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受贿过10亿元，张中生能保命，有重大立功的白天辉为何不能？

肖文彬：诈骗犯罪、经济犯罪大要案律师、广强所管理合伙人、副主任暨诈骗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主任（承办过不少中央电视台报道、公安部、最高检、最高院督办或指定管辖的案件，其中不少案件取得无罪、轻罪、改判等效果）

01 引言：数字背后的量刑密码

中国刑事司法史上，受贿金额过10亿的案例屈指可数，但张中生与白天辉的判决却呈现出“同罪异罚”的戏剧性反差——前者死缓+终身监禁，后者死刑立即执行（目前正报最高院死刑复核）。这一差异引发公众对司法裁量标准的质疑：为何同样数额特别巨大、同样存在重大立功表现，生死结局截然不同？本文将从法律解释、量刑情节、司法政策三个维度，解构这一现象背后的法治逻辑。

02 正文

一、法律框架：死刑适用的刚性边界

（一）刑法条文的核心要件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受贿罪死刑的适用需同时满足两项条件：

1.数额特别巨大（300万元以上）；

2.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罪行极其严重。

司法实践中，“特别重大损失，罪行极其严重”的认定并非单纯经济损失的叠加，而是综合考量政治影响、行业生态破坏、公众信任崩塌等无形损害。

在张中生二审改判死缓+终身监禁案中，法院裁判理由认为：鉴于张中生认罪悔罪，到案后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犯罪事实，其本人及家属积极配合赃款赃物追缴工作，涉案赃款赃物大部分追缴，其积极检举他人重大受贿犯罪线索，二审期间经查证属实，构成重大立功，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在白天辉受贿案中，法院认为，白天辉受贿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虽然白天辉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并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均经查证属实，具有重大立功表现，但综合其所犯受贿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二）量刑阶梯的弹性空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明确：即使符合死刑条件，若存在自首、立功、退赃等情节，仍可降格处罚。但“可以”非“应当”，法官需综合全案判断从宽幅度。

典型案例对比：

| 案件要素 | 张中生案 | 白天辉案

| 受贿金额 | 10.4亿 | 11.08亿

| 退赃比例 | 90%以上 | 未完全追缴（具体比例未公开）

| 立功表现 | 检举他人犯罪（查证属实） | 揭发他人犯罪（查证属实）

| 社会影响 | 区域性腐败 | 金融系统性风险

| 终审结果 | 死缓+终身监禁 | 死刑立即执行

二、量刑差异的实质解构

（一）损失维度的“无形杠杆”

张中生案虽涉案10.4亿，但其作为地方官员，腐败行为主要影响吕梁区域经济生态；而白天辉作为华融国际总经理，其受贿行为直接引发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国有资产流失及国际金融市场对中国金融机构的信任危机。后者对“国家利益”的损害已突破地域限制，上升至国家金融安全层面。

（二）退赃行为的“生死门槛”

1.张中生案：家属积极配合追缴，赃款追回率超90%，实质性降低经济损失；

2.白天辉案：判决书明确“不足部分继续追缴”，暗示赃款未全额退赔，且部分资金可能已转移境外或灭失。

法律意义：退赃不仅体现悔罪态度，更直接影响“损失可逆性”评估。全额退赃可部分抵消“特别重大损失”的认定权重。

（三）立功质量的“价值分层”

1.线索价值：张中生检举的受贿案件涉及省部级官员，直接推动反腐败纵深发展；白天辉虽提供重要线索，但关联案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低；

2.时间节点：张中生在侦查初期即主动交代，节约司法资源；白天辉立功行为发生于主要犯罪事实查清之后，边际效用递减。

三、司法政策的深层逻辑

（一）金融反腐的“震慑需求”

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中央将防控金融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之一。白天辉案发生在华融系腐败窝案背景下（赖小民案涉案17.88亿亦判死刑），司法机关通过顶格量刑传递“金融安全红线不可触”的强烈信号。

（二）司法裁量的“政治叙事”

白天辉案宣判正值2024年中央金融系统整肃专项行动期间，其死刑判决具有“个案推动制度完善”的象征意义：

- 倒逼金融机构强化内控（如《金融企业合规管理办法》修订）；

- 警示跨境资本运作中的权力寻租。

四、法治启示：从个案正义到制度理性

（一）量化标准的精细化需求

当前“特别重大损失”认定过于依赖法官自由裁量，易引发公众误解。建议出台司法解释，明确损失评估的量化指标（如引发区域性金融危机、导致重大国际制裁等）。

（二）退赃激励的制度化构建

可参照《刑事诉讼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将退赃比例与量刑等级直接挂钩。例如：

- 退赃80%以上：排除死刑立即执行；

- 退赃50%-80%：可考虑死缓；

- 退赃不足30%：从严惩处。

03 结语：生死裁量的法治刻度

张中生与白天辉（正在报最高院死刑复核，保命的概率极低）的生死之别，绝非司法恣意的产物，而是法律解释、刑事政策、社会治理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对比揭示了中国反腐败斗争从“以刑止罪”向“精准打击”的演进逻辑——既要严惩巨贪以儆效尤，也需通过制度设计实现“罚当其罪”。正如贝卡利亚所言：“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其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当每一个量刑差异都能经得起法律解释学的检验时，司法的公信力方能真正扎根于民心。

根据司法实践规律：近十年以来，10亿元似乎是贪官的“生死线”，超过了10亿元，基本上就活不成了；反之，基本上都不会死。因为司法实践当中，贪腐金额10亿元以下，大多用（死缓+终身监禁）来替代。

个人认为，以10亿元作为死刑门槛，则过于宽松！建议在立法与司法上，贪腐金额上3000万元者，以判无期徒刑为原则；贪腐金额上5000万元者，以判死缓为原则；贪腐金额上8000万元者，以判死缓+终身监禁为原则；贪腐金额上1亿元者，以判死刑立即执行为原则。换言之，“过10亿杀”应当变成“过亿杀”，相信这样对贪污腐败现象的遏制力会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