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是一部好小说。每读一遍，旧日的情景就在脑里浮现一次，等于温习一次革命史中的一节，使人按不住心头的激动。今天我们完全胜利了，六亿人民过着幸福的日子，这幸福是历次革命中千千万万各个战线上的“卢嘉川”“林红”……这些烈士们的鲜血换来的。且不必说当年全国范围内“围剿”与反“围剿”的残酷斗争以及全国各地的地下斗争，就以北京大学一校来说，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战士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多少代价！
《青春之歌》写了好几个在旧大学里有代表性的人物。林道静由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憧憬革命，经过党的培养、锻炼，终于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这个人物发展成熟的过程是合乎规律的，人物刻画也是成功的。这里我不想多说。现在想谈的是另外几个代表人物和当年北大学生的情况。
小说不是历史，但《青春之歌》所描绘的革命斗争的环境和当年实际情况基本上是符合的，是真实的。像江华、卢嘉川这样的学生，都是党长期教育培养，并参加了许多实际斗争逐渐成长起来的革命骨干，这种学生绝不是仅仅从学校里面所能培养得出来的。像余永泽这种向上爬、钻古书，走胡适的门路，对外面大事认为是“胡闹”的“冷血”学生，在当时北大每系都有一两个，但为数不多。像许宁，有革命要求，有良心，但胆小怕事，动摇不定，这种人相当多。王晓燕这种学生，有正义感、旁观的超然派，在当时北大占绝大多数。北大当时还有一批国民党御用学生，他们每月领津贴，专门当狗腿子，替国民党通风报信，这种学生也是少数。当年北京大学进行着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就是在群众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展开的。
有些读者曾疑惑，像王晓燕这样的人，党何必花这样大的力量去争取？他们认为小说在这方面的描写有些浪费笔墨。小说作者的安排意图我不知道，这样处理是否完全妥当，我想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就北大当时的群众思想情况来说，王晓燕这样落后而站在中间、可以同情革命的青年，的确占全校学生的大多数。《青春之歌》里，曾写到监狱里俞淑秀对林道静说：“他们（反动派）送我进了马列大学，叫我有机会认识真理……”这一段对话是深刻的。今天回想起来，国民党反动派岂止在监狱里开设“马列大学”，就是监狱以外，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他们也随处开设“马列大学”，当反面的教师，使群众一天一天倾向革命。王晓燕虽没有进监狱，但最后她也转变了。这种类型的大学生的转变，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
记得在1931年11月30日，北大学生会开会，讨论团结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九一八”以后，北大全体同学早已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感到无比愤怒。大会前夕，少数国民党学生在各斋舍贴了许多“严防共产党捣乱”的标语。这些特务学生企图用“共产党”这顶帽子钳制同学们要求共同抗日的呼声。事实上等于火上加油，更增加了同学对国民党特务学生的不满，认为他们在干涉别人爱国的自由。开会时，在地下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了抗日救国的十四条决议，其中有一条是：如果南京政府不能保障中华民族的成立，就要打倒它。这时，特务学生看到他们的阴谋完全失败了，就突然用石子和煤块把开会的会场——三院礼堂的玻璃打破，有的同学被打伤。反动派这种卑劣的行为，教育了本来还在中立观望的群众。广大群众义愤填膺，大会当场决议改组北大学生会抗日委员会，清除隐藏在抗日会内的特务分子，并决议于第二天罢课，组织南下示威团，到南京蒋介石政府所在地去示威。这次示威就是《青春之歌》第一部第七章所描写的南下示威的前奏。
在“一二·九”以前，北京罢课的学校不过四五所。经过国民党在“一二·九”用大刀、水龙头冲击，一夜工夫（12月10日），据当时北平学联的统计，罢课学校就增加到了三十所以上。在“一二·九”“一二·一六”以前，斗争性坚强的，对国民党反动政府不满、仇恨的人，虽然逐年增加，但为数还不算很多。经过“一二·九”“一二·一六”的毒打、逮捕，同学们变得更加坚强，同情革命的人数激增。
“一二·一六”那一天，北大同学在学联的统一领导下，担任第三大队（全市大中学校分四个大队）的领导者，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活动的情况和《青春之歌》所描写的大致相同。因为北大的队伍走在最前面，作战最勇敢，曾赤手空拳和大刀、水龙搏斗，受伤的也最多。北大这一天重伤的六人，被捕的五人，轻伤的五六十人以上。同学们的鲜血混合着冰水凝结在大街上。当天晚上，同学们把伤者送到医院，市立医院奉命拒绝收容医治。反动派的这些措施，换来的是全体同学更坚决的罢课，得到的是全国范围的学生罢课的支援。反动派又给同学们上了一课。
当时同学中也有些人十分尊重胡适的“道德文章”。对胡适信奉备至，当然，这些人和余永泽还有些区别。“一二·一六”以后，同学们坚决罢课，胡适这时出面劝告学生，说什么爱国可以，但不要连蒋介石也反对，要赶快上课。因而，同学中有些中间派就更加认清了胡适《孤立评论》派的“独立”并不独立，他和蒋介石是一个鼻孔出气的。罢课坚持了多日，胡适和校长蒋梦麟对他们的上司交不了账。最后他们出布告，限期上课，并以“开除”“记过”相威胁；同时胡适和蒋梦麟亲自出马，劝学生上课。蒋梦麟站在第二院的大门口，胡适站在沙滩红楼第一院的大门口，看见同学走过，就动手拉他们进去上课。在胡适的对面则站着同学的纠察队，劝阻同学们不要受胡适的骗。胡适恼羞成怒了，指手画脚地叫嚣说：“看你们胜利，还是我们胜利！”胡适的反动政治面貌早已被同学们看穿，同学们看见胡适站在门口拉人，都远远躲开了，结果没有一个人去上课。胡适待了好几小时，终于灰溜溜地走了。平常道貌岸然的“胡博士”，在阶级斗争面前，却扮演了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滩上跑码头拉生意的小瘪三！事后，有些敬佩胡适的学生对人说：“胡适真流氓，再也不听他的课了。”
《青春之歌》在《后记》中曾说：“书中许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书中正面人物是党的优秀的儿女，他们本身的行为就是最好的诗，最好的文章。真人真事，并没有妨害了它的艺术概括成就。
书里还有许多歌，现在已不大听见唱了，如“枪口对外，齐步前进……”在当时是多么动人心弦，鼓舞人心！也有些歌，像今天人人都熟悉的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听了使人深感庄严肃穆；可是当年在抗战的烽火面前，唱的人、听的人却都是热血沸腾，感情激昂。因为当时的北平，已经是国防最前线，人们实际的感受和今天和平幸福的环境大不相同。读了这部小说，使我们回忆起过去革命斗争中的艰苦日子，对今天是有好处的。
（原载《文学知识》195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