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宗室爵位制度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堪称上乘。此前各朝情况各异，有的宗室权势滔天，严重威胁皇权统治；有的宗室势单力薄，难以起到拱卫皇室的作用；还有像明朝那样，宗室成为政权沉重负担的情况。
再看清朝，一方面能让出色的宗室子弟涉足朝政，为朝廷效力；另一方面巧妙规避了宗室篡位的隐患。它采用嫡长子递降袭爵的办法，有意把控宗室人数规模，防止宗室数量过多引发诸多麻烦，有效降低了宗室篡位风险。
在清朝的三百年间，真正有机会获封爵位的宗室不过约百分之七。除了十二位享有特殊待遇的铁帽子王，其他宗室的爵位传承到最后，大多就成了奉恩将军这类无具体职事的闲散宗室。
历经三百年传承，临近清朝覆灭之际，清朝留存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数量几何？一番查阅，数量着实不多，仅有19人。而最低等级的奉恩将军人数又有多少？答案是56人。
明朝灭亡前夕到底有多少皇室成员？单亲王就多达28位，郡王更是有224位，郡王之下的皇室成员数量更多。相较而言，处于晚期阶段时，清朝高级宗室的数量远少于明朝高级宗室。
有九位身份尊贵的亲王，他们在特定的阶层体系中拥有着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力，各自在所属的领域里有着相应的职责与使命，承载着与之身份匹配的荣耀与责任。
清末时期，亲王作为最顶级的爵位，仅有九人获此殊荣。他们分别是礼亲王世铎、睿亲王魁斌、豫亲王懋林、肃亲王善耆、庄亲王载功、怡亲王毓麒、恭亲王溥伟、庆亲王奕劻以及郑亲王昭煦。
大家是否察觉到，亲王之中似少了一位铁帽子王。没错，就是醇亲王。醇亲王载沣由于儿子溥仪成了宣统皇帝，从而当上监国摄政王，他的地位比其他九位铁帽子王都要高出许多。
有两位身份尊贵的郡王，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或有着相应的地位与影响力，肩负着特定的责任与使命，于所处的时代背景下，或参与诸多事务，或展现独特的风采与作用。
清末时期，郡王仅有两位，且他们均为铁帽子王。这两位郡王分别是克勤郡王晏森以及顺承郡王讷勒赫，他们在当时的郡王体系中占据着特定地位，于清末的王爵序列里有着独特意义。
五名贝勒爷
这五位贝勒各有来头，定郡王溥煦的次子毓朗在列，还有惠亲王绵愉的孙子载润、惇亲王奕誴的四子载瀛。醇亲王奕譞的六子载洵与七子载涛也包含在内，而且载洵和载涛都获封了郡王衔。
三位贝勒爷。他们在身份与地位上有着独特的标识，于特定的阶层体系中占据着一定位置，有着相应的职责与权力范围，在那个时代的社会架构里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在贝子这个层级，人数就更为稀少了。清末有三位贝子，其中溥伦是乾隆的五世孙，载泽为康熙的六世孙，而载振则是乾隆的玄孙。
在清朝，贝子以上爵位属于高级爵位，其余为中低等爵位且数量不多。据清末《宗室觉罗亲王郡王贝勒公爵衔名册》，除贝子以上爵位外，还有11位奉恩镇国公、10位奉恩辅国公、4位不入八分镇国公等，另有18位镇国将军、15位辅国将军、25位奉国将军、56位奉恩将军。
把这些人员统计到一起，总计166人。然而，这个数字与明朝时期亲王和郡王的数量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远低于当时亲王与郡王的人数规模。
此时一个问题浮现：为何直至灭亡前夕，清朝的高级宗室数量如此之少？追根溯源，这就不得不谈及清朝的宗室制度了。
顺治年间就已确立递降袭爵制度。彼时，亲王与郡王这两种爵位，均准许其中一个儿子按原爵位继承，而他们其余的儿子在继承爵位时，则需遵循递降的规则。
康熙年间，鉴于宗室人口日益增多，朝廷又有新规定。亲王的其余子嗣最初授予贝勒之位，郡王的其余子嗣初授贝子之位，如此一来，相当于直接连跳两级。
时光流转几十年，到了乾隆年间，爵位授予的门槛愈发高了。不管何种爵位，其后代袭爵都得降级。自此，除铁帽子王外，其他亲王爵位每次袭爵皆降，直至降到奉恩辅国公才停止。
若想了解具体的爵位继承制度，各位可查阅我之前撰写的文章《清朝宗室爵位制有多严格？满清三百年，有封爵的宗室不到7%》，其中有对相关制度详细的阐释与说明。
实际上，不少皇子起初并没有亲王的爵位。就拿康熙的儿子们来说，长子胤禔起初仅获郡王之位，四子胤禛与八子胤禩起初只是贝勒，九子胤禟和十三子胤祥起初仅仅是贝子等情况。
新皇继位时，众人爵位或多或少会有提升。不过除铁帽子王外，其后代需递降袭爵，没有世袭罔替一说。就算皇帝子孙众多，历经三四代，能获贝勒、贝子之位的宗室也不会太多。
清朝对有爵位的宗室妻妾数量管控严格。自乾隆时期起，除正妻外，亲王可纳四位侧福晋，郡王三位，贝勒两位，贝子一位，超出的都算侍妾，而侍妾不会得到朝廷的册封。
在清朝，亲王侍妾所生之子仅能获封三等辅国将军，贝勒侍妾所生之子更是直接被封为最低等级的奉恩将军。这样的制度规定，使得有资格递降袭爵的人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数量不会太多。
若皇帝子女数量多倒也无妨，像康熙便是如此。然而在康熙之后的那几位皇帝，其子女中能顺利活到成年的数量并不多。
雍正成年皇子仅5个，乾隆离世前在世皇子仅4位。嘉庆活到成年的皇子仅4个，道光则有7位皇子成年，并且还时常把皇子过继给那些没有后代的宗室成员。
咸丰往后，皇子数量愈发稀少。咸丰仅育有一子，同治与光绪皆无后代。到宣统时，宗室中亲缘最近的是道光的后裔。依照降等袭爵的规则，清末时期，能获王爵的仅为铁帽子王以及道光的子嗣。
晚清有个离谱的不成文规矩，王爵仅限铁帽子王，其他近支宗亲最高只能封贝勒。不过为示恩宠，少数贝勒会加郡王衔，能享受郡王全俸，更有极罕见的双倍郡王全俸，待遇和亲王无异，却就是不正式封王、不给名分。
就像之前提及的载洵与载涛，他们都获加了郡王衔。这一情况显示出他们在当时有着特殊的身份地位，在相关的等级体系里被赋予了相应的荣誉与待遇。
到宣统年间，除去铁帽子王，其余宗室爵位大概率已降至贝勒和贝子级别。严格来讲，此时已没有皇室近支，毕竟同治、光绪均无子嗣，只能把嘉庆帝的后裔都当作皇室近支看待。
由于诸多因素，清末时期，除铁帽子王外，亲王的册封近乎绝迹，像贝勒、贝子这类爵位的授予数量也十分稀少，整个爵位体系呈现出一种相对凋零的状态。
不少以清末为背景的电视剧里，频繁出现贝勒、贝子等角色，这纯粹是瞎编。像《大宅门》里的武贝勒，虽顶着贝勒名号，实则可能只是个闲散宗室，在外常抬出詹王爷来狐假虎威。
既然如此，为何依旧称呼其为“武贝勒”，而非其他称谓呢？
清朝旗人存在这样一种习惯，要是家族里有祖先曾担任高官，在非严肃正式的场合碰面时，人们往往会用祖上高官的名字来称呼彼此。这么做一来是给对方面子，二来也有相互恭维的意思。
当校长卸任退休后，即便其已不再担任该职务，众人在日常交流中依旧习惯以“校长”相称。这种不因职位变动而改变的称呼方式，其实就属于恭维的一种表现。
由此可见，武贝勒实则并非真正的贝勒。推测是其祖上曾有过贝勒身份，在神机营时，下属为表奉承便称他贝勒，随着时间的推移，众人也就都习惯唤他武贝勒了。
在清朝，外藩的蒙古贝勒情况较为特殊。彼时外藩蒙古贝勒数量不少，他们和清朝宗室的贝勒存在着本质差异，不能一概而论，二者有着各自不同的地位与特点。
不能认定清朝宗室供养低于明朝，毕竟清朝存在诸多闲散宗室。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玉牒统计，四品宗室达 16087 人，闲散宗室有 18811 人，二者相加共 34898 人，这些宗室都需朝廷来供养。
以清朝为例，其规定闲散宗室男丁十岁以上，每年可得 24 两银。年满二十岁后，每年能获 36 两银及 22 石粮食。若假定全部宗室都超二十岁，经计算，一年俸禄银可达 67 万两，粮食则有 41 万石。
这只是大致估算，毕竟四品宗室还有别的收入，像蓝甲银。一份蓝甲银有36两，还有22石粮食。亲王可领60份，郡王能拿50份，贝勒可获40份，贝子能得30份，镇国公和辅国公都可领20份。
林林总总各项开支算下来，供养清朝宗室所需的钱财也不少。所以不能仅凭单一因素就认定清朝宗室数量少，供养费用低于明朝宗室。毕竟除了宗室，清朝还得供养几十万八旗子弟，这笔开销更为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