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年的抗金义军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敌、保卫家园的典范之一，其产生背景可以追溯到金军的南侵与南宋政权的建立。靖康之耻后，北宋灭亡，徽、钦二帝被俘，金军对中原地区展开了残酷的掠夺与统治，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面对金军的暴行，北方民众不得不被迫选择以武装反抗的方式保卫家园。一些流亡的中小地主、乡绅和民间领袖因组织能力较强，成为抗金力量的领导者。而宋室南迁后的防线崩溃，使得南方百姓也开始感受到金军的威胁，从而引发了更大范围的民间自发抗金行动。抗金义军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迅速兴起并发展壮大。义军的活动形式多种多样，既包括北方沦陷区的游击战，也包括南方民众为支援朝廷而自发组织的地方武装。这些义军虽然规模和装备有限，但凭借对家园的强烈热爱和顽强斗志，多次挫败金军，极大地牵制了其侵略计划。以杨么、岳飞等为代表的一批抗金力量，不仅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南宋朝廷提供了宝贵的战略缓冲。然而，抗金义军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组织松散、资源匮乏，以及朝廷对地方武装的政策不明，许多义军最终要么被金军镇压，要么被纳入南宋官方军队。即便如此，这些义军在抗击外敌的斗争中展现了中国民众团结一致、保家卫国的精神，成为南宋初年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世抗争侵略的民族精神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北宋末期的起义军
早在北宋徽宗时期，地方就已经出现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矛盾最为尖锐的时期之一。经济上的困顿、政治上的腐败，以及天灾人祸的交织，使得农民的生计受到严重威胁。面对社会不公，广大农民被迫选择了起义的方式来对抗封建统治者。即位初期，宋徽宗在经济和文化上追求繁华，推崇艺术与享乐，效法其兄哲宗提拔新党，但反而使得蔡京等佞臣身居高位。不久以后，其对待政局的兴趣就被追求自身享乐的想法取代。徽宗一朝，土地兼并的现象尤为严重。大地主和豪强利用政治影响力，通过合法或非法手段吞并大量土地，导致农民失去生存的基本资源。《宋史·食货志》记载：“民有田则税，亡田则贫。”但在民众大量失去土地的背景下，是宋徽宗以及宋代统治群体集体性的腐败与享乐。蔡京主政时期，以恢复王安石新法为名重新颁布推广青苗法，方田均税法与和籴法，原本为解决国家财政问题的新法沦为了“丰亨豫大”一众新贵的敛财工具：地方官吏将“青苗法”作为敛财手段，强迫农民借贷，并在征收时加重利息或附加费用。农民因难以偿还高额利息而陷入更深的贫困；而“方田均税法”虽能对土地进行重新测量和登记，以确保按实际面积征税。却在实际推行中地主往往通过贿赂官吏隐瞒土地面积，反而让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承担了更大的税负，加剧了贫富分化；异化的“和籴法”也是官僚地主沆瀣一气的产物，富户通过缴纳较低的免役钱免除了徭役义务，而这些义务转嫁到了贫困农民头上。徭役负担的不平等分配进一步加深了农民的困苦。哲宗时期原本有所缓和的社会矛盾急速加剧，迅速为北宋亡国打下了基础，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涌现，而在北方边境，一股真正的异族大军缓缓南下....
提及徽宗时期的农民起义军，宋江与方腊无疑是最出名的两支队伍。
方腊起义
方腊是浙江青溪人，以贩卖油料为生。宣和元年（1119年），面对沉重的赋税和地方豪强的压迫，方腊秘密结社，利用宗教组织传播反抗思想。假托“得天符牒”，宣称：“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靡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诸君以为何如？”他提出“平等富有，废除赋税”的口号，迅速赢得了大量贫困农民和流民的支持。宣和二年（1120年），方腊正式起兵，迅速占领了浙江、安徽的多座城市，随后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圣公国”，正式对抗北宋朝廷。宣和二年十一月方腊军攻入杭州，杀死两浙路制置使陈建、廉访使赵约，掘蔡京父祖坟墓。这时太学生吕将建议，先进兵江宁府以强据长江天险，阻止宋军过江。但方腊未能听从建议，而是准备进攻后婺州、衢州，扩大在江南各路的影响与地盘。
宣和三年正月，方腊派遣方七佛北上，攻陷崇德县，进入湖州境内，与王禀的东路军激战，方七佛战败，退守杭州。这时方腊攻下婺、衢两州。二月方七佛部粮尽援绝，被迫退出杭州。三月方七佛再犯杭州，王禀与之战于城外，斩首五百级。又战于桐庐，王禀连败之。宣和三年（1121年）四月二十四日，宋军发动总攻。宋将王渊的裨将韩世忠，潜行清溪溪谷，向一妇人问路，前捣清溪帮源洞，生擒方腊，其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也在同日被俘。七月，童贯俘方腊送往汴京，八月二十四日方腊伏诛。方腊死后，其余党散走浙东，五月，俞道安自温州永嘉县楠溪攻占乐清县，由郭仲荀与姚平仲继续围剿，宋军姚平仲部攻陷台州仙居。六月，吕师囊转战黄岩，被宋军折可存部击灭于断头山。七月，俞道安部转战处州，十月战死于永康县山区。宣和四年三月方腊起义以完全失败告终。
两宋之际的社会变化
靖康耻
为收复燕云十六州，宣和二年（1120年），宋金两国结成海上之盟，协议金攻辽中京，而宋攻辽南京，事成之后，燕云十六州归宋，宋须将本来送给辽的岁币转送给金，而辽的其余国土亦归金。然宋军北伐却接连失利，折戟于南京城下，此战严重暴露宋军战斗力虚弱的事实。随后，宋廷多次接触策反已经投降金国的原燕云汉人，这让金国上下十分不满，并最终决定南下攻宋。宋徽宗宣和七年、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八月，完颜宗望、完颜宗翰以张觉事变为由奏请攻宋。十月，东路完颜宗望率军自平州攻燕山府。十二月宋军主将郭药师降金，宋朝在燕山府的防卫体系崩溃。不久，金军又击破宋军援军，此后金军再也无所顾忌，长驱直入，数日间连克真定府与信德府。西路左副元帅完颜宗翰则率军自大同攻太原，但宋军凭借坚城固守，一时间竟阻挡住了金军南下。但与此同时，北宋并未能利用好金军两路未能会师的战机。当年十二月，徽宗内禅太子赵恒，是为宋钦宗，改明年年号为“靖康”，号令各地军队勤王，但仍寄希望于金军和谈。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金军攻至黄河北岸，宋军弃守天险，让金军得以从容渡河。初三，太上皇徽宗、蔡京、童贯等人听说金军已经渡过黄河，连夜南逃。但钦宗在兵部侍郎李纲等主战派大臣的要求下勉强同意抵抗，正月初七至二月初十，金军围攻开封33日，无功而返，于是同意议和。提出宋朝需缴纳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匹、衣缎百万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路地，并以宰相、亲王为质的条件。
但北返不久，金军因北宋背弃盟约，而借机再次发动攻势。八月，完颜宗望集合军队重新伐宋。西路完颜宗翰按照一次伐宋旧路南下，半月内全歼种师中、姚古的西军援军，紧接着又攻克太原；东路完颜宗望自保州出发，当月连克雄州、中山和新乐，随后于井陉大破宋将种师闵，取天威军，克真定。十一月二十四日，金军再至开封城下，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因宋朝宰相何㮚、次相枢密使孙傅误信妖人郭京等能用“神兵”退敌撤去外城守军，金军诸将趁机破城，金军由宣化门拥兵登城，守御宋军弃甲争相逃走，通津门之南亦被攻破，敌兵入城纵火，杀尽城旁居民。当日正午，北宋都城陷落，一众宗室皇族大臣相继被虏，北宋宣告灭亡。
靖康之耻后，北方地区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为经济崩溃、社会秩序瓦解以及民族矛盾的激化。金军南侵带来的破坏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对北方的城市、乡村进行了全面的掠夺和摧残，使得原本已经因赋税重压和土地兼并问题而困苦不堪的社会环境雪上加霜。在经济方面，金军的入侵直接摧毁了北方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基础。田地被荒废，村庄被焚毁，灌溉系统被破坏，粮食生产全面中断，农民不仅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还面临饥饿的威胁。《宋史》记载，当时许多百姓“食草木，易子而食”，这种极端的状况表明，经济体系已然崩溃。此外，金军的劫掠还波及城市，他们洗劫府库、抢夺财物，导致商业活动彻底停滞。北方的商业重镇如开封、洛阳等地在金军侵袭后元气大伤，难以恢复往日的繁荣。
社会秩序的瓦解是北方地区另一个突出的变化。在金军占领期间，地方官府的权力彻底崩溃，乡村和城市中原本的社会结构失去稳定性。地主阶层和地方豪强为躲避战乱大多南逃，基层治理失效，百姓失去了原有的保护伞。一些不法分子趁机作乱，盗匪四起，社会治安极度恶化。与此同时，金军的占领政策加剧了民众的恐慌和不满，他们强行征用物资，掳掠青壮年为奴，稍有反抗便进行残酷镇压。这种压迫使得沦陷区百姓的生存状况更加恶化，流民数量大幅增加，许多家庭不得不抛弃家园，流亡他乡以求生存。
民族矛盾的激化是靖康之变后北方地区的重要特征。金军的侵略带有明显的种族征服性质，他们不仅掳走了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位皇帝，还对汉人百姓实施了大规模的奴役和屠杀。金军对北方汉族百姓的压迫引发了深刻的民族仇恨，许多地方的百姓自发组织起义军，与金军展开斗争。这些义军多以乡村为据点，利用熟悉的地形展开游击战，虽然装备简陋、规模有限，但他们的抗争极大地牵制了金军的统治力量。这种民间反抗不仅是对金军暴行的直接回应，也是北方社会在压迫中顽强求生的表现。
北方地区的剧变对后世影响深远。经济崩溃导致的饥荒和社会动荡，使得北方长期难以恢复稳定，大量流民涌入南方，对南宋政权形成了巨大的人口压力。而北方义军的顽强抗争，不仅成为南宋抗金战争的重要力量，也为后世的民间反抗运动提供了榜样。靖康之变后的北方，虽然在金军的铁蹄下满目疮痍，却在绝境中展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贯穿了整个南北宋时期的民族斗争史。
地方及民间的抵抗活动
抵抗活动产生的背景
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金军大举南侵，给中原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金军的铁骑所至，城池陷落，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秩序崩溃，经济凋敝，民不聊生。金人发动战争的目的带有浓厚的军事掠夺性质，这样一来，对军队所经过的战区或占领地区的经济，简直是一场沉重浩劫。早在靖康元年，宋臣李若水报告会见金使时，指出他所经过的地区已经如同人间地狱：“官舍民宅，系皆焚毁……状若幽阴间人。”而金人对当地的破坏，使得“田野三时之务，所至一空”“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金军南下对经济破坏之严重，由此可见。
除此以外，由于金人数量较少，为防备汉人反抗，便将大量本族之人移到中原，从太宗吴乞买时期开始，大量金人携家眷移民华北。而金国政府把原为军事编制的猛安谋克移植到征服的华北地区，将其变为行政单位，以起到监视、镇压的效果。猛安谋克户又称[屯田军]，由政府颁给田地，收税甚少，春秋两季配给衣马，用兵时又赏赐钱米，生活十分优渥。屯田军随着女真征服地区的扩大而扩展，从燕京以南，直到淮河、陇山一带。他们仗恃征服者的优越地位，强夺民间田宅，占据膏腴沃土，甚至有贵族占地达八百顷的例子。上好的良田被权贵豪强占据，百姓无地可耕，只得迁居贫瘠的恶地。而政府多次实行[括田]政策，将良田分配给屯田军。例如，正隆元年，海陵王为安置南迁的猛安谋克户，派遣紇石烈娄室等十一人，到大名府、山东、定府等地括田。括田本有一定范围，实际上被括者多为民田，原有的地主和土豪深受其害，因此猛安谋克户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土地争端频频爆发，所引发的叛乱接连不断。
其次，各地官僚、知识分子以及普通百姓民族感情也是促使各地抵抗组织风起云涌的重要元素。北宋一代，重视科举，推行文治，积极培养文人。在100余年的政治观念推动下，使得尊王忠君的思想广泛流传，深入人心。加之北宋一朝，契丹、党项、女真等外祖相继欺凌，所以使得宋人对异族恐惧之余也愈加仇视。在时代环境的刺激下，民族意识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两河沦陷之后，北方百姓报着[吾属与其顺寇，则宁南向作贼，死做中国鬼]之志，起兵抗金。及女真人入主中原后，以恐吓手段实行军事统治，推展女化运动，强迫汉人易服和薙发之时，许多民族意识强烈的士人，由于不肯薙发而遭杀戮，一时的愤怒呼声，响遍黄河两岸。不堪受压迫的人纷纷起而抗争，其情形正如宗泽所言:”今河东、河西，不随顺北敖，虽为髡头编发，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几千万人；协庹节义大夫，不顾其身而自黥其面，满怀先救驾者，又不知万数也。”
义军的主要活动
在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和普遍的社会压迫之下，各地民众不甘屈服于侵略者的暴行，自发组织起一支支抗金义军，他们以捍卫家园和民族尊严为己任，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抵抗行动。他们的主要活动集中在敌占区的袭扰、后方交通线的破坏以及关键地区的据点防御，展现出高度的灵活性与顽强的战斗意志。这些义军的活动并非单纯的武力反抗，更是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斗争，承载了保卫家园、守护文化和重建秩序的多重意义。
南宋高宗时期的义军
靖康之耻之后，各地义军还处在一个较脆弱的时期。由于没有集中的指挥和领导，在高中早期的抵抗活动中，往往只能对金军起到很小的作用，于宋朝一贯轻视非正规军的想法，导致义军在北宋灭亡后的混乱时期并没有被各方势力所看重。但是伴随着金军对黄河南北的掠夺，使得各地的义军开始成组织成规模的出现。义军的成分较为复杂，其中有各地原先的盗贼，溃散的宋军士卒，各地赶来的原先勤王士兵，基层官吏，当地豪强与普通农民等。这些人中，尤其是和东河北的百姓，一方面深受女真人焚杀劫掠的痛苦，隐潜藏着的民族意识受到激发，爆发出较为强烈的保家卫国的情怀，从而积极抗金。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实际的抗金活动中意识到了金军并非不可战胜，只要齐心协力找到应对之法，金军也必可击败。正因为各地的抗金义军顽强抵抗，牵制了金军的兵马，使其暂时无力南下，才使得康王赵构在南京继位，重新树立起宋朝的旗帜。但义军在北方并无共同领袖，形成群龙无首，各据一方的局面。
高宗在政权初建时，一方面军力薄弱，再则受到亲近大臣如黄潜善、汪伯彦的影响，并无抗金或恢复故土的意念。然而，为了号召忠义，建立一个在气势上足以与金人相抗的政权，势必要起用一位有时誉、有声望的人担任宰相，于是高宗选择了一向主战、素著清望的李纲，作为宋室重建后的首任宰相。李纲认为稳定河东、河北，团结忠义人心，是巩固政权、恢复故土的首要急务。于是，他成立招抚司于河北、经制司于河东，由张所、傅亮分别担任河北招抚使和河东经制副使，并任命宗泽为京城留守，将两地的忠义之士加以组织和掌控。由于李纲、宗泽、张所、傅亮等人努力招抚、联合各地力量，再加上金人大量征发百姓入伍，中原义军纷纷响应招抚司或留守司的号召，加入抗金行列。数十股所谓的群盗，也在短期内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其中，以翟兴、马扩和王彦等人为代表的义军活动尤为突出，展现了南宋初期抗金斗争的顽强精神。
翟兴义军
翟兴作为北方义军的代表人物之一，起初以民间领袖的身份组织百姓抗金。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金人分兵南下，攻破宋西京洛阳。宋高宗赵构南渡迁临安，向天下颁发诏书：“能抗拒金兵，保护寝陵者给予官职。”宋将翟兴、翟进兄弟响应号召，召集族人、乡兵与金人激战。次年春，翟进被任为京西北路安抚制置史，擒金西京留守高世由，收复洛阳。又大败金人于白草坞、白浪隘等地。不久，义军与金人夹河而战，乘胜收复再次被金军占领的洛阳。翟兴召集民众与金人再战，斩杨进于鲁山，固守洛阳一带，金人不敢渡河。建炎四年(1130年)，宋将王俊降金，占据汝州，翟兴复率兵进击，大破叛军，兴获全胜，收复汝州。随后翟兴又多次联络豫东豫北一带的地方豪杰和抗金武装，一举统领汾、泽、潞、怀、卫、开等黄河南北各州县，不久翟兴被任为河南、孟、汝、唐州镇抚使，兼知河南府。翌年，大败金人于洛阳城下，擒杀金军将帅。其势力、声望达到极盛。
马扩河北义军
与此同时，马扩在山西的五马山建立了重要的抗金据点。他的义军依托五马山的地理优势展开活动，以守卫地方和袭击金军为主要目标。延请宋徽宗子信王赵榛（一说是冒充）入山，以抗金相号召，从者10余万。马扩的起兵主要依托五马山地区的地理优势，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金军难以深入控制的区域。他首先联络当地的乡绅和宗族力量，以自己的声望和人格魅力号召周边百姓加入义军。同时，他通过分发粮食、救助流民等方式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义军的规模迅速扩大。最初的义军装备简陋，仅有部分农具和旧式武器，但在马扩的领导下，他们凭借灵活的战术和对地形的熟悉，开始对金军展开有效的反击。马扩采用游击战术，以小规模伏击和夜间袭击为主，重点打击金军的运输线和据点。他特别擅长在金军后方展开骚扰，切断其后勤补给，迫使金军无法在当地长时间驻守。
很快，在义军初步稳固之后，马扩意识到单凭地方力量难以与金军长期对抗，他主动与南宋朝廷建立联系。三月，马扩受信王所遣赴行在乞兵。四月，至东京见留守宗泽，随即赴行在见高宗，特迁拱卫大夫、利州观察使、枢密院副都承旨、河外兵马都元帅府马步军都总管。五月，马扩率各部义兵北进，受东京留守宗泽节制，屯兵大名府，直取洺州、赵州和真定府。七月，金军主力南下围剿河北各处义军，三路大军攻陷五马山寨，马扩被迫率部转移。十月，马扩转攻清平（今山东临清），与金右副元帅完颜宗辅大军战于城南，兵败后南撤。在他的领导下，义军纪律严明，在战斗中展现出了高度的团结和作战能力。而且马扩不仅是一位军事领袖，也是地方的实际治理者，他在义军占领区内设立基层行政机构，恢复生产和秩序，为后方的稳定提供保障。他的努力使得五马山地区成为南宋北方抗金的重要屏障，为南宋政权的稳固和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王彦“八字军”
靖康年间，金兵围攻汴京。王彦慨然弃家赴河北，讨贼报国，投在河北招抚使张所帐下，被破格提拔为都统制。建炎元年（1127年）九月，王彦率岳飞七千人强渡黄河，进攻卫州新乡县的金兵。激战一天后，宋军收复新乡，取得渡河以来的第一次大捷。但随后数万金军的围剿迫使他们不得不转移阵地，王彦率部众突围至共城，联合太行山区以及两河义军，坚持抗金。所有将士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以示决心，故称“八字军”。“八字军”的名声逐渐传播开来，两河义军纷纷响应，傅选、孟德、焦文通等都来归附，队伍随即也扩大到十几万人。
尽管此时金军依旧占据优势，可南宋也在宗泽等主战派影响下勉强维系战局，但意外很快来了。建炎二年七月十二日，力图抗金的名臣宗泽忧愤离世。宗泽一死，黄河两岸的民心士气遭受重挫，主战势力大幅衰落，主和派的气焰迅速高涨。因此杜充上任时，宋廷并不希望他效法宗泽建立义军、恢复河山的行动，而是命令他：“抚慰军民，尽瘁国事，以继前官之美，秉承朝廷旨意，切勿妄作，以纠正前任的过失。”然而，从杜充上任后的作为来看，他虽遵守了“深戒妄作”的朝廷旨意，却未能做好“抚慰军民”的工作。他视义军如盗贼，对杨进据守鸣皋山怀疑其有谋反之意，暗中指使翟兴图谋进攻。对于已经接受招安的张用，他担心难以控制，竟然命令部队围攻张用，结果引起王善等人的强烈不满，纷纷叛离杜充。此种做法自然让义军寒心，《要录》中记载：“杜充酷而无谋，士心不附，将领多感到不安，马扩、王彦既然返回朝廷，其余将士也逐渐离去。”因此史书评论：“宗泽在任时，盗匪可化为军；杜充守地时，军士皆沦为盗。”在杜充的打压下，宗泽苦心经营的黄河豪杰的壮志雄图几乎消失殆尽，义军原有的对外一致的团体意识逐渐瓦解。再加上东南忠义巡社的解散以及金兵的南侵，使义军内部产生了大规模的分化。义军在组织结构上逐渐解体，分化为许多独立的小团体。义军的形态也愈加复杂；其中部分意志坚定者仍固守孤城或山寨，如邵兴与翟典兄弟、李彦仙等人继续在北方进行游击战以牵制金军。而另一部分义军，由于受杜充的打击及巡社被废，粮食匮乏，不得不沦为盗贼，骚扰江淮地区，例如张用、马友、王善、李去、郭仲威等人。与此同时，宗泽去世后，义军分化，昔日维系义军团结的核心力量崩解，义军与官军、义军与义军之间的关系日益疏远，常因小事发生争斗。例如，超立与张荣、翟兴兄弟与杨进、刘位与超琼、王忠与康民、韩世忠与丁进之间都频频爆发冲突。这些内斗不仅削弱了义军间彼此依靠的力量，也严重影响了抗金的实际战力，进一步降低了义军对南宋朝廷的向心力。而朝廷不仅不思补救，反而多方压制。例如王彦率领部分“八字军”面见行在，竭力陈述两河民心尚可用并坚决反对主和，结果得罪了主和派大臣，不久便被降职，愤而辞职。南下的“八字军”被纳入正规军，而留守太行山的残部缺乏领导，势力逐渐削弱。另一位义军领袖马扩奉信王之命赶赴扬州，向高宗请求援助。然而，高宗担心信王得到北方义军的拥护，对自己不利，虽然允许马扩率数千义军北伐，却秘密指派官吏监视马扩的行动。当马扩军即将抵达黄河时，又下令：“一人一骑不得渡河，听从路帅节制。”这一命令彻底阻断了马扩北伐的计划。马扩知事不可为，只得屯驻大名，等待时机。
南宋朝廷自行削弱抗金力量的现象被金人一一侦知，他们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瓦解了北方的义军。建炎二年（1128）十月，金兵重金买通翟进身边的杨进，杨进暗中叛变投敌，翟进不知，不幸被杀害。敌军乘势进攻，翟家军损失惨重。绍兴二年（1132年）二月，刘豫收买翟兴部将杨伟、董先，灌醉翟兴，其余二子一女二妾群婢与表弟崔三舍人皆被害。次月二十二日，翟兴率部与敌连战数日，人困马乏，马失前蹄，趁翟兴坠马落地之际，部将杨伟上前刺杀了翟兴，割下翟兴的头颅向金军投降。翟兴死后，北方义军的分化迅速加剧。许多义军领袖因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可靠的后勤支持，不得不各自为战。部分义军选择继续孤军奋战，在小规模的游击战中坚持抵抗，但由于力量单薄，难以形成大的影响。另一些义军则因资源匮乏或无法维持基本生存而被迫解散，甚至有部分成员沦为地方上的盗匪，对原本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造成了新的威胁。没有统一领导的北方义军无法再对金军形成实质性的威胁，其影响力迅速衰退。
与此同时，南宋朝廷对北方义军的支持也逐渐减弱。在秦桧主政后，南宋政府逐步转向主和路线，不再积极支持北方义军的抗金活动。南宋不仅停止了对义军的物资和军事援助，还对义军采取了排斥甚至镇压的态度。秦桧为巩固自己的主和政策，极力压制主战派势力，对支持义军的忠义之士进行打击和排除，使得原本对南宋充满希望的北方义军逐渐失去信心。更有甚者，南宋政府在宋金和议后，将一些义军领袖视为潜在威胁，对他们进行监视和限制，进一步加剧了义军的分化和弱化。
此后，金国为了监视汉人，在华北创设屯田军，将女真、渤海、契丹等部族迁移至中原。而南宋在秦桧主政下，除了杀害岳飞之外，又杀害了其余部分积极的义军领袖。朝野忠义之士接连殒命，恢复中原的议论也逐渐平息，义军的活动在宋金和约签订后暂时告一段落，陷入低谷。
义军活动第二次高潮
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和约签订后，南宋在高宗的支持下，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得势。为履行和约，下令各地守将固守疆域，不得出兵或招纳亡命之徒；并制定罚则，惩治擅自接纳归正人士的边将，从而迫使宋将与北方义士联络的工作被迫停止。而投归南方的义士，也在主和派声势高涨下纷纷遭到罢黜，无所作为，甚至被毒杀，命运悲惨。而金国一方，尽管金熙宗曾有过虐杀汉人的文字狱，晚期也不免酗酒肆虐，滥用贵族、宗室等种种暴行，但大体上对汉族百姓还算仁厚，颇能收揽民心。崔准曾说：“淮北陷番百姓，昨在束昏时，抚存颇厚，小民无知，偷生苟活，久而俱化，其心未易勤摇。”北方义军既难以鼓动百姓，又得不到南宋政府的有效支持，抗金活动遂日益衰弱。宋金之间边防无犬吠之警，呈现出相对和平的局面。
绍兴十九年（1149年），熙宗被其堂兄完颜亮所杀，完颜亮僭越篡位，自立为海陵王。他有统一天下的野心，不过在他即位之初，还没有能力去实现他的大志。他首先着手清除反对势力，进行科举制度和军事措施的改革，改订官制，变革社会经济制度，实行中央集权以强化皇权。强化了中央集权之后，完颜亮便积极准备南下侵宋完成大一统，随后在绍兴二十九年，金国颁布严禁百姓私自越境的法令，随后完颜亮开始营建汴京，大兴土木。据记载，此役动用了民夫八万，兵弁四万，“作治数年，死者不可胜计，地皆古坟冢，悉掘弃”。这一数字或许有夸张之嫌，但也足以反映工程的浩大。在营建汴京的同时，海陵王又征调工匠、民夫建造战舰，强迫“灌园种稻取渔之人当水手”；命各路总管府督造兵器，并将各路旧存兵器全部集中于中都。各地制造兵器所用的材料，全部从民间征索，因此村落间往往不得不宰杀耕牛以供筋革之用。同时，还对民间私马进行搜括，并征调各路壮丁。为了支付庞大的军需，更是搜刮民粮，提高赋税，甚至预借了五年的税钱。一连串的徭役和征敛，使中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量耗损，百姓生活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与此同时，金朝的政治日益暴虐，契丹、女真等族相继发动叛乱，赵开山也于兴二十八年（1158年）起而反金，于是平息已久的义军抗金活动再度掀起高潮。
绍兴三十年（1160年），不堪金朝暴政的华北汉人纷纷起义，接连爆发多次大规模的反金活动。例如，山东东路东海县的民众徐元、张旺以及李秀，盘踞于密阳军与沂州之间蒙山的来二郎，起兵于太行山的任契丹等人，均在此年掀起反金斗争。其中，徐元和张旺拥护南宋正朔，试图争取宋朝的支持。然而，海陵王派大将徐文率战舰九百艘，用了三个月时间才将他们平定。这些义军迫切希望得到南宋的支援，但南宋在主和派掌权的情况下，对义军活动不仅不予支持，甚至怀疑他们的归附诚意，拒绝与之接触。这种态度使得金朝有充裕的时间对义军进行镇压，导致这些起义最终失败。
宋高宗的主和态度并未因秦桧的去世（秦桧死于绍兴二十五年）而有所改变。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从北方逃到南方的东平士人梁勋上书指出，金人必将举兵毁约，但却被贬至千里外的州军编管。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朝廷官员李宗也警告金人有南侵意图，建议未雨绸缪做好准备，但高宗仍置之不理。即使是张浚、张道夫、王中、杜莘老、黄中、洪适、叶义问等大臣先后上奏，指出金人必将毁盟，建议及早防范，高宗明知战事不可避免，却依然存有苟且偷安之念，始终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直到绍兴三十年八月，海陵王抵达燕京，积极部署南侵行动，毁盟的形势已经昭然若揭，宋朝这才开始接纳因金朝暴政而接连南归的淮北义士崔淮夫、董臻等人。这一迟来的接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义士的困境，但却未能挽回因长期主和政策而造成的抗金力量的削弱和反金斗争的整体不利局面。宋高宗的犹豫和主和倾向，使南宋在应对金人的侵略中错失了多次战略主动的良机，也使得华北地区的义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付出了惨痛代价。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九月，金兵四路并举南侵，海陵率领三十二万军队，“兵百万，辎重相望，钲鼓之声不绝”。远近震动，宋廷这才大梦初醒，仓皇应战，并一改昔日消极防守的态度，于九月二十九日下诏奖励中原义军起兵抗金。诏书曰：“中原百姓，见满签军，想未忘祖宗德泽，痛念二圣不还，岂肯从蕃，反攻售主。榜到各宜相率从便归附，内有愿立功效忠来归之人，当议优加爵赏。……一、中原诸路州县官吏军民，有能以一路归者除安抚使，以一州归者与知州，以一县归者与知县，其余见任官更不改易。一、各路忠义崇杰山寨首领，能立功自效者，并依前项推赏……”
同时制定了招纳归附的奖励条例，鼓励边将招纳归附。十月初再次下诏，号召忠义之士起而抗金。然而，自宋金第一次和约以来，宋朝经历了二十年的和平，军政松弛，将士骄惰，加之宋朝承袭“强干弱枝”及猜忌武将的家法，处处干涉大将的统帅权，丧失了因时制宜、制敌机先的灵活性。因此，即便面对士气低落的金兵，宋军除了在川陕、襄汉勉强能相持之外，其他战线接连失利。金兵主力所攻的两淮地区连遭败绩。十月八日，海陵率军渡淮，进逼庐州，守将王权逃遁，庐州失陷。十九日，邵宏渊在滁州溃败，接着王权弃守和州，扬州亦陷，刘宝仓皇渡江。至十一月四日，宋军在瓜洲兵败，两淮地区落入金人之手。一连串的败讯，使得江南人心惶惶，朝臣大吏纷纷“预遣其奴，集粱马于庭以待”，为逃亡做准备。高宗也备好船只，准备再演航海避敌之举，南宋形势岌岌可危。
但很快，金军内部自乱阵脚，反对海陵王暴政的女真族人在辽阳府发动了政变。海陵王南侵期间，他强征女真、契丹、奚族的壮丁随军出征，而已经定居中原的猛安谋克户不愿南下，纷纷北逃。万户完颜福乃率领一支女真部队逃回辽阳，与完颜谋行联合发动政变，拥立完颜雍为帝，改元大定。这一举动引发了金军内部的分裂，大量不愿参与南侵的金兵相继叛逃投奔新政权，严重威胁到海陵王的后方稳定。
原本就对异族统治和海陵王苛暴政策不满的中原豪杰，抓住这一良机，高举反金旗帜，掀起了大规模的抗金活动。正如张棣在《正隆事迹》中所记载：“此时，中原之民知褒虽立，尚在沙漠，度亮雕存，驻军淮上，中原无主，皇皇如也。”其间豪杰奋起，不待南宋朝廷的命令，族杀守令，改虏正朔为本朝正朔。一时间义军风起云涌，王友直、王任起于大名，耿京、辛弃疾、义端起于济南，贾瑞起于蔡州，陈俊起于太行等地。其中，王友直的义军所到之处盗贼蜂起，规模盛大，“大者城邑，小者保山泽，或以十数骑张旗幟而行，官军莫敢近”。沿边的宋将也开始招纳义军，在他们的带领下收复了部分失地。如吴璘在四川招降阶州千户王宏，收复了秦州、南安州、阶州、陇州；王彦也收复了商州、虢州、华州。襄阳方面，武巨招纳杜海、昝朝等数万义军，收复邓州；辛傅收复朱阳县，并招纳孙等老小三千余口、壮丁千余人，复汝州；赵收复蔡州；陈亭租和范邦彦也举义攻下陈州和新息县。淮南方面，杨春募民复庐州，崔定收复巢县。在山东，魏胜和李宝的活动尤为突出，他们收复海州后，招募山东豪杰如赵开山、明椿、王世隆、王暴、王彦、于宜等人，汇成一股抗金洪流。他们还得到金国水师的降附，摧毁了金军在胶西的舰队，并在陈家岛取得大捷，不仅粉碎了海陵王从海道攻南宋的计划，更大大鼓舞了宋军的士气。李宝和魏胜的胜利使金军南侵面临后顾之忧，而兀术一战后，金兵主力溃败，士气涣散，各地义军乘势而起，在后方牵制金军。同时，金世宗在辽阳府自立，更让海陵王如芒刺在背，急于整顿军队，渡江灭宋，以便凯旋北归专心对付金世宗。然而，他因督责太过严厉，被部将所杀，他统一天下的梦想随之破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