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
Molè, Gabriella, 1970, The T'u-yü-hun from the Northern Wei to the time of the five dynasties. ed Estremo Oriente. p. xxiv.
【遗传学数据显示，土族人的基因库中约7.7%的成分类似于欧洲人群，这一混合现象可能发生于公元1200年前后，正值蒙古帝国扩张与丝绸之路贸易鼎盛时期。学者推测，这些欧洲基因成分可能来自沿丝绸之路东行的商人或工匠……】
中国土族人，西方学界通常称之为“蒙古儿”（Monguor），主要分布于中国青海省与甘肃省境内。依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该族群总人口约24.1万。尽管在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体系中被归为独立民族，土族的语言、历史与族源均显示出复杂的跨文化交融。
土族语属于蒙古语族，但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语音、词汇及语法结构均受到汉语（尤其是西北方言）和藏语的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土族传统上并无书面文字，直至1979年，中国语言学者才基于汉语拼音方案创制了一套拉丁字母拼写系统，以期保存和发展这一濒危语言。
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汉语已成为土族社群的主要交际工具，绝大多数土族人能够流利使用汉语，仅少数年长者仍以母语作为日常语言。经济形态上，土族以农耕为主，兼营小规模畜牧业，这一生计模式与其历史上的游牧传统形成鲜明对比。
【从鲜卑到吐谷浑】
土族的族源可追溯至中国古代的鲜卑人，尤其是慕容鲜卑的一支。公元4世纪，慕容鲜卑首领吐谷浑率部西迁至青海地区，建立吐谷浑政权（329–663年）。该王国在隋唐时期一度强盛，成为丝绸之路南道的重要政治实体，但其后因吐蕃帝国的扩张而衰落，最终臣服于唐朝。晚唐文献中，吐谷浑人常被称为“土浑”，并在辽帝国时期与契丹人建立附属关系。
西方学界对土族的称谓“Monguor”源于其自称“察罕蒙古”（Chaghan Mongol，即“白蒙古”）。这一名称反映了其族源记忆——吐谷浑人作为鲜卑后裔，因肤色较周边族群浅淡，历史上被称为“白部”。
这一族群标签在13世纪蒙古崛起后进一步强化，部分鲜卑后裔开始以“白蒙古”自居，从而在西方文献中形成“Monguor”的固定称谓。
【身份转型】
北宋时期，土族先民与党项人联合建立西夏政权（1038–1227）。西夏的正式国号“白高大夏国”中的“白”字，直指其统治阶层的鲜卑渊源，与“察罕蒙古”的称谓相呼应。1227年西夏灭亡后，部分吐谷浑人融入蒙古军队，并在元朝享有较高地位，被归入“色目人”群体，与中亚、西亚的穆斯林及突厥裔官员地位相当。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时，阴山一带的鲜卑后裔——包括自称“白蒙古”“白鞑靼”及“汪古部”的群体——选择归附蒙古帝国。其中，汪古部因忠诚效力，不仅获得与蒙古人同等的待遇，还参与了蒙古西征，其成员甚至活跃于中亚与东欧战场。这一时期，鲜卑与蒙古的身份认同发生显著重叠，原本的“鲜卑后裔”标签逐渐被“白蒙古”取代，这一过程影响了后世西方学者对土族的分类。
到了明清两代，土族人在西北边疆军事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明中期以后，朝廷逐步将土族牧场收归国有，并征调其马匹充实军备，同时他们亦频繁遭受漠南蒙古部落的劫掠。在外部压力下，土族社会逐渐从游牧转向定居农业，形成以村落为基础的聚居模式，畜牧业退居次要地位。
近年来的分子人类学研究为土族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遗传学数据显示，土族人的基因库中约7.7%的成分类似于欧洲人群，这一混合现象可能发生于公元1200年前后，正值蒙古帝国扩张与丝绸之路贸易鼎盛时期。学者推测，这些欧洲基因成分可能来自沿丝绸之路东行的商人或工匠，反映了中世纪欧亚大陆深远的人口流动与文化互动。
土族的历史呈现了内陆亚洲边疆族群的典型命运：在帝国角逐、语言同化与生计转型中不断调整自我认同。从鲜卑到吐谷浑，从“白蒙古”到现代土族，其身份标签的每一次更迭，均映射出中央王朝与游牧势力的权力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