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宋时轮来到上海公干，进了锦江川菜馆吃饭。闲谈中，宋时轮偶然间得知，饭店老板娘竟然是董竹君，宋时轮一惊：“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说起董竹君，真是民国时期的奇女子。她的一生，真应了那句“人生虐我千百遍，我待人生如初恋”。董竹君出身很不好，13岁时，家里贫穷，父母就将她当作一件物品，典卖给了长三堂子（俗称“书寓”）当“清倌人”。什么叫“清倌人”？其实就是阁楼里一个说书的。由于她长相甜美，说书时声情并茂，反而成了上海的名角。每天的局票（请帖）应接不暇，认识了许多权贵人物，其中有一个人叫夏之时。夏之时待她不错，两人成了不是夫妻的夫妻。夏之时要为董竹君赎身，老鸨张口就要3万大洋。彼时夏之时囊中羞涩，为钱发愁。后来，董竹君自己设法跳出了火坑，和夏之时在上海结婚。那一年，董竹君不过15岁。“五四”风潮席卷全国，社会上追求自由、民主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对于董竹君这样一个不拘礼法、无拘无束的女性而言，这可太符合她的胃口了。有事没事，董竹君就会跑进书店，购买新书、报刊。妇女解放的话题，她最为喜欢。董竹君深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女人要想独立，经济上必须不再依附于男性。为此，董竹君筹措钱财，在成都开办了女子织袜厂，招聘了大量的女工。可是这却引起了丈夫夏之时的不满，作为董竹君曾经的恩人，夏之时固步自封，不愿意妻子在外抛头露面，风头压过自己。于是，女权和男权碰撞得火星四溅，两人个性都十分强硬，两人最终劳燕分飞。1929年，董竹君带着四个子女，返回老家上海，和夏之时开始了分居。5年之后，两人签订了离婚协议，双方都恢复了单身。初回上海，董竹君也有过典当度日的困境岁月。幸运的是，她得到了好友李嵩高的资助。在董竹君晚年的自传一书《我的一个世纪》中，她曾写道：李嵩高将带去日本购买枪支的款项借了2000元给我，我思前想后，准备在人流如织的上海开一家饭店。正在这时，交际忙碌的董竹君，接到了友人李棠萼的一通电话。李棠萼说：“竹君，我有一个忙需要你帮一下。”电话另一头的董竹君平静地说道：“什么事，只要我能出力，绝不推辞。”李棠萼得到了肯定的回复，不再遮遮掩掩，就说：“我这有一个共产党，名叫宋时轮，刚出狱，想去一趟武汉。可苦于没有路费和证件，你能帮帮忙吗？”董竹君长舒一口气，说：“就这事啊，我还当什么呢。”于是在李棠萼的联络下，董竹君和宋时轮见了一面，给了宋时轮一笔钱和一些证明文件。这份恩情，宋时轮铭记在心，直言有机会一定要报答。这次分别之后，两人再无交集，董竹君又开始了自己的事业。1935年3月，可容纳四张小桌和少许包间的锦江小餐馆正式开业，主打的就是清新素淡的川菜，走的是精品路线，有着准确的顾客地位。依靠夏之时的人脉资源，小餐馆还得到了上海名流的助力，包括黄金荣、杜月笙等人，都去捧过场。锦江川菜汲取了川菜官场酒宴和民间的精华，讲究刀法和菜品的美化，减弱了辣味，更符合上海人的口味需求。一些招牌菜，比如纸包鸡、干烧冬笋、干炒牛肉丝，让人流连忘返。1936年，卓别林来上海旅游期间，就在此地品尝过香酥鸭。新中国成立以后，宋时轮来到上海公干，进了锦江川菜馆吃饭。闲谈中，宋时轮偶然间得知，饭店老板娘竟然是昔日的恩人。他特意见了董竹君一面，两人促膝长谈，合影留念。1951年，上海市委指示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迁移到华懋公寓，在原有的人员和设备的基础上扩建为锦江饭店。宋时轮还关照了董竹君，替董竹君说了不少好话。“三大改造”以后，仍由董竹君出任锦江饭店董事长，管理饭店的运营。参考资料《董竹君：锦江饭店的创建者》 同舟共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