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中国新闻家，政论家。祖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1901年，父亲死后，他随母亲扶柩返回榆林，后就读烟霞草堂，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得到陕西学台沈卫（沈钧儒叔父）的赏识和器重，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张季鸾以一个报人的身份能够赢得方方面面的认可，实在是他的独到之处。
报界先驱张季鸾，文风犀利，少年有为。青年时，他曾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后来又在报纸上用文章披露袁世凯的卖国行径。他毕生穿着粗布长袍，一生奉行言论救国，赢得了国共两党领导人的敬重。他一介书生，将15年青春和心血奉献给《大公报》，实现了以笔报国，以笔救国的心愿。他曾说：“要以钝重之笔写锋利文章，以锋利文笔写钝重文章。也就是说，只要文章的观点和信息有足够的杀伤力，根本就不必在文气和辞藻上剑拔弩张，杀气腾腾。”其做人作文中爽直、大气的一面可见一斑。
青年得志
张季鸾祖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出生于山东邹平，1901年父亲去世后，他随母亲扶柩返回榆林，后就读于烟霞草堂，得到沈卫、沈钧儒的赏识和器重。张季鸾少年时期就展露出过人的才华，他作文一挥而就，有神童之誉。1905年，陕西高等学堂派遣留学生去日本，张季鸾因此得到赴日机会，学习政治经济学。同年，他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前，张季鸾归国后受于右任先生邀请，在上海协助编辑《民立报》。
1912年，不到24岁的张季鸾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辉煌时期。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受命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虽然那时的张季鸾还十分年轻，但才华横溢，文采不凡，参与起草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稿。值得一提的是，张季鸾发给上海《民立报》的“中华民国临时成立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专电，这是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
文风犀利
张季鸾身上最值得人们崇敬的品质，就是文人的铮铮傲骨和锐气。笔，就是他手中极具杀伤力的武器。在他的新闻思想中，言论报国、新闻救国是从事新闻活动的重要目的。他的文风大胆勇猛，时常做出“惊人之举”。
1913年初，袁世凯与英、法、德、日等五国签订了出卖主权的《善后借款合同》，张季鸾通过采访得到合同全文后，立即在上海《民立报》上披露了这桩肮脏交易，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二次革命”的一个导火索。张季鸾因此被囚禁三个月，后被友人救出。不过，张季鸾并未因此“汲取教训”，段祺瑞当政后他又因揭露段祺瑞的卑劣行径再度入狱。
从1926年至1941年，张季鸾主持《大公报》的15年间，该报所撰时评大多是出自他一人之手，其中就有著名的“三骂”社论。他一骂吴佩孚，二骂汪精卫，三骂蒋介石，用锋利的语言痛斥三人，其观点之鲜明，笔锋之犀利，文风之朴实，语言之生动，被看做报人学习的范文。
从袁世凯到段祺瑞，再到蒋介石，张季鸾公开痛骂当局最高长官，是需要很大的胆量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胸襟。不过，张季鸾揭露的全是背弃国民，与公平、公理、公正为敌的人，而他笔下所推崇的，是国家利益，是民族大义。
张季鸾骂吴、骂汪、骂蒋之时，确实保持着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和立场。他是无欲则刚，独立不羁。惟因如此，蒋介石亦敬重他的这一气度，在张季鸾后半生一直与之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但是，正因为其与蒋介石私交甚笃，在西安事变当中，张季鸾先生写了一封公开信，以今日眼光看来，不无偏袒。事实上，也正因其超然姿态，以致《大公报》同时受到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对立主角的青睐。蒋介石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而毛泽东说，他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张季鸾一生的文章议论，铸成了他那个时代的活历史。而当年的《大公报》，则构建了中国百年言论史上的重要篇章。
赞誉良多
“张季鸾先生的遗体是蒋介石亲自来埋的。”据村里老人讲，“当时蒋介石亲自站在石碑前鞠躬，右边就站着胡宗南，蒋介石一行很多人还都到了我们村里，好多的挽联就放在村里的大庙中，后来都堆放不下了。”据说当时的葬礼特别隆重，国民政府是以国葬的形式来安葬张季鸾先生的。
张季鸾先生1941年病逝于重庆时，只有54岁。当时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均表示了哀悼。昨天，在张季鸾先生墓碑背面，记者发现了刻有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林祖涵的联名唁电：“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肃电致悼，藉达哀忱。”而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唁电为：“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凄凉身后
张季鸾的陵寝是一个按照关中名王名将墓规格修建的西北大墓，占地40亩，墓园走道两旁栽种柏树，周围是大片槐树、法国梧桐。然而在后来的岁月中，这大片的树林都被砍伐炼钢；墓碑被砸被毁，已经遗失；墓穴也遭盗掘，甚至封土的一半也被推平。后期的墓园仅剩一亩，周围也盖起了养猪场和砖瓦厂，臭水横流，污浊不堪。有记者前往祭拜，却发现“一代报人张季鸾墓，早已沦为荒郊野冢，无任何标识，人迹罕至。一抔残土，面对着暮春寂寞的阳光，不堪凭吊。”有人提议重修张先生墓，得到的答复是：“已免费提供了坟头所在的耕地一亩”，欢迎张季鸾亲友“投资修建张先生墓园”。而他的亲人们，也在各种严苛的环境中艰难喘息，有心无力，虽然简单修缮，却也只是聊胜于无而已。
所幸近些年，张季鸾先生的地位又一次得到了承认，各界支持下，张先生迁葬老家榆林，一代报业巨子，终于把其他种种纷纭繁乱之事抛于身后，魂归故里。
亦庄亦谐
张季鸾先生是民国才子的典型，也带有旧时文士的习性与气质，旧式文人那种放浪形骸的生活态度与方式，也很典型地存在于张季鸾身上。他也逛妓院，吃花酒，吸鸦片，善谐谑。这与德高望重的经典张季鸾形象大为不同。它是张季鸾的另一方面，与忧国忧民、笔含风雷的张季鸾同样真实。
张季鸾是见过大世面大阵仗的人，其胸襟与局面，绝非谦谦君子与恂恂儒者所能框架，这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他的不计荤素、大雅大俗的谐谑风格，还是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三十年代，北平的纨绔子弟多枉法胡为者，为此一家报纸以“养不教，父之过”为题，撰文抨击。张季鸾与张恨水看到这个标题后，大加嘲笑。笑过之后，张季鸾忽然对众人说：“读此标题，使我得一联矣。上联曰‘父之过’，你们能对下联否？”
有人对以“子不语”，张季鸾摇头说：“欠妥，欠工。实未如‘妈的×’之恰当也。”这一联语，虽然沦于不文，但从联艺角度衡量，应属佳对。它不但对得工，也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纨绔子弟不法行径的愤怒。
这是张先生的好友，日本名医矢原谦吉随笔中的文字。与大公报旧人笔下温文君子的张季鸾形象不同，与张季鸾有私交的矢原谦吉能看到同事视角中看不到的张季鸾的另一面，也即谐谑、辛辣的一面。他在《谦庐随笔》中写道：“张季鸾亦与张恨水同，恃才使气，玩世不恭。倘遇彼所不屑之人与不怿之事，则舌如利刀，尖刻入骨。”
张季鸾与夫人陈孝侠，儿子张士基1937年在香港合影。
名士风度
季鸾先生学识渊博，交游广泛，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自蒋中正以下，举凡政坛领袖、学界名流、商业巨头、金融大鳄……皆乐与之为友，并引以为荣。另外，还有些比较特殊的角色。
西藏的达赖和班禅，都与他互相仰慕，书来信往。而张季鸾是无神论者。戏剧名家梅兰芳、俞振飞都把他视为高端票友。张先生病逝后，海上闻人杜月笙赶赴重庆，扶棺痛哭，连声呼叫：“四哥!四哥!”悲痛万分。据杜老板的左右说，从没见过他这副如丧考妣的模样。
张季鸾人缘极佳，又特别喜欢并善于提拔扶掖年轻人。
1940年前后，他由重庆到香港小住养病。当时，港版《大公报》由其得意门生徐铸成主持。徐平时工作很忙。一天，徐午时方睡醒，张打来电话，说：“叔平先生(即方振武)今午邀我吃便饭，请你作陪，你赶快来罢。”当时，季鸾先生已经难得写文章。徐到方家时，张笑着对他说：“为了让你安安心心散淡半天，我今天早晨已把社评写好了。”于是徐偷得浮生半日闲，痛痛快快玩了一下午牌。徐铸成对张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感到由衷的温暖和感激，垂老不忘。
民国元老于右任曾这样形容他的平生挚友：“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而张季鸾的轻财重友，待人忠厚，豪爽仗义，慷慨大方，也是天下闻名的。
同为著名报人的好友邵飘萍1926年被奉张杀害。季鸾先生那时刚由上海流落到天津，经济上也捉襟见肘。他克服困难，慨然相助，把邵的遗孀祝文秀和她的母亲接到天津，一住就是三年，每月馈赠100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高级编辑的月薪。
1934年，张先生回榆林探亲、扫墓并为父母立碑。他特别关心故乡的教育，临行前，发动各界朋友募集资金5000余元作为贫寒学子的奖励基金，并带头捐助500元。
1937年八一三沪战期间，张季鸾老年得子，他的亲友和党国权贵们，赠送了许多贵重的金银饰物，作为贺礼。张推辞不得，便予以集中封存，并说：“抗战期间，前方将士为国洒热血牺牲，后方民众死于炮火或家破人亡者不知几万家，我张某不能为得一子而收此巨礼。”及至1939年香港各界举行国庆大献金时，季鸾先生慷慨解囊，把这一大包金银首饰扫数捐出。妻子想留下一两件作为纪念，也被他劝阻说服。张五十大寿时，于右任献诗：
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
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战时重庆，一度流行白喉症，特效针剂奇贵，一般病家无力承担。张先生趁去香港机会，自费买了几箱针剂带回陪都，捐赠给医院。他平生不事积蓄，临终身边只有10元钱。胡政之说：“季鸾为人，外和易而内刚正，与人交辄出肺腑相示。新知旧好，对之皆能言无不尽，而其亦能处处为人打算，所以很能得人信赖。”
张先生名士风度，为人简淡放达，不像胡政之那般精明干练，明察秋毫，偶尔也受小人之欺。只要不是大事大非的原则问题，他也并不计较。
张季鸾信仰并奉行“报恩主义”。其实，他岂止是报恩!他同时也在施恩：向亲友，向新闻界，向社会，向国家，向一切，而且行之坦然，浑若不觉。这点让我尤为敬仰。前辈风范，真不可及。
……
凡此种种，足证周恩来挽张季鸾联中所云：“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良非虚誉，实为恰如其分的知人之言。（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百年五牛图》）
张季鸾先生一生不爱财、权、名，他在《大公报》上写文章从不署自己的名字，主持《大公报》更有“四不”原则，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寥寥八字，掷地有声。“四不主义”一旦公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并付诸公众明鉴，天下监督。如此高风亮节令新闻界同仁钦佩。他曾说：“新闻记者不为威胁易，不为利诱易，惟不畏名惑最难。”他写文章概不署名，并使之成为定制，寓个人不求名之意。日军来袭，他又用笔为抗战奔走呼号，呼吁国共合作。如此一身正气和廉洁从文的高尚品格，实在令后人敬佩他的士人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