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八四八米，手可摘星辰！
1960年5月28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发布这么一条消息：我登山队登上世界最高峰！
英雄为国登顶，国人欢欣雀跃。
而人们不知道的是，当这条消息发布之时，中国登山队的队员们，有的仍在珠峰海拔6400米之上，有的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有的已经永远醒不过来。
此次攀登珠峰的行动，在214人组成的中国登山队里，超过110例不同程度的冻伤，有的是耳朵冻掉了，有的是鼻子冻没了，有的是手指头......
成功登顶的几位英雄，历尽了千难万险，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肢体残损。
贡布的右手，被冻伤。
王富洲的多个手指头，自此之后就比正常人短了一截。
屈银华在下山之后，不得不接受手术，截掉了自己的10个脚趾头。
60多年过去，再次回望此次人类壮举，仍会使人由衷感慨：他们都是英雄！
可以说，当时的我们是被“逼上珠峰”。
上世纪50年代，时逢中国与尼泊尔在划分国界线。
我们提出“珠峰一分为二，南北各有所属”，而尼泊尔认为“贵国从未爬上去过”，意在独自占有。
尼泊尔之所以这么说，也难怪他们有底气。
因为在1953年的时候，尼泊尔人丹增·诺盖作为登山向导，与新西兰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一起，第一次从南坡登顶珠峰，创造了人类首次珠峰登顶的壮举。
因此，我们必须也要完成登顶，还要从更为凶险的北坡上去。
我们的英雄，势必要为国之领土、国之荣誉、国之尊严而攀登。
195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开办了第一个登山训练班，面向全国各产业工会招收运动员，为日后的珠峰登顶作准备。
各地工会选送出来的年轻人齐聚北京，而王富洲、屈银华、贡布几人，却都是在1958年之后才加入的登山队。
当时也没有人会料到，短短两年之后，携手站上世界之巅的，竟是这3个小伙子。
在登顶珠峰最后阶段，临危受命担任“登顶突击小队”队长的，是25岁的王富洲。
而他，也是电影《攀登者》里，方五洲的原型。
1935年，王富洲出生于河南西华。
1954年，王富洲从河南淮阳中学毕业，考入了北京地质大学，就读于石油地质勘查系。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为了提高国民身体素质，正在大力发展全民体育。
由于登山既是新兴体育运动，又代表着一种攀登精神，同时与自己所学的专业颇为相关，因此在1958年大学毕业之后，王富洲选择了登山运动。
很快，王富洲的登山天赋就被挖掘了出来，他被调入了国家登山队，并于当年成功登上苏联境内海拔7134米的列宁峰。
1959年，王富洲又登上了新疆境内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山，荣获“运动健将”的称号。
1960年3月，王富洲随队去到了珠峰大本营。
英雄气概山河，敢笑珠峰不高！
王富洲曾说，在得知要登珠峰之后，这就是当时登山队的一个共同口号。
经过前期的适应性行军（3月27日推进至海拔6400米处并运送物资）、路线勘查并打通攀登路线（4月11日推进至海拔7007米处建立营地）、建立突击营地（4月29日于海拔8500米建立营地以备冲顶），登山队损失惨重，数十人不同程度冻伤，包括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在内的多名主力队员被迫退出。
1960年5月17日，登山队在大本营宣誓，再次向顶峰发起冲锋，王富洲成为“登顶突击小队”的成员之一。
5月23日，王富洲与许竞、刘连满、贡布、屈银华等人到达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
5月24日，王富洲与许竞、刘连满、贡布向着顶峰进发。
然而没有走出多远，队长许竞就已连续两次倒下。
众人知道，由于多日来一直负责开辟道路，许竞的体力已经严重透支，没法再前行了。
因此，王富洲临危受命，成为了队长。
5月25日，登顶之后的王富洲颤颤巍巍拿出笔，在纸上写着：“王富洲等三人征服了珠峰，1960年5月25日4时20分。”
这张纸条，也与一面国旗、一尊20厘米高的毛主席塑像一起，被他们放在了珠峰之顶，作为中国人登顶珠峰之证明。
此次登顶珠峰，王富洲的手被冻伤，导致多个手指都比正常人短了一截。
尽管身体受到了伤损，但王富洲依然坚持着高山登山运动。
1964年，在攀登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时，王富洲与许竞等人成功登顶。
1975年，王富洲再征珠峰，以后援的身份参与组织领导工作，他本人并未登顶。
然而一直到了1982年，王富洲仍是中国唯一一个，登上了两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的登山运动员。
1979年，王富洲担任中国登山协会秘书长，此后也一直从事着登山运动相关工作。
1984年，王富洲与马燕红、许海峰、郎平、李宁等人一起，40人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年来杰出运动员”。
1995年，60岁的王富洲退休。
长期的登山运动，也给王富洲的身体落下了病根。他的听力、视力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并且时常都要受到脑血栓的折磨。
2015年7月，80岁的王富洲逝世。
与王富洲一样，屈银华也是1935年生人，他出生于四川云阳（今属重庆）。
浓重的四川口音，魁梧壮硕的身形，在没有加入登山队之前，屈银华是一个在四川林区长大的伐木工。
由于体格健壮，年轻时的屈银华可以“左右开弓”，两手自如地挥舞着斧头伐木。
1958年，得知中国登山队在选拔攀登珠峰的队员，还在伐木场上班的屈银华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在后来谈到父亲的时候，屈银华的女儿屈虹回忆道：“那代人的情感成分简单，父亲一是想着为国争光，二是想去北京见一见毛主席。”
由于上山时需要凿冰，需要登山者拥有足够的臂力，双手满是力气的屈银华，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优势入选了登山队。
进入登山队之前，屈银华对于登山没有任何经验，只能日夜恶补各类高山知识、登山技巧、碎石坡行走等技术。
进步神速的屈银华与王富洲一样，也攀登过列宁峰与慕士塔格峰。
除此之外，在登顶珠峰之前，屈银华还登上了念青唐古拉峰。
如果按照原计划，在最后的冲顶过程中，屈银华将跟随王富洲等人抵达海拔8700米处的“第二阶梯”，负责拍摄任务。
然而运输出现问题，氧气筒不够，屈银华又被安排在海拔8500米处的突击营地留守接应。
之所以能够最终登顶，是因为许竞的突然倒下，他代替许竞参与了最后的冲锋。
5月24日中午，屈银华与王富洲、贡布、刘连满抵达“第二阶梯”，这是位于海拔8680米至8700米处的一处峭壁，是登顶必经之路，也是一道“鬼门关”。
岩壁底端，有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裂缝，从裂缝中间爬上去之后，还有一段高达5米、几乎垂直的峭壁。
如何攀上这道天险？刘连满提出了“搭人梯”的办法，由屈银华借助着刘连满的托举，先在岩石上打进钢锥，再借着安全绳爬上峭壁顶端。
为了不让满是冰爪的登山靴踩伤队友，屈银华在零下几十度的酷寒中，毅然脱掉了靴子。
然而，脚上穿着的鸭绒袜子实在太滑，无法着力。
为了不浪费时间，屈银华咬咬牙又将鸭绒袜子脱掉，就那么攀爬上去。
短短几分钟，屈银华的十个脚趾已经完全没了知觉，他的两个脚后跟也被冻裂。
登顶过后，在下撤的途中，屈银华与王富洲走在一起，两人又遭遇了滚坠，幸亏一块大石头将两人之间的安全绳挂住。
为了打出信号枪，屈银华将右手手套摘下，在扣动扳机的短短时间里，他的右手食指被枪连住，也被冻伤。
下山之后，屈银华不得不接受了截肢手术，他的十只脚趾、右手食指都被截去。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屈银华说：“我这一双脚不值得什么，用一双脚来换取珠峰的胜利，那是太值了！”
尽管从此之后走路总会出现左右摇晃的步态，但屈银华毫无怨言，他有时候甚至还会开玩笑说，自己变成了一个“小脚老太”。
自1958年离开老家之后，屈银华几乎就没有时间再回去过。
1965年，国家号召登山者走出北京，去大山里组建登山队，曾荣获“列宁银质奖章”、“体育运动银质奖章”的屈银华便拖家带口前往乌鲁木齐，先是担任登山营教练，后又被派往新疆体委工作。
在体委，屈银华常年带着乒乓球队、篮球队前往南方训练，很少回家。
1979年，屈银华调回北京，担任国家体委登山队的中层干部。
退休之后，屈银华最大的爱好便是钓鱼。
他家附近的所有鱼塘，有坑的，没坑的，都想去。
甚至在坐上了轮椅、身上插着胃管的时候，屈银华还是静静地拿着鱼竿垂钓。
与王富洲一样，由于爬山时落下的病根，肺病一直伴随着屈银华。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屈银华每天只能靠着呼吸机维持生命。
但直至临终前几天，屈银华都还在问身边的人：“什么时候能够出院？我要去钓鱼。”
2016年9月，81岁的屈银华于北京逝世。
比起王富洲、屈银华，贡布要比他们年长两岁。
贡布出生于1933年，藏族，是西藏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所卓乡人。
小时候由于家境贫寒，贡布在10岁的时候就开始为农奴主放羊、烧茶做饭、喂养牛马。
中国登山队成立的那一年，23岁的贡布也约了两个好友，步行5天走到日喀则，参加了解放军，成为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独立营的一名战士。
1958年底，体委到了西藏，在招募攀登珠峰队员的时候，一眼就相中了身体素质极佳的贡布。
也可以说，相比起其他的登山队员，贡布有着天生优势，因为他算是在珠峰脚下长大的人。
经过了一年多的艰苦训练之后，贡布与其他队员们一起，开始了“步步为营”。
在珠峰登顶的前期准备中，贡布与队员们多次往返于大本营与各个营地之间，在适应珠峰气候的同时，也将一包包的物资运送往各个营地。
这一阶段的“适应性行军”，贡布的表现极为优异，尤其是在体能上。
对于最为艰险的“第二台阶”，被冻伤了右手手指的贡布曾经回忆道：“我们进退两难，但都下定了决心，就算是死，也要死在顶峰上。”
为了纪念胜利，贡布在峰顶特意拣了9块岩石标本，作为献给毛主席的礼物。
下山之后，贡布获得“体育运动荣誉奖章”、“破全国纪录奖章”，被评为“国家级运动健将”。
1961年，贡布随中国登山代表团访问苏联。
1962年，贡布调回西藏，担任登山营的教员。
之后两年，贡布又被选送到中央民族学院深造，并于1964年出席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中央民族学院毕业之后，贡布加入国家登山集训队，担任大队副队长。
自1972年起，贡布调任西藏体委工作。
贡布说，他不仅热爱登山运动，他还要做一个“珠峰守望者”，既守望着西藏的同胞，也要守望着西藏的雪山、湖泊、河流与动物。
1990年，在贡布的多次倡议下，“西藏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成立，贡布为此四处奔走，大力宣传禁止捕杀藏羚羊、野牦牛等野生动物。
1993年，贡布提出组建“攀登14座世界8000米以上高峰”的西藏探险队。
至2007年，这支队伍终于完成攀登14座世界高峰的壮举，这是其他国家均未能完成的集体攀登。
在家乡聂拉木县，贡布经过多方筹措，办起了一座拥有40个床位的医院，解决了当地农牧民看病难的问题。
贡布的晚年生活，除了散步之外，就是以藏文撰写一本有关雪山的书。
在贡布的书中，他写下了数十座山，记载着山的高度、纬度、民间传说、山边湖泊等等。
贡布说：“是山给了我一生的幸福，每一座雪山都在我的心中。”
首次登顶珠峰虽是三人，但他们的身后，还有许多英雄。
这是一支英雄的队伍，有人不畏牺牲地攀登，也有人甘做人梯地奉献。
最终的“登顶突击小队”，是王富洲、屈银华、贡布、刘连满4人。
刘连满1933年出生于河北宁河（今属天津），入选中国登山队之前，他在消防队工作。
1956年，他登上了秦岭主峰太白山、“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斯峰、新疆慕士塔格峰。
1957年，他登上了四川境内海拔7556米的贡嘎山，于当年被授予“国家级运动健将”。
1958年起，他就担任着国家登山队的教练员。
可以说，他具备着绝对的实力。
在最终的登顶过程中，刘连满甘做“人梯”，连续托举3名队友攀登“第二台阶”。
在海拔8700米、自身已经负重15公斤的情况下，作出这样的举动，无疑是要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
因为这样的高度已属“生命的禁区”，若是在这种情况下严重透支体力，或将永远地倒在珠峰上。
然而为了登顶，刘连满是真的豁出去了。
在通过“第二台阶”之后，刘连满已经无力前行，很快摔倒在路上。
为了顾全大局，刘连满让三名队员将他安置在一块背风的大石后边，并催促他们继续前行。
刘连满意识到，自己或将牺牲在海拔8700米的地方，又担心王富洲他们所携带的氧气不够，便艰难地写下一封遗书：“任务交给你们去完成，我这氧气筒里还有点氧，留给你们胜利回来时用。”
好在吉人天相，刘连满奇迹般地撑了下来，并等到了王富洲等人的返程。
亦凭借着刘连满留下的半筒氧气，使得四人最终得以安全返回突击营地。
下山之后的3个月，恢复以后的刘连满又赶往拉萨，参加了组建西藏登山营的工作，之后也从事着登山运动相关工作。
1973年，为了照顾家庭，刘连满调回电机厂工作，干起了消防的老本行。
2016年，83岁的刘连满病逝。
每一个时期，都会有英雄。
每一个英雄，都会有信仰。
他们共同的信仰，是为了国家不惧牺牲。
可以说，1960年登顶珠峰的中国登山队，就是这样一支名副其实的英雄队伍。
史占春、许竞、随队医生翁庆章、运输队长张俊岩、牺牲的兰州大学教师汪玑、牺牲的北京大学教师郭子庆......
所有为国攀登者，都是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