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学习历史时，我曾有个深深的疑惑：为何古代无论统治者还是百姓都对科技如此惧怕？面对新事物，无论是器物、思想、现象还是发明，古代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抵触。那时的我很不解，难道他们不明白技术是好东西吗？我一个 16岁的孩子都能懂，他们怎会不懂？
上大学后，读书渐多，我才明白，他们怕的并非技术，而是变化。 先来讲个罗马的故事。据说公元 1 世纪，有工匠发明出能节约人力的机器，献给韦斯巴芗皇帝。这位以重建帝国秩序、善于经营国库著称的君主，重赏工匠后，却下令不许再制造这“混账东西”。
韦斯巴芗代表了古代统治者，他们或许愚昧但绝不愚蠢，深知技术能带来财富，可财富并非首要，且在古代，技术也非决定财富的首要因素，他们的核心诉求是稳定而非效率。 若技术仅提升生产率，想必有头脑的统治者都会欢迎。
古代虽有部分新技术、新思想获统治者鼓励，但技术创新面临的阻力通常更大。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卡洛·希波拉总结技术史的传统观点称，公元前 2500 年至公元 500 年的 3000 年间，技术停滞不前。关于古代统治者对技术推广的警惕，再看几个例子。
17 世纪，一位法国传教士历经艰辛见到老挝最伟大的国王苏利雅翁萨，建议修公路运河，国王却笑答，如此外敌和叛军将畅行，现况挺好。19 世纪初，大哥伦比亚总统玻利瓦尔建议巴拉圭执政官弗朗西亚博士打开国门，狡黠的独裁者回信称宁愿在泥巴里过活。
以罗马教廷为例，15 世纪文艺复兴时，新技术印刷机获教会支持，因宗教对传播有本能需求，拉丁文圣经、诏令、十字军传单等需求极大。但当时还有赎罪券等流行印刷品，几年后，事态失控，印刷机产出的不仅有赎罪券，还有政治传单、俗语版圣经、路德的 95 条论纲。教会这才发觉被技术所坑，技术对所有人有利，但若既得利益者收获不及对手，对他们而言就是有害。
幸运的奥斯曼帝国见证此事，成功遏制。1492 年，流亡犹太人将印刷机带入土耳其，伊斯兰教士阶层及时下令，此后 200 多年，帝国无一本用阿拉伯文、波斯文或土耳其文印刷的书。土耳其统治者不愚蠢，反而是太精明，维护了伊斯兰教逊尼派统一，笑看基督教的分裂内斗。谁能料到 18 世纪后，效率竟比稳定更重要。
古代社会，生活水平不变是绝对，变化是相对，人口为主角，技术靠边站；现代社会则相反，变化绝对，不变相对，技术是主角，人口成配角。几乎所有古代文明都认为世界停滞或循环，直至末日。中国人有王朝周期论，古埃及人认为神话重演，日本人信皇国永续，古伊朗人坚信斗争不灭，佛教徒、古希腊人觉得时代渐坏，基督徒和穆斯林常提末日。谁若坚信技术能彻底改变这看似不变的世界，定被视为疯子。
所以，新技术携影响分配、改变社会关系之力出现时，古人必然警惕。统治者忧失权，被统治者恐生活更糟，零和博弈中，无人信双赢。19 世纪初，愤怒的英国工人捣毁机器，即卢德运动，因其发现机器让生活更糟，带来更长工时、更差条件和更多失业。
总体而言，技术伟大，若无技术，人类难脱马尔萨斯陷阱。工业革命造就鲜明对比，现代渴望变化，古代渴望不变。现代人研究改变现状，古代人思考维持甚至回到过去。儒家礼法等级、印度教种姓制度、基督教秩序之链，古代社会思想核心一致，即构建等级森严、各安其分、永恒不变的理想社会。 对深陷马尔萨斯陷阱的古人，这些思想与生产力水平适应。
而现代社会最怕停滞，电影《星际穿越》中，主角与父亲谈到人类许久未见新事物面临末日。工业革命后，人类适应变化，将其视为常态，难以想象无新发明、经济不增长会怎样。 然而，宇宙中真有永不停息的指数增长吗？工业革命以来的二百年巨变，是否只是人类历史的短暂片段？终有一日，技术发展达极限，人类是否会被困于稳定高于效率的牢笼？抑或马克思的豪壮预言成真，技术进步粉碎阶级，人类迎来空前解放，迈向永恒星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