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计划生育正式拉开帷幕；1982年，定为基本国策；一直到今天，计划生育在某种意义上也没有被完全取消。

到今天，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接近3亿人；按照卫健委的预测，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在2035年突破4亿人，届时老龄化占比将高达25%以上。

人口它不是当下的东西，它从一代人中孕育而来，并随着人们对生育观念的改变而改变。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而计划生育所带来的影响，可能还会持续几十年。

这是计划生育和现代商业社会共同塑造的结果。

我们需要明白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如果计划生育一直延续下去的话，那么我们哪怕是延迟退休也不太可能去解决问题，最终就会导致整个老龄化社会的不可持续。

我们从2015年开始放开二胎生育，自此计划生育正式进入历史。但反过来，后现代商业社会也在重塑人们对生育观念的改变。

如果说过去计划生育认为人口太多是负担，只生一个好的话；那么今天在商业社会下，生太多，对一个家庭而言，同样是负担。

当新生儿不断走低，而老龄化人口不断走高的时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谁来给退休老人养老？

这个问题背后的本质，直击养老金的收支失衡。

从1982年计划生育列为国策开始，三十几年的计划生育造成了大量的“一二四”家庭，而一二四家庭的结构，毫无疑问会对我国的养老问题带来很大的压力，而这个压力还不仅仅是养老金的压力，而是整个社会的压力。

养老金不够，让个人养老，这现实吗？

这当然也不现实，个人养老是养不起老的。在一二四家庭的结构下，一个人很难向上反哺六个老人。

最终我们会发现，养老问题变成了一个公共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的问题。

而这其中，又涉及到低收入群体。

在我国，低收入群体并不是一个特别稀有的概念；反过来，我国拥有庞大的中低收入群体，这个数字有多少人呢？

如果以月收入5000元为标准，那么我国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人超过10亿人。

哪怕是以月收入3000元为标准，我国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人口也有近10亿人口，而这些数据都源自于北师大2019年的调研报告。

那么是这10亿人不够勤奋努力吗？是他们太懒惰了吗？

答案都不是。这是一个公共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的问题。

这也凸显了我国老龄化社会中最严峻的一个现实：未富先老。

过去我们认为，未富先老没什么大不了，最多就是没有富裕罢了；但在收入的真实数字面前，我们或许还应该用一个更准确的形容词：又老又穷。

未富先老不是问题，至少温饱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但又老又穷就成了大问题，这意味着一个人老去之后，在失去收入来源之后，他所面临的可能是失去基本的温饱问题。

这也是我们养老金面临的严峻现实，不能让低收入群体养不起老。但问题又随之而来，由于我国至今还不是一个橄榄型结构的社会，导致中产群体数量并不多，我国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群体只有7000万人，还不到一个亿，大量的中低收入群体，毫无疑问，就需要整个社会资源的更多倾斜，方能够解决他们未来的养老问题。

当大量的人收入不足以实现个人养老的时候，他们自然也没有钱去购买商业养老，养老金可能是他们退休后唯一的寄托，这个时候，面对这么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整个社会必然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去覆盖。

过去我们说只生一个好，有人来养老；这句话既然已经说出来了，加上养老金自身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很难对这部分独生子女家庭“独善其身”，让他们自己管自己的养老，这不现实。

最终，面对一个重度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们可能不得不开始考虑欧美的福利主义，不管它是不是福利主义的陷阱，当一个社会的老人过多，而他们又不具备收入能力的时候，福利主义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必选项。

尤其是在“一二四”家庭结构下，老人无法依赖子女太多帮扶，那么社会乃至政府，就必须要出面去承担这部分的义务。

福利主义是什么特征？

他们高税收，他们高福利，通过向高收入群体征收更高的税务，以此来倾斜低收入群体的保障，这也是宏观经济中政府承担调配社会资源的角色。

但我们的问题在于，未富先老，大量的人“又老又穷”，富裕的群体当然有，但相对不富裕甚至是弱势群体，富裕的人太少，肉可能不够多，不仅不够多，他们还胆小，稍有风吹草动，这些群体就会闻风而动。

我们需要记住的是，福利主义必然建立在高税收之上，如果没有高税收，又要搞福利，那么整个社会必然难以存续。

要想解决今天人口结构断代失衡之下的老龄化，其难度不可谓不小。

首先我们要做的，或许还是在责任划分上。

一个市场经济下，养老应该个人占多少、家庭占多少、行政上的责任又应该占多少，这都是需要我们有一个清晰认知的。

一旦脱离这个认知，那么我们就会出现责任划分不到位，认知出现偏离的情况。

延迟退休是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但这其中又牵扯到双轨制，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之间的月均养老金差距过大或较大，也会带来养老金的公平性问题。

最终，我们对人口多或少背后，折射出的我们还是我们的人口观念。

从人口太多是负担，到人口是生产力、是消费者，我们明白这一点用了几十年，这期间大量的“一二四”结构家庭兴起，最终在商业化社会的演变下，更强化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几十年的生育黄金时间，最终带来的影响，可能也是几十年甚至是数百年的。

而我们要想抹平这一点带来的影响，必然也需要付出更长的时间代价。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