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李砯，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1981年11月，在军分区教导队，完成为期六个月的学习培训后，我回到了阔别半年的团部。我离开的这半年时间，团里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们原团政委（姓赵），已经晋升了师职，升任为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老团长（姓周），也在当年被表彰为“全军十优”，提升在即（后来提升为守备师副师长）。赵政委高升后，团政治处王主任接任政委。当时在团里，干部们个个都盼望着团首长能提升。因为首长只要提升一个，就会空出来许多位置。这样，也能解决不少优秀干部的晋升问题。

我回到团里刚一天，刚收拾好房子，团政治处干部股长（姓姚），便来找我谈了话。一见面，姚股长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地说，“小李，根据团首长指示，决定暂时把你留在干部股帮助工作。”

到军分区进行学习培训前，我是在军务股工作，现在又来到了干部股。部门的变化、岗位的调动，也让当时的我在心底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工作，写好各种文字材料，不辜负首长的关怀和期望。

当时的我，是一名排级干部，每个月的工资是56元（地处西北，我们每月有4元的补贴），扣除每月15元的伙食费后，实发到手41元。这41元，当时的我，是根本舍不得花。每个月除去预留10元，购买一些生活用品外（比如牙膏、肥皂、洗衣粉等等），剩下的都攒着，两个月寄回家一次（我是家里的长子，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在上学，家里的条件十分拮据）。

之后，在干部股帮助工作两个月后，根据军区和师政治部“提干干部必须到基层连队一线锻炼”的要求，1982年春节过后（3月初），我便收拾好行李，背着背包，愉快地去到了二营四连二排，开始了半年的排长生涯。

都说排长是“兵头将尾”，这话一点也不假。短暂的半年排长生涯，不仅让我感触颇深，而且还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基层战士们的“可爱”。记得那是1982年7月的一天，一场特大暴雨突然袭来，平地起水，我们四连营地附近的一个干休所，也被淹了。接到领导通知后，我们就全连出动了。按照当时干休所的规模，我们连长（姓吴）决定，每户老干部家分配两名战士，负责清理卫生和保障安全。

而我们的战士，为了排干净老干部们屋内、菜窖的水，整整用桶和盆舀了一个下午。见状，老干部们端出了水果，可大家不吃，拿出了点心，也没有人动，战士们保持着我们一贯的优良传统。最后，一直忙到傍晚，直到把老干部们的屋子打扫的干干净净，我们才准备集合返回。返回途中，在看到老干部们的孙子、孙女，被阻隔在几尺深的积水对面，进不了干休所的院子时，战士们又毫不犹豫地跳进水中，把孩子们一个一个地背进了大院。见到这一幕，不止是我，就连干休所的那些老干部们，都十分感动，多次对我们的战士竖起大拇指，夸赞他们是好样的。

但这，也只是当时千千万万战士们的一个缩影，他们无疑，是最“可爱的人”。可正当我完全融入排长工作时，却忽然又有了新的征程。记得那是1982年10月的一天上午，团政治处主任（姓贾）来到四连检查，在看到我时，贾主任惊讶地说：“小李，原来你在这儿，我说几个月没见到你了。我看，半年的锻炼也到时间了，你快收拾收拾，明天上午就跟我回团部去”。我一听首长让我回机关，心里虽然很激动，但更多的是不舍（要离开一起朝夕相处半年的战士们，当时的我，心里十分不舍）。

二排的战士们，听说我要回机关工作了，都为我感到高兴。排里几个平时就“调皮”的战士，更是一起商量着，要给我准备点礼物。等到第二天上午，我准备坐着4号吉普车（当时，我们全团只有四辆212帆布吉普车，车牌尾数分别是71、72、73和74号。1号车和2号车，是团长和政委两位首长的专车。3号车和4号车，则是作为团部的公车），跟贾主任回团部时，四班长忽然抱着一个捆的严严实实的大纸箱，递给了我。

我一接过纸箱，发现非常沉，就问他们里面装的什么。可听了我的询问，排里的战士们，都只是笑，说让我回到团部后，自己打开看。最后，一直到我坐上吉普车，准备出发时，排里一个姓吴的新兵，才悄悄地对我说：“排长，大家知道你要走了，可没有什么好的礼物送给你。他们商量了一下，昨天半夜跑到外面很远的果园，给你摘了一箱青苹果。”

当时听了小吴的话，再看着排里与我朝夕相处半年的战士们，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没有办法，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就这样，怀着对二排深深的眷恋，我离开四连，重新回到了团干部股工作。

在团干部股工作半年后，1983年4月，已是副连职干事的我，因为一次到师政治部上报材料的经历，让我有幸被调到了师宣传科工作。记得当时，我到师政治部上报完材料，宣传科长（姓王）亲自把我领到了他的办公室。到了办公室，在看我手写了一段材料后，王科长就点了点头，笑着说，“小李，你回去准备准备，咱科里缺人，我看，你就来我们宣传科工作吧。”

当时听了王科长的话，我心里非常激动，要知道，能从团部调到师部工作，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果然，在我回到团部不到一个月，师里的调令就下来了，要借调我到师政治部宣传科工作。来到师宣传科担任干事后，我踏实努力，勤奋认真，把科里交给我的每一项工作，都认认真真、不打折扣地完成。

就这样，在充实的工作和生活中，两年的时间是转瞬即逝，转眼就来到了1985年，此时的我，也已经是师宣传科一名正连职干事了。可就在我摩拳擦掌、鼓足全力，准备更好地努力奋斗时，1985年7月（在大裁军的浪潮中），却忽然传来了我们部队要撤编的消息。起初，我是不相信这个消息的。可没过一个月，1985年8月底，正式撤编的命令就下来了。

我们部队确定撤编后，根据上级统一要求和军区的具体安排，师里成立了“善后办”，正、副主任分别由我们师长（姓宋）和政委（姓杨）担任。善后办”的主要任务，是处理部队撤编后的各项善后工作；管理和安置全体干部、战士；保管维护相关装备、设备，以及其他各项事宜。

当时，师“善后办”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经费困难。因为全师近千名干部，都需要进行调动和转业安置；全师数千名战士，也面临着退伍返乡或分散补充到其他各个单位。完成这些工作的花费，无疑，是巨大的。而师里的经费，只剩下了撤编前的余留，显得十分紧张。

除了经费，其次是设备管理困难。因为全师的设备都需要管理维护，可随着大批干部战士的转业、退伍、调任，维护人员是严重不足。最后，是人员管理困难。因为部队即将撤编，不少干部战士都忙着“打点”自己的事情了，是请假的请假，休假的休假，师里、团里各单位，一天到晚都见不到几个人。

当时的我，面临着留队或者转业两个选择。其实在心底，我是更偏向于继续留在部队工作的。毕竟，自1976年12月入伍以来，我已经在部队工作和生活了九年，对部队的感情很深（可以说，有一种深深的情怀）。但当时，师里希望留队的干部很多（名额很少），说实话，我留下的可能性不大。而要是选择转业，我则是离开部队，回到地方工作。

正在我心里七上八下、犹豫不决时，忽然收到了一封家里的来信。在信里，父亲说：不仅部队是大裁军，我们县武装部马上也要改为地方建制，部里不少干部战士，也都面临着转业和退伍问题。同时，县武装部也已经向各个部队发函，希望当地籍的干部，可以调动、转业回到武装部工作。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就立马向师“善后办”组织部门，说明了情况。

恰好，当时组织部有位姓李的科长与我是同乡。在我说明情况后，李科长告诉我说，师里已经收到地方的函件，而像我，虽然满足办理调动的条件，但不能着急，因为还有很多手续要办。虽然不能马上办理，但得到了组织部领导的肯定答复后，当时我焦虑的情绪也得以平静。自此以后，对待“留与转”的问题，我也再没有过多的考虑，只是静候领导通知。

安排战士的调动、退伍，相对来说，要比安排干部容易。而且，对于转业干部的安置，更是一项极其耗费时间的工作。记得当时，对于调动的干部，基本上在一个月内，就能完成调任工作。而对于转业的干部，因为交接手续比较复杂，这一拖就是大半年，全师的数百名转业干部，都在原地等待（也包括我）。不过现在想来，当时那半年的等待生活，每天没有工作压力，跟着战友们聊天游玩，倒也显得十分惬意。

终于，在长达半年的等待后，1986年3月底，我的调动工作完成了。记得在调动完成的第二天，我就收拾好行李，离开了部队。记得当时，我离开部队时，科里几个还在等待转业的战友，一起把送我到了火车站。到了火车站，我在办理好行李托运后，就开始依依不舍地与战友们道别。因为我们都明白，“当日一别，真是不知何时才能再见”，所以大家心里都是百感交集，难舍难分。最后，在战友们一片“一切顺利、来日再见”的祝福声中，我坐上火车，结束了我九年的部队生活。

乘坐在回家的火车上，看着窗外不断倒退的景象，我的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回想起曾经工作过的四连、团部、师部，在部队生活的日日夜夜，领导的关心爱护，战友的兄弟情谊，无一让我潸然泪下、感慨万千。

当兵的日子，难忘。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