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和我分别于1954年和1956年出生在戈壁摊上的地窝子里。

1961年我弟出生在师部医院，虽然不是地窝子，但也很简陋。

母亲一边工作一边养育我们，吃尽了苦头。从我记事开始母亲身体就不好，是单位上有名的老病号。

我母亲生了三个孩子。当年在新疆兵团，一个家庭有四五个孩子是常事。虽然生育率这么高，但我小时候没有听说过谁家的婴儿夭折了，说明我们出生后的存活率也非常高，除了戈壁母亲我们还能感恩谁呢？

那个年代母亲们既没有坐过月子也没有享受过产假。母亲们一边上班一边自己带孩子，喂奶、生火、做饭、缝衣、洗衣，打扫卫生，什么都自己干，当年一位母亲可以顶现在好几位阿姨。

等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送托儿所了，礼拜天才接回家。当时实行十天的大礼拜，孩子们十天才能见一次母亲。

进疆后，我母亲表现突出，是团里有名的拾棉能手，立了功，入了党，成了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对象。

即使生了我哥后，她仍然有机会当干部。但是我的出生改变这一切。

母亲非常希望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她还提前准备好了一个女孩名。

我的出现让她有点失望，我的表现让她更加失望，我从出生的第一天开始就给她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让她焦头烂额，她哪还有精力去当干部？她后来经常责怪我，说我断送了她当官的机会。

我不记得我青少年时期有过什么家教，只记得有家法：训，骂，揍！

我小时候不喜欢学习，调皮捣蛋出了名。母亲总是恨铁不成钢地训我：“你妈妈小时候最想上学，但上不了。现在，你要是不好好上学，我就打断你的腿！”如果母亲仅仅是用这句话训我，那是轻的。如果我犯了重大错误，母亲就会对我用重罚：训，骂，揍一起上。

我犯的重错有两种，一是损坏学校的公物，比如用自制的弹弓打鸟，没有打中鸟却把窗户玻璃打破了，或者爬树摘沙枣吃，把树枝压断了，学校老师就会上门找我母亲告状，还要让我母亲付罚款。

二是打架，如果打架中我吃亏了，我就忍着，回家什么也不说。如果别人吃亏了，别人的家长就会上门找我母亲告状。遇到上述情况，母亲肯定就会对我动用重法。她一般情况下都是训的重，骂的狠，揍的轻。

我哥比我大两岁，他在家里是劳动模范，在学校是优秀学生。我弟比我小五岁，是我母亲的近卫军。

我夹在中间，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所以我一天到晚往外跑，吃饭睡觉才回家。

当年流行搞忆苦思甜教育，我对此很抵触，旧社会的苦我没吃过，新社会的甜我也没尝到。

有一次母亲按学校的要求在家对我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几分钟后我就开始掉眼泪了。

母亲对我哥说：“你看你弟都流泪了，你为什么不流泪？你有没有阶级感情？” 然后她对我说：“你可以去玩了。”

我悄悄对我哥眨了眨眼，拔腿就跑出来玩了，留下我哥继续受忆苦思甜的教育。这事我哥记了一辈子：老二太滑头了。

当年毛泽东给抗大提的校训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母亲给我们家庭树的家风是：团结，紧张，严肃，严厉。

我们家的气氛一贯都是活泼不足，严厉有余，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无论是当年我父母家，还是后来我自己的家，都不打麻将，我至今都没摸过麻将，是一个不好赌的人。

如果我们在家里看书学习，母亲的情绪就比较好，她也不打扰我们。她不喜欢我们带小伙伴们来家里玩，认为是浪费时间，所以我找各种理由跑出去找小伙伴们玩。

我父亲担任过七师设计大队的大队长，领导了不少工程师和设计师。这些知识分子来我家时，母亲总是笑脸相迎。客人走后，她总要评头论足地说谁谁有学问，谁谁有本事。

当那些有学问的人再来我家坐客的时候，我们兄弟们都喜欢旁听或者偷听。这些被母亲称为有学问和有本事的人中间有几个右派分子，我当时很疑惑：右派分子的学问是从哪里来的？

母亲不爱讲大道理，只关心我们的健康和安全。所谓健康就是温饱，所谓安全就是不能学坏，她认为这是父母的基本责任。她用勤俭持家的方式保证了我们的温饱，她靠传统的家法管束我们，防止我们在外面学坏。

母亲干活有条理，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很讲逻辑。比如，她做饭的时候总是先把水烧上然后再去弄别的，节省了时间，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会管理时间。

我很早就观察到母亲这个习惯，为我后来的几十年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比如，我在上车前看到来电和微信都不回，车开动后我再一一回复。这个简单的逻辑不是她主动教我的，否则我肯定不学。

“你要是不好好上学，我就打断你的腿”是母亲对上学的基本态度，对我的震慑作用很大，让我没有从“问题少年”堕落成“失足青年”。我青少年时期最怕的人就是我母亲。

后来经常听大家争论什么是好家教？我总觉得很多家教理论都过于复杂。我的亲身体会是：白家教黑家教，害怕母亲的家教才是好家教！

1967年我父亲被打倒了，我母亲从光荣的山东女兵变成了“三反分子”的老婆，我们兄弟也从好人的儿子变成了坏人的儿子。

家里没有什么访客了，母亲什么活动都没有资格参加，她一下班就回家，哪里也不去，同时还要紧盯着我，生怕我又出去闯祸。

父亲被关进“牛棚”后，母亲经常自言自语的说：“幸亏我没当官，否则也会被打倒。” 从那之后，在当官这件事情上，她再也不怪我了。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母亲的一个同事来我家，很友好地通知我母亲，晚上和单位的同事们一起去机关礼堂，观看解放军某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因为很久没有参加组织活动了，母亲显得有点兴奋。

她匆匆忙忙吃完晚饭就去礼堂了。我一听是部队的演出，也早早地混进了礼堂。

演出开始前，照例是广大群众在台下喊口号和唱歌。喊完口号唱完歌，演出即将开始，这时突然有人站起来挥臂高声领喊：把“三反分子”于惠民的臭老婆于永先从礼堂轰出去！

我一下子愣住了，怀疑是不是听错了？紧接着一大群人跟着高喊同样的口号，我没听错，是冲着我母亲喊的，领喊的人正是傍晚来我家的那个人。很显然，这是事先安排好的圈套，母亲上当了，被当众羞辱了。

我的小伙伴们惊讶的看着我，我趁他们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就匆匆逃离了现场。

那天晚上，我在外面转了很久都不愿意回家，我实在不忍心看到母亲难过的样子。

我一个人在黑夜里苦苦的思索：母亲进疆十几年来，听组织的话，干公家的事，付出了两轮的健康代价，落下一身的病，从来没有给社会和别人添过麻烦，那个人为什么要用那种诱骗的方式羞辱我母亲？

我还不到十二岁，开始怀疑人生了……

从那之后，母亲变得沉默寡言了，经常深夜一个人悄悄地哭泣。我也变了，不再给她闯祸了，一夜之间我就长大了。

返回新疆的时候我们要在西安转车，需要停留六七个小时。车站小偷很多，母亲没有带我们进候车厅，而是坐在车站广场中间人少的地方，她认为：防小偷的关键是保持社交距离。

占据好有利地形后，母亲给我两元钱，让我先去吃饭，然后回来换我哥和我弟。我吃饱后就把母亲的话忘了，买了张公共汽车票去兴庆宫公园。公园关门了，我就溜进了公园对门的交通大学，我第一次见到大学，印象非常深刻。

等我回到车站后，母亲很生气，大声训我：“你为什么跑出去这么长时间，你哥和你弟都等着你回来换班吃饭呢，你怎么那么不让我省心啊！”

我跑了一大圈，收获颇丰，回来挨母亲一顿训也值了。我在西安交大校园里转悠的时候心里开始琢磨：我是不是也应该上大学啊？那一刻，我又不怀疑人生了……

1972年我们的老家之行，往返路上就要花掉两周左右的时间，很辛苦，但是很值得。母亲离家二十年后带着三个儿子回乡，很风光。我们跟着母亲从西到东横穿中国几千公里，很开眼。

1972年的山东之行让我变化很大，回到新疆后我开始喜欢学习了，特别是喜欢数学和物理。母亲注意到了我的变化，她对我说：“你喜欢上学，我就放心了。”

但是她并不知道学校里除了学习还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在体育方面，我进了校足球队和田径队，在文艺方面，我认识了不少擅长歌舞的女同学。

“你要是不好好上学，我就打断你的腿”这句话，从我们家彻底消失了。1975年的秋天，我拿到高中毕业证书，母亲说这是我们家族的第一个高中文凭。我哥哥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就下连队当知青了。我上高中的时候，他进了工厂。虽然“文革”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但是在我们家，工人却要巴结高中生。

我哥当车工的时候经常遇到技术问题，有些问题凭他师傅的经验能解决。但有不少问题是和几何、三角函数这样的数学知识相关的，他的师傅就没招了，他就回家问我。

我用数学帮他解决问题，让他尝到了甜头，他就拜我为师。每次母亲看到二儿子给大儿子上数学课时她都很开心。吃饭的时候，我们哥俩就会发现饭桌上多了一道菜。

高中毕业后，我们都下到兵团的连队当知青了。我这个知青就成了家里的扶贫对象。每次从连队回家，母亲都给我做好吃的，而且不限量。我有些不习惯，但是吃起来一点都不含糊。

有一次母亲做元宵，她让我先吃。元宵在当时是好东西，在新疆很少能吃上。我弟帮母亲做元宵，我哥帮母亲煮元宵，我帮母亲吃元宵。我吃了一碗又一碗，实在吃不动了才骑车回连队。

我走后，母亲问我弟：“你二哥吃了多少个元宵？” 我弟答：“32个。” 母亲大吃一惊！担心我会撑坏肚子，让我哥和我弟马上去追我。

32个元宵给了我极大的能量，我一路飞奔回到连队。等他俩赶到连队时，我正在打篮球。1970年代中期，我母亲就是扶贫模范了。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恢复中断了十年的高考。

1977年10月，我和我哥决定参加当年冬季的高考。我们哥俩在复习的时候经常回父母家吃住。

母亲每天都默默地给我们做饭，而且伙食标准很高，牛奶、鸡蛋、牛羊肉都有。那段时间，母亲不允许父亲带任何人来家里吃饭，领导和亲戚都不行。

1977年12月10日，高考的第一天，母亲早早就为我们做好了早饭。我们离开家门走向考场的时候，她什么也没有说。

我们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她什么也不问。晚饭也是如此。两天的高考结束了，她仍然什么都不问。

1978年1月中旬左右，我收到了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录取通知书。西安交大是我高考的第一志愿，这和1972年春天的故事有直接的关系。

我带着录取通知书去母亲的单位，想让她先知道。结果发现她已经知道了，大家都知道了。我被全国著名重点大学录取的消息，成了那一天的“今日头条”。

面对前来祝贺她的同事们，母亲显得非常淡定，一点都看不出她得意的样子。我本以为她回到家里就应该喜形于色了吧，但是她仍然很平静。

我哥跑回家来祝贺我。母亲一见到他就问：“你有什么消息吗？” 二儿子被录取的事还没有开始庆祝，她就开始关心大儿子是否能被录取了？

对母亲的问题，我哥笑而不答。我父亲说：“老大是陪老二高考的，能参加高考就不错了，考不上也无所谓。” 母亲瞪了我父亲一眼。

母亲有她的道理：一是她最操心我，因为我当时在连队当知青。但是她最不担心我的高考成绩，因为我毕竟是高中毕业生。二是她不操心我哥，因为他已经是工人了。但是她最担心我哥的高考成绩，因为他毕竟连初中都没有毕业。

几天后，当我哥哥收到了新疆大学数学系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母亲哭了！她是一个很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但是那一刻，她失控了。我父亲除了笑还是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母亲的话特别多，停不下来。从当年她在山东老家上不了学讲起，讲到在新疆吃的那么多苦，讲到为了养育三个儿子放弃了文化进修和当干部的机会，讲到“文革”那几年受到的委屈等等。

我们没有打断她，这才是真正的忆苦思甜，这一次我听得很认真，没有耍滑头。

最后母亲很认真地说：“你们兄弟两人能同时考上大学，都要感谢邓小平！” 父亲拍着我们哥俩的肩膀说：“邓小平这个人了不起！”

我和我哥同时考上大学，在戈壁重镇奎屯引起了轰动，大家议论的重点不是大学生，而是大学生的母亲。

很多人都认为于永先的二儿子考上大学并不奇怪，她的大儿子也能考上大学有些不可思议，真是一个奇迹！

1978年的春天，她把两个儿子送进了大学。1978年的秋天，她把第三个儿子送进了大学。1978年是戈壁母亲于永先一生中的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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