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完成两年培训后,我由台长调任副连长,第二年接任连长

史乎友文 2024-09-02 01:26:51

投稿/沈奋名

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1979年3月,在上海(某学院)完成为期两年的学习培训后,我由二连电台台长(正排级)调任三连副连长。1980年底,在三连老连长(姓张)转业回地方后,我接任连长工作。那一年,我二十七岁。

当时,三连是我们团(雷达)环境最恶劣、条件最艰苦的连队。环境恶劣,可以用当地乡亲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内蒙一年只刮两场风。一场白毛风,一场黄毛风。”而在我看来,在三连的日子里,体会最深的就是一个字,“冷”。

都知道,在七十年代,连队值班首长,每天夜间都要到战士宿舍,查看战士们的睡眠情况,检查大家的被子是否盖好,炉盖是否放好,除此之外,还要检查阵地的值班情况。记得1979年12月底的一天,轮到我值班,那天非常的冷,还下着大雪,说句滴水成冰,也不为过。

大概在凌晨十二点左右,当我检查完战士宿舍后,就顶着刺骨寒风、鹅毛大雪,通过九十多级陡峭的台阶,艰难地爬上山顶。可以说,在内蒙古一千三百六十多米的海拔高度,五、六级的北风,零下三十多度的环境下,真是冷的让人无法忍受。按常理说,值班首长上山检查,首先应该被站岗的战士发现,可是那次并没有。当我走进雷达坑道时,发现站岗的战士正在里面避风。

但当战士看到我到来时,就一声没吭,站起身来悄悄地走出了坑道。当时看着这一幕,感受着刺骨的寒风,我实在是不忍心批评那位战士。因此,我在沉默着检查完值班岗位后,就下山回到了指挥室。回到指挥室坐下后,当时的我,沉思了很久。我想,在那海拔一千三百六十多米的山顶,在那凛冽的寒风下,值班的战士要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站上三个小时(虽然是全副武装,但只要脸上露出一条缝,风一吹,就像针刺一样)。想到此,我的心里就一阵阵的酸楚。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岁左右的战士们,真是辛苦他们了。

除了环境艰苦,我们三连用水也是非常困难。当时,三连的生活用水,在夏天还好,就是派战士前往距离我们营地三十公里外的机井拉水(是方圆一百公里内,唯一的一口机井),看护机井的,是一对老夫妻(大叔姓任)。任大叔两口子常年给我们开机灌水,却从来不收一点报酬。任大叔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看见你们,我就像看见了自己的孩子,哪里能收你们的一点东西。”写到此,还是忍不住地让我叹息,那是多么好的一家人。

可到了冬天,一切都上冻了。我们的用水,也就成了大问题。要么是从机井拉回来的水,冻得放不出来;要么是因为下了大雪,取水车根本就到不了机井。最后没有办法,在团首长的协调下,就让我们连队前往五十公里外的公社拉冰。所以这也导致一到冬天,我们三连宿舍的炉子上是冰,厨房的锅里是冰,厨房后面堆的也是冰,真可谓到处都是“冷冰冰”。

记得1981年的春节(当时的我,担任三连连长),雪下得特别大(有两尺深),连队的取水车是寸步难行,连营地都开不出去。在这紧急时刻,我们团长(姓李)直接带队,从锡林浩特给我们三连送了两大车冰,并代表团直机关向三连的全体干部、战士表示慰问。当时,李团长更是直接在全连大会上宣布:以后三连的干部、战士回家探亲,一律多给七天假。李团长的发言,赢得了全连战士的热烈掌声。那掌声,传遍山谷,经久不绝。

后来听说,在一次机关干部大会上,团长讲到三连全体战士过春节有什么要求时,风趣地说:“三连的干部、战士们,过春节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有冰吃就行”。”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却深刻地反映了我们三连环境的艰苦,战士的坚强。

除了环境艰苦外,三连还交通不便、通讯不畅。交通不便主要体现在冬天拉冰、拉煤时出车困难,只要积雪超过一尺深,我们连队的交通,基本上就断了。记得从我们三连到阿巴嘎旗间有一个大坡(非常陡峭),我们叫它“大梁”。大概是1981年底,我和指导员(姓吴)去团部参加每年一次的干部大会时,就在那“大梁”出了问题。

说来也巧,那天,我跟指导员在出发前,就觉得此行要出问题(那次我们开的一辆解放30车,是事故休整后的第一次出车)。那次,我跟指导员带了电话机、铁锨等许多工具,就怕车在半路出问题。真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我们的解放30,在行驶到大梁中间时,只听“咣当一声”,车就不动了。我跟指导员下车检查后,发现是解放30的油底壳被打了一个洞,机油已经全部漏光(后来检修时,发现是连杆断了)。

而车坏的位置,刚好是在从连队到团部的中间(距离团部和连队都是三十公里),真可谓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下,车肯定是修不好了,就在我跟指导员商量该怎么办时,车上同行的一位蒙古老乡(这位蒙古老乡要送女儿上学,就搭乘我们的车),就去与附近的牧民联系。这时,我跟指导员也想打电话,跟团首长说明情况,结果是:两头都打不通。好在,距离我们车抛锚大概五公里远的地方,有两个蒙古包。在那位搭便车蒙古老乡的介绍下,我很指导员当晚住在了那里(不然,我跟指导员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虽然天气寒冷,北风呼啸,但热情好客的牧民老乡,在听说我们是三连的“达拉嘎”(蒙语干部的意思)后,也是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在老乡家休整一晚后,第二天一早,我跟指导员就开始往阿巴嘎旗方向走去。大概在走了一个半小时后,我们碰见了阿巴嘎旗医院的一辆东风140汽车。当我跟指导员说明情况后,那位好心的司机师傅就把我俩带到了阿巴嘎旗(当时,团首长已经派212吉普车,在旗里等着我们)。除了这次,类似出车难的经历,当时在三连,还有很多很多。三连的通讯极不方便,特别是一到冬天,通讯基本上就处于中断状态。当时,三连到阿巴嘎旗之间唯一的一条通讯线路,是两根八号线。这两根八号线,也经常被蒙古老乡的牛撞断。平时还好,一到冬天下大雪时,基本上就很难修复。就算修复了,信号也是非常微弱,在电话里,基本上听不清对方说的什么。

当时在三连,战士们每天一日三餐吃的主食还好说(因为粮食可以储存一段时间),关键是吃菜困难。平常吃菜就是以粉条、海带、黄豆、咸菜为主,偶尔能吃到几顿土豆、萝卜和大头菜,几乎吃不到细菜和新鲜蔬菜。水果,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地处偏远,动不动还大雪封山,当时三连战士们每天的生活都很固定,只有四样,“吃饭、训练、值班、睡觉”。

同时,因为没有电视(直到1983年,我调任团部工作后,三连才终于有了第一台电视),当时战士们每天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每晚八点收听新闻联播(收音机)。除此之外,战士们寄信、收信,也很困难,常常是从连里写一封信寄回家,至少要一个月。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我们三连队全体干部、战士是齐心协力、众志成城,不仅圆满完成了团里安排的任务,而且还在三年的时间里(从1979年初到1981年底),建起了两栋崭新的营房,一排油机房,一个水房。除此之外,我们还在操场上,修建了乒乓球场地和一个水泥篮球场地。

这些工作的完成,不仅改变了连队的面貌,而且还极大丰富了连里战士们的文化生活。同时,也正是因为这艰苦的环境,才磨砺出了一代代三连人不怕吃苦、敢于奋斗、乐于奉献的优秀品格。

光阴似箭,到今天,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回忆那十三年的军旅生涯,要问我哪一段最充实、最难忘,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在三连的日子(四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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