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很快，专项小组就开始操办起追悼会相关事宜。
当毛泽东长女李敏看到专项小组列出的守灵名单时，却发现上面少了一个人，她找到工作人员，“你们落下了我的哥哥贺麓成”。
贺麓成是毛泽东三弟毛泽覃和贺子珍胞妹贺怡的儿子，所以，他不仅是毛泽东的侄子，也是毛泽东的亲外甥。
1934年8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迫不得已踏上长征路，当时，毛泽覃和贺怡按照党组织的安排，留在瑞金继续战斗，这个时候，贺怡已经怀上了贺麓成。
随着革命形势越来越紧张，毛泽覃不愿再让妻子跟着自己冒险了，因此，在贺怡生下孩子后，两人商量，让贺怡带着孩子转移。
转移前的那个晚上，毛泽覃抱着孩子不肯撒手，他给孩子取名叫毛岸成，“岸”是毛家的辈分排行，而“成”代表着革命终将成功。
送走妻子孩子后，毛泽覃便一头扎进了瑞金的崇山峻岭中，他利用地形，一次次跟敌人展开周旋、搏斗。
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率领的独立师被有着人数武器优势的敌人打散了，他带着部分游击队员穿山越谷，来到了一个叫“黄天坑”的小村子。
这个村子很小，只有几户人家，而且大多都已人去屋空，只有一家屋顶上还飘着炊烟。
毛泽覃敲开了这户人家的门，里面只住着俩父子，他们曾经被国民党匪兵抢掠过，因此在得知来人是红军战士后，很热心的为大家准备了暖和的饭菜，吃饱喝足后，又将他们安顿到山上的一个纸槽房过夜。
当晚，毛泽覃一直在考虑突围的方法，到了深夜，他叫醒了一名姓何的小战士，让他去外面看看情况。
小何领了命令，深一脚浅一脚的出门了，听着静谧深林中的虫鸣鸟叫，不免有些胆怯，他索性钻进了一个茅草丛，开始呼呼大睡。
这时，国民党搜山部队在茅草丛中发现了他，他们将小何抓起来，开始严刑拷打。
小何没坚持多久，就把毛泽覃和战友们卖了，他将自家队伍的地址，装备等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敌人。
很快，敌人包围了纸槽房，毛泽覃马上就发现了异常，他机警地冲到左边门口，命令战士们突围出去，自己留下掩护。
当战士们都冲出去以后，毛泽覃被潜入屋内的敌人包围了，他躲了一个却躲不过另一个，最后不幸被子弹打中左胸，英勇牺牲，
从小何嘴里得知，这名年轻的指挥员竟然是毛泽东的亲弟弟后，这群疯狂的国民党匪兵朝着毛泽覃的遗体扑了过来，搜查后，只发现一张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和一本沾着鲜血的党证。
随后，他们给遗体拍了照，在报纸上刊登、在广播中播报，恨不得告诉全世界，毛泽东的弟弟被杀了。
二弟毛泽民是从广播中知道这一消息的，他马上就转告给了毛泽东，两兄弟默默流泪，过了好久，毛泽东叹了口气，
“这个责任在我，咱娘临走前交代我，让我照顾好他，他是咱们兄弟里最小的，现在却这样走了，责任在我啊。”
贺怡也从铺天盖地的“宣传”中知道了毛泽覃被害的消息，她悲痛万分，却不得不坚强起来，去面对眼前更加凶险的处境——因为国民党匪兵正在搜捕毛泽覃的家人。
此时的贺麓成只有3个月，考虑到孩子的安全，贺怡决定将他寄养。因为正值白色恐怖，当地村民没有一个人敢收留这个孩子，生怕惹来灾祸，没办法，贺怡只能将孩子送回永新老家。
那里有一个思想进步的老地主，名叫贺调元，知道贺麓成是红军后代，二话不说就留下了。
贺怡千恩万谢，在这种情况下，收留一个很有可能带给自己杀身之祸的孩子，贺怡万分庆幸遇上了贺调元这个好心人。
随后，她不舍地告别了这个还在襁褓中的孩子，继续踏上了生死不知的革命路。
她经常往返于南昌、吉安、广州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40年6月30日，贺怡被特务机构发现。
为了不落入敌人手中，贺怡想到了自杀，她吞下一枚金戒指。
得知贺怡身份的敌人怎么可能让她轻易死掉，她被救了回来，然后就是暗无天日的监禁和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
那时正值国共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时期，周恩来亲自出面谈判，最后才用国民党俘虏换回了贺怡。
出狱后，贺怡直奔延安。在狱中，她被折磨到胃部严重下垂，只能做手术切除胃部。
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可是她的丈夫已经牺牲，姐姐贺子珍又去了苏联，在延安的亲属，只有毛泽东了。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在手术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后来，贺怡将这张充满兄长之爱的手术单珍藏了起来。
在吉安永新生活的贺麓成，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他早早就被贺调元改名为“贺麓成”，毕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姓毛很很可能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贺调元让他唤自己“爷爷”，所以，贺麓成童年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便是，“我为什么没有爸爸妈妈”？
每一次，贺调元都会告诉他，“你的爸爸妈妈去世了”，他也从没怀疑过，自己不是贺调元的亲孙子。
贺麓成只是依稀地记着，有个阿姨会经常给他写信，寄些好吃的回来，却并不知道，那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直到1949年8月，贺怡被安排到江西吉安工作，她欣喜若狂，终于有机会见到孩子了。
几天后，贺怡上任，她把所有的工作安排处理好后，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永新花汀村贺调元家中，贺麓成上学还没回家，贺怡就向贺调元询问孩子的情况。
等了大半天，贺怡终于等回了放学的贺麓成，她激动地站起身，嘴里一直念叨着，“儿子，我的儿子”。
贺麓成不认识贺怡，他看着面前激动落泪的中年妇女，有些不明所以。贺调元拉着他的手走到贺怡身边，
“她是你的亲生母亲——贺怡，当初是因为革命，无奈之下才将你寄养在我家的。”
贺调元将当年的事情娓娓道来，这时，贺麓成才知道，自己小时候常问的“妈妈”还活着，他哭着扑到贺怡的怀里。
之后，贺怡表示希望将贺麓成带走，去外面上学，贺麓成很想和妈妈待在一起，但他也舍不得爷爷。
贺调元是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告诉贺麓成不要伤心，要好好上学。就这样，贺麓成告别了已经生活了14年的村子，和将自己抚养长大的爷爷奶奶。
贺怡母子团聚，这时候，她想起姐姐贺子珍曾在长征途中寄养的孩子“小毛毛”，为了让姐姐也享受到这样的天伦之乐，她开始四处打听小毛毛的下落。
没想到的是，1949年11月21日，在一次找寻途中，车子发生侧翻，贺怡当场死亡，贺麓成也被压在车子底下，昏了过去。
等他醒来的时候，看到的是浑身是血的母亲，他声嘶力竭地叫着贺怡，却没有任何回应，贺麓成终于意识到，母亲死了。
贺子珍知道妹妹去世的消息后，将贺麓成接到了上海，刚到上海没多久，细心的贺子珍就发现贺麓成经常腿疼。
她带着孩子去到医院检查，发现贺麓成在那场车祸中，左腿被断成了三截。
医生建议开刀将骨头接上，贺子珍同意了，手术过后，贺麓成的左腿基本恢复，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他只能拄着拐，并且要忍受巨大的疼痛。
后来，贺麓成就一直跟着姨妈贺子珍生活，贺子珍最常跟他讲的话就是，
“不要靠父母的牌子过日子，更不要沾毛主席家族的光，要和普通孩子一样，自立自强，在别人面前，不要说你是谁谁谁的孩子，要好好学习，成为有真才实学的人。”
贺子珍将他安排到了上海的学校里继续读书，开学前，老师问他上几年级，贺麓成想了想，说自己上高二。
在永新上学的时候，贺麓成就经常跳级，来到上海，他只想着希望能够尽快完成学业，便又跳了一级。
真正上课的时候，贺麓成才发现上海的教育环境和永新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教学质量好，规章制度严，很多从陕北、江西转学过来的烈士子女，都因为跟不上课程进度，离开去参军了。
舅舅贺敏学知道这些情况后，很认真地告诉他要好好读书，
“我们贺家都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缺的就是专家教授，现在国家需要建设，需要知识分子，你就应该专心学习。”
听了这番话后，贺麓成更加踏实地专注于自己的目标，也让他忽略掉了一些不太好的声音。
贺麓成从小在江西长大，说话有口音，加上刚开始接触上海的教育环境，成绩不太好，所以受到了同学们的嘲笑歧视。
不得不说，舅舅这番话，就像是定心丸一样，让贺麓成忽略掉全部的嘈杂，几个月后，他便一跃进入班级前三，数学更是得了满分，让老师和同学们都刮目相看。
1952年，贺麓成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电力系。这所学校距贺敏学家很近，所以他平时就住在舅舅家，周六日去看望姨妈。
贺麓成会跟贺敏学聊很多学校里的事情，每次，贺敏学都告诉他，“好好学习，我希望你将来在所学专业上有所作为，做一个优秀的专家。”
1956年，从上海交大毕业的贺麓成，考取了留苏研究生，贺敏学高兴地说“贺家出‘状元’了”。
1956年夏秋之际，贺麓成去到北京学习俄语，为即将到来的留学之旅做准备，可惜一年之后，中苏关系变化，贺麓成就没能去成苏联。
之后，他被分配到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进行导弹研究。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是于1956年10月8日成立的，这是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
成立之后，机构迫切需要人才来为新中国的科研事业添砖加瓦，贺麓成也就是在这种情况情况下来到第五研究院的。
1958年，他来到钱学森麾下，1961年，他成为我国第一批导弹工程师。
研究导弹的日子是非常枯燥的，因为我国还没有成功案例，所以只能不停模仿别国的导弹技术资料，然后再研究出适合自己的。
那个时候，贺麓成光是翻译就搞了几百万字，更不用说那些拟制的图纸了，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贺麓成和另一位工程师王太楚，输出了一版可行的导弹控制方案。
经过专家组的反复推敲后，这一方案得以实行，1964年6月29日，进行了试飞试验，并大获成功。
这次成功，奠定了贺麓成在我国导弹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他也成为了我国自己培养的最优秀的弹道专家。
1980年单位评定高级职称，众望所归之下，他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系统中第一个被评为高级职称的人，他的高级职称证书上印着“001号”。
这时候，单位基本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平时填报资料的时候，父母那栏也只是简单地写着“亡故”，至于他们是谁，做过什么，贺麓成从来不提。
直到1983年，民政部门要为贺麓成颁发烈士证书，需要他本人亲自领取，而这个消息又是通过单位告知的，这时候，大家才知道贺麓成的真实身份。
从他1956年来到北京后，贺麓成就一直没有找过毛泽东，更没有跟毛泽东见过面，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有醉心的事业和坚守的原则。
他不知道的是，毛泽东自从知道他的存在后，便一直想要见他一面，因为总是错失相见的机会，毛泽东还经常向人打听他的学习生活情况。
知道他考上上海交大，又考上留苏研究生，毛泽东心里的骄傲一点不比贺敏学、贺子珍少，毕竟贺麓成也是毛家的“状元”。
1959年李敏和孔令华结婚的时候，毛泽东还专门跟李敏说，“娇娇，你哥哥贺麓成就在北京，你应该邀请他来嘛。”
李敏给贺麓成发了请柬，但那时候的贺麓成已经进入第五研究院，作为一级保密单位，李敏根本没法跟贺麓成取得联系，因此，他并未出现在李敏的婚礼上，也没有和毛泽东见到面。
后来，中近程导弹试验成功、原子弹成功爆炸，一系列的好消息席卷全国的时候，毛泽东作为一名中国人感受着那份喜悦和骄傲，但连他都不知道的是，贺麓成已经是新中国的导弹专家了。
他只知道贺麓成在研究所里工作，也派人通知过，希望两人能够见一面，可他们都工作缠身，抽不出时间，所以这事就被耽搁了下来。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这时候，贺麓成才意识到，自己再也没有机会跟既是伯伯、又是姨夫的毛泽东见面了。
随后，专项小组开始筹办毛泽东的追悼会，作为毛泽东的长女，李敏收到了拟定好的守灵名单。
她突然想起了哥哥贺麓成，当李敏向大家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却没人知道他跟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李敏解释，
“贺麓成是爸爸的亲侄子，也是亲外甥，爸爸生前一直想见他，如今爸爸走了，就让他过来看看爸爸吧。”
后来，贺麓成带着连自己都说不清楚的心情，来送毛泽东最后一程，他觉得有些后悔，也有些遗憾。
同时，他还想到了很多人，父亲毛泽覃、母亲贺怡、姨妈贺子珍、二伯毛泽民，舅舅贺敏学，他们都是这个国家的栋梁，也为此付出了自己所拥有的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