。

出狱时，我们互相拥抱“相约十年后再相见”，谁知这一别就是将近半个世纪。

我先去投奔表侄陈治宣，他在北碚一所滑翔学校当教官。

我们年龄相仿，都在巢湖边长大。抗战爆发，我参军上了前线，他考上了空军预备役的滑翔学校。

我在航校飞行训练时，表侄去成都簇桥新营房看过我。听闻我和二十几位同学被拘捕，他也心急如焚，却打听不到我的消息。

当我突然出现在他的住处，把他吓了一大跳，直到我沙哑着嗓子喊了他的小名“大祥子”时，他才如梦方醒。

在表侄的照顾下，我有时去复旦大学当旁听生，有时过江去找学长郭烽明，他已经在重庆做了记者，我们还和赴美归来的同学一起为于忠海教官的演唱会助力。

我攒了点钱，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回家之路。一路悲喜交加，双泪长流，感觉像在做梦。

直到我跪在两位互相搀扶着老人面前，听到他们一声声“三儿”的呼唤，我才确信，我真的回家了。

婶婶得知也赶来，哭着说：“我就是不能死，我也要等到你二弟打完鬼子，回家……”

她的世福儿早已战死疆场，再也回不来了。

我能完好无损地活着回来，二老兴奋得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父亲就空着手为我求亲去了。

父亲不知道我被捕入狱，只觉得自己的三儿是抗日英雄，只有最好的姑娘才能配得上我。

这个最好的姑娘父亲原是地方上的一位盐官，家境优越。

姑娘毕业于高等护校，美丽善良、优雅贤淑，求亲者踏破门槛，但姑娘眼高过顶，都看不上。

深明事理的岳父一口答应了父亲的请求。天赐良缘，我见到牵手终身的老伴傅克敏。

美丽善良的傅克敏

之后，我又去了上海发展，在三期同学伍庆香的帮助下，重新进入复旦大学继续工商管理专业的学习。

后来，又在伍庆香的引荐下，在他老岳父开办的荣丰纺织厂做了高级管理，月薪一百三十大洋。

那段时间，我不仅事业顺风顺水，家庭也其乐融融，也连接有了我们的孩子。

建国初期，我响应号召“支援内地”，到当时闭塞落后的泰州协助筹建纺织厂，原计划厂子建好就回上海。

没想到，因为干得太好，被市领导极力挽留。我也想有一番作为，便放弃了随上海荣丰纺织厂迁往香港的机会，举家移居泰州了。

徐世椿一家

土改时，因为我父母人缘极好，老家只给我父亲徐八爷划了“个人地主”的成份，我母亲及家人都是“贫农”。

乡亲们没有过多的为难父亲，只是分了他的土地和“浮财”，不久父亲去世。

几年后，母亲也走了。

善良的母亲没有看到他心爱的儿子被当作“国民党特务”、“反动技术权威”带着高帽、挂着牌子游斗，安详离去。

这是我生命中不幸中万幸。

一晃就是几十年。

1984年，我已儿孙满堂，突然接到烽明兄的电话，听到他的声音，哽咽得说不出话。

不久，烽明兄和妻子一同到泰州来看我，那真是相对无语，只有泪千行啊。

第二年，三期同学终于重逢。

我们都希望老学长能把23个人的历史记一记，这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冤案，我们有生之年不说出来就没人知道了。

但当年笔下生花的老学长心有余悸，迟迟不肯动笔，最终带着遗憾走了。

我希望有人能听到我的声音，写下我和三期的经历，但是太难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啊？

1987年，我、郭烽明、王觉非当年被捕的三人留下合影，郭烽明学长为此手书道：

“四十五年前囚于兰州黑牢之三难友。重镣铆死白夏至冬，无法脱换下衣。昼夜一灯如豆，一日两个黑馍浸盐水而食。隔墙犹歌声悲壮，书声琅琅可得而闻。不意长寿至今也。”

时隔45年，同时被捕的三人重聚

是呀，不意长寿至今。‍‍

后来根据烽明兄女儿郭新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我们才知道，当年把我们送进监狱的孙浮生，竟是1926年入党的中共老党员。

他以“奸匪嫌疑”的死罪诬陷我们，如此无耻的政治陷害，除了个人恩怨，是否还为了削弱国民党空军的力量？谁能解开这个谜？

孙浮生的侄孙让郭侄女带话，说要向受害的23位前辈道歉。这可能就是这桩世纪冤案的最后结果了。

我在泰州做了40年工程师，连任泰州市两届政协委员，多次被评为全国健康老人，活过百年人生。

徐世椿夫妇

我一直收藏着一本《空军军士学校第三期纪念册》，在国内寻找幸存的战友与老师。

万万没想到，94岁那年，还真在关爱老兵志愿者许年君的帮助下，惊喜万分地与当年的飞行教官组组长赵赠熊相认。

赵组长为国民党空军培养输送了300多名飞行员，为抗战胜利立下了不朽的战功。

1949年，他率部光荣起义，继续为新中国空军建功立业。他的妻儿却在这一年，被送往台湾。‍‍‍‍‍‍‍‍‍‍‍‍

赵组长独自一人在此岸抚养智商比较低下的儿子，妻子在彼岸艰难带大两个子女。

直到九十年代，一家人才团聚。台湾妻子一年后去世了，留在大陆的赵组长活到110岁，成了江苏籍最高寿的黄埔老兵。

我们见面时，赵组长已经104岁，他是我这么多年找到的唯一健在的恩师了。

站在曾经的教官面前，我难掩激动，举起右手，行了军礼后，响亮报告：“赵教官，我是您的学生徐世椿。”

赵老仔细端详着我们年轻时的飞行员照片，两眼湿润，突然大声道：“诸生，尔忘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亡吾国灭吾种乎？”

我如当年列队一样，高声应答：“不敢忘！”

耳畔日夜回响着航校280余同学山呼海啸般的应答声，我怎敢忘。‍

徐世椿不敢忘，我们更不敢忘。‍

对于这桩讳莫如深的往事，徐世椿一直希望能够保留下来，因为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他们还健在时，都希望才华文笔出众的大学长郭烽明能够执笔，不管是见面还是通信，无数次表达此意。‍‍‍‍‍‍

郭烽明年事已高，从头开始也力不从心，他曾设想，每人以自己的角度写，写完再汇编成册。

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此方案也未能实施，这让徐世椿倍感遗憾。

目前，成都航校三期的老兵只有徐嗣元一人健在，102岁的他更不可能完成大家的心愿了。‍

历史的传承就像一场接力赛。

郭烽明走后，他的女儿郭新为能更多了解父亲，开始走访这些叔叔伯伯，从而留下了一些一手的素材。

因为有了这些素材，才会有我们现在的稿件。感谢二代们的信任，将记录这段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的手上。

记录老兵故事是个专业的事，时过境迁，要探寻历史的真相更是难上加难。

可这事我们不做，谁又能做呢？

如果我们把这些真实的历史忘了，把他们都忘了，如果还有下次国难，谁还会挺身而出，为国而战呢？

编写：霞姐

图片来源：郭新提供，部分来源于网络

注：本文素材为郭新（航校三期大学长郭烽明之女）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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