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土地肥沃，战略重要，东汉却为何从初期就屡屡想要放弃？
凉州土地肥沃，战略重要，东汉却为何从初期就屡屡想要放弃？
在东汉建立之初，凉州这片富饶的土地就像一颗明珠，闪耀在大汉帝国的西北边陲。这里不仅土地肥沃，灌溉便利，更是控制西域、抵御匈奴的重要战略要地。然而，就在刘秀平定陇西军阀隗嚣，准备南下征讨公孙述之际，一个出人意料的提议却在朝堂上引发争议：有人主张放弃湟中地区，将汉民内迁，将这片沃土拱手让与羌胡。这一提议背后，折射出东汉统治集团对凉州的轻视与漠视。所幸马援力争保留，使这片土地暂时免于弃置。但随后的历史证明，东汉朝廷对凉州的消极态度并未改变，其后果也愈发严重：内迁羌人引发民族矛盾，关东势力排挤本地官员，最终导致积怨百年，在董卓入主长安时彻底爆发，成为东汉王朝覆灭的重要诱因。
乱世拓土：汉军西征平乱记
建武十一年，东汉王朝刚刚平定陇西军阀隗嚣，正准备挥师南下征讨公孙述。这本该是个大好时机，但凉州后方的金城郡却突然传来了警报。
原本在西汉时期，金城郡与西海郡的羌人相安无事，这还得益于赵充国的功劳。可到了王莽执政时期，四方动乱，西羌也开始蠢动起来，不断侵扰金城和陇西。
隗嚣统治时期采取了一个权宜之计，让羌人在金城定居，并拉拢他们一起对抗汉军。这个决定看似解决了眼前的问题，但为后来埋下了祸根。
等到隗嚣被消灭后，这些羌人自然不愿意臣服于汉朝，不断作乱，甚至攻打到了陇西重镇临洮。这对于汉军南下征讨公孙述来说，无异于后院起火。
汉军统帅来歙看到这个局势，向刘秀推荐了一个人选：马援。这位四十九岁的老将终于等到了独当一面的机会。
马援带着三千步骑赶赴陇西，面对数万羌军联军，他没有丝毫畏惧。他采取了突袭战术，直接打击羌军主力先零羌，一战就击溃了他们的大军。
这一仗打得漂亮，斩首数百，缴获牛羊牲畜上万头。其他羌人部落见状吓破了胆，纷纷投降，马援不费一兵一卒就收编了八千叛军。
但是好景不长，撤退到金城郡的先零羌又聚集起数万人马，占据了险要的浩亹要塞。刘秀原本想调马援去打公孙述，现在也只能让他继续处理羌人问题。
这一次羌人学聪明了，把家眷和粮草都堆在允吾谷里，准备和汉军死磕。但马援找到一条秘密小道，又一次打了他们个措手不及。
败退的羌军退守到唐翼谷，占据北山的有利地形，准备做最后的抵抗。马援这次改变战术，白天正面佯攻，晚上派骑兵偷袭羌营放火，打得羌人溃不成军。
这场战役让马援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他本人也被箭矢射中小腿。但他凭借这几场胜仗，彻底打垮了先零羌的气焰，让烧当羌取代了他们在羌人中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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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如棋：朝野激辩湟中命运
正当马援在前线奋力平定羌乱之际，朝廷内部却掀起了一场关于凉州命运的重大争论。有朝廷官员向刘秀提出，湟中地区地处偏远，动乱频繁，维持统治所需的行政成本过于高昂。
这些官员认为，与其在这片土地上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如采取一个简单的办法：把这里的汉民全部迁回内地，让这片土地回归羌胡。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既能节省资源又能避免冲突的务实选择。
对于这个建议，马援立即提出了坚决反对。他向朝廷上书，详细阐述了保留湟中的三个关键理由。
湟中地区的城防工事大多完好，易于固守。这里的土地肥沃，灌溉系统发达，是难得的农业良田。若放弃这片土地任由羌人占据，必将成为永久的安全隐患。
马援的论述直指问题核心：放弃湟中就等于自废长城防线，断送了秦汉两代经营西北的战略成果。这不仅会让河西走廊腹背受敌，更会让陇西关中沦为前线。
一旦失去对这片区域的控制，通往西域的贸易路线就会落入匈奴之手。这将让匈奴坐收渔利，逐步称霸中亚，最终对大汉王朝构成严重威胁。
刘秀被马援的说服了，立即下令收回成命。他命令武威太守梁统，将已经内迁的三千湟中汉民重新送回原居地。
为了加快西北地区的开发建设，马援又向朝廷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在金城郡各县设置官员，修缮城防工事，建立防御羌人的小型堡垒。
马援的建议不止于军事防御，还包括了全面的发展规划。兴修水利，发展农牧业，让当地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使这片肥沃的湟中谷地重现昔日的繁荣。
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马援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政策。他积极推动塞外西羌部落首领与汉人联姻，对投诚的氐族人则建议恢复其原有的王侯爵位。
刘秀完全采纳了马援的建议，不仅恢复了氐族首领的爵位和印信，还把镇守武都郡的马成部队调回洛阳，把整个西北的局势交给马援全权处理。
这个决定在短期看来是成功的，在马援的治理下，凉州地区保持了一年的和平稳定。直到建武十二年十一月，在公孙述被消灭、天下初定之时，这片土地才再次出现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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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臣轻地：东汉消极政策浅析
东汉朝廷对凉州的消极态度，在接下来的统治中表现得愈发明显。他们采取了一个看似聪明实则危险的策略：把降服的羌人大量迁入天水、陇西、扶风三郡。
这个所谓的＂以夷制夷＂政策，本是为了利用羌人来牵制匈奴。但这个决定完全违背了汉武帝当年设置河西走廊的初衷，后者本是为了切断羌人与匈奴的联系。
两汉之际的战乱已经让这片区域的汉人人口大幅减少。如今又迁入大量异族，打破了当地原有的人口结构平衡。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加上官员的欺压盘剥，使得民族矛盾日益尖锐。
东汉朝廷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继续迁徙羌人。到了东汉中期，不仅关中三辅，就连长安附近的京兆尹都安置了大量羌族人口。
更令人不解的是，朝廷还让这些羌胡雇佣兵参与镇压国内的起义。这使得西北武人集团不断壮大，最终形成了一股难以控制的力量。
造成这种局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东汉朝廷出于防范本地势力的考虑，大量任用关东人出任凉州官员。这些空降的官员既不了解当地情况，也缺乏对当地发展的长远考虑。
到了汉章帝时期，朝廷吏治变得越发宽松。汉和帝在位时，凉州地区已经出现了＂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奸贪＂的严重问题，每天都有数百件诉讼案件。
当地难得出现一位像皇甫规这样的本地高官，他在凉州整顿吏治得罪了不少人。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他被免官回乡，还要面对上百名贪官的诽谤攻击。
这种重关东轻西北的做法，还体现在人才选拔制度上。东汉的察举制度规定每二十万人口可以举荐一名孝廉，而凉州很多郡的人口还不到五万，这显然对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极为不利。
就连像王符这样学问渊博、才华横溢的凉州士人，也因为出身所限，连一个孝廉都举不上。他在《潜夫论》中对这种偏颇的选官制度发出了强烈的抗议。
关东士大夫对西部和西北地区的漠视由来已久。由于东汉的政治与经济中心在洛阳，军事重心在河北与幽州，朝廷里的关东士大夫普遍对西北地区缺乏兴趣。
这种歧视不仅体现在对普通凉州士人的排挤上，就连立下赫赫战功的＂凉州三明＂这样的顶级儒家精英，也难逃被朝廷和关东名士冷落的命运。这种政策最终导致了整个凉州地区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离心倾向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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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怨爆发：凉州离心引祸乱
东汉对凉州的消极政策最终在历史长河中酿成大祸。这场悲剧在公元110年，也就是马援平定西羌七十多年后，开始逐渐显露端倪。
这一年，西羌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叛乱。面对这场叛乱，在关东士大夫的极力游说下，汉安帝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朝廷下诏放弃了凉州西北部的大片领土，将陇西郡治所迁往襄武，安定郡迁往美阳，北地郡迁往池阳，上郡迁往衙。这些西北边郡的治所纷纷向关中靠拢，相当于放弃了整个防线。
从此以后，东汉的边军再也无法像西汉时期那样依托长城作战。他们不得不退守到三辅乃至河北地区，在那里修筑大量邬堡，苦苦支撑防线。
为了应对不断恶化的边防形势，朝廷在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等地修建了六百多座堡垒。在冯翊北部边界，也不得不建造五百多座防御工事。
这种节节后退的防御态势，使得西北地区的局势每况愈下。更糟糕的是，在东汉末年，关东世族出身的司徒崔烈等人还在继续鼓吹放弃整个凉州。
此时的凉州已经形成了以边章、韩遂为首的强大武人集团。这些被称为＂六郡良家子＂的凉州军事贵族，本应像他们的先辈一样成为朝廷的羽林、期门、郎卫的主要来源。
然而到了东汉末年，这些曾经的精锐后裔却被轻蔑地称为＂羌胡之种＂。即便他们建立了赫赫战功，但如果不愿向关东名门士族低头，就无法获得任何政治利益。
历史在这个时候开出了一个巨大的玩笑。这些被排挤的凉州武人，拒绝像他们的前辈＂凉州三明＂那样交出兵权。他们选择了一条更为激进的道路。
在积压百年的怨恨驱使下，这些凉州武人最终选择了以暴力方式表达不满。他们在董卓的率领下，冲进京城掀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政变。
这场政变不仅彻底终结了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更开启了此后长达数百年的动荡时期。汉末乱世的大幕就此拉开，五胡乱华的悲剧也在这场变故中埋下了种子。
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东汉统治者对凉州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与轻视。一个地区的离心倾向一旦形成，就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最终酿成难以收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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