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之处见真理，有时候，通过一个小小的官印，就可以研究出整个国家对于内外的观念态度。官印作为权利的象征，无论是其形制外观，还是所刻有的文字，都生动体现了赐印人的思绪与受印人的地位。

封建王朝的统治阶层十分重视血统与文化的正统性，对异族会持有一定程度的排斥心理。同时为了让这些异族人民也意识到中央的绝对统治地位，他们会通过赐予形制不同的印来解决。

继秦之后，汉帝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大一统王朝。在结束割据纷争后，历代西汉统治者鉴于前朝覆亡之教，仍居安思危，对国内尚存的诸侯王与周边少数民族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竭力维护中央权威。同时又秉承儒家思想关照下的大一统政治理念，实施了一系列稳固统治又不伤和气的措施。

而在这些包括印制在内的措施中，我们可以大体揣摩到西汉中央对外的观念态度，并由印制变化得以窥见此种观念态度的变迁。

西汉灭秦立国后构建了一个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但因为此前兵荒马乱的战争摧残，汉王朝还是势单力薄，孤立无援的，由此就助长了一些边地游牧民族的侵略野心。匈奴一族就时常袭击汉帝国边境，令汉边地人民寝食难安。

为应对这些外族势力并给自己恢复国力留下余地，汉高祖刘邦采取和亲措施来拉拢匈奴。匈奴受贿后稍微收敛，汉王朝便在此弥足珍贵的和平时光中积攒力量，终于到汉武帝时期有了反击匈奴的实力，击退了外族势力，真正构建了一个大一统的太平盛世。如日中天的汉王朝让众多外族甘拜下手。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

除此之外，在西汉总体四方通衢的大一统局面下，儒家思想也恰当其时，开始成为当道盛行的主流。如此，中央至上的民族观便在众多汉儒口中得到诠释，他们开始对先秦以来的华夷观进行了重新审视与发展，为西汉华夷有别的民族理念提供了理论依据。

这些思想家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贾谊、董仲舒和司马迁等，他们强调“华夷一统”以及“用夏变夷”的儒家思想色彩浓厚的政治理念，而对于异族尤其是匈奴的无端进攻，他们要求的是 “尊王攘夷”的政治方针。

《新书》记载：“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天子共贡，是巨下之礼也。”

这些言论不仅顺应了汉王朝统治者高高在上的优越心理，还进一步影响了汉对外的观念态度以及措施的制定。

西汉的民族观虽基本以华贵夷贱为主，但从汉中央给外族赐予的官印中可以发现，不同时期的对外观念也有差别，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大致可以西汉初期、汉武帝时期、西汉末期为节点进行划分。

据史料记载，汉天子有六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皆为白玉螭虎纽样式的。皇帝行玺用于发布诏令、册封诸侯王，皇帝信玺用于征召大臣、调兵遣将。

天子行玺用于策拜外藩、祭祀天地鬼神，用法不尽相同。同时，皇帝行文还有一个原则是：在对待内臣时称“皇帝”，对外臣则称“天子”，可见其在对外时所具有的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汉朝建立之初，皇帝六玺还不是很完备，而是存在有两种皇帝玺，它们的用法也有区别，这是因诏书下达有内外之别。皇帝玺封缄后，诏书会根据下达受客产生两个路径：路径一是向郡守下达的，诏书由御史中执法发出；

路径二是向诸侯王下达的，诏书由丞相发出。这种诏书下达方式与其内外观念有关：直辖地内的郡守属于内部，为内臣，而诸侯王在此时则是排于其外的，为外臣，自然要区别对待。

与诸侯王一样，各归义夷蛮也是位于外臣之列，汉王朝为褒扬异民族归顺的行为，安抚他们的首领，就将蛮夷作内附属国的行为称为“归义”，像“汉归义夷王”和“汉归义胡长”等。他们都由典客一官来掌管，典客就是后来的“大行令”以及“大鸿胪”。

《汉书》记载：“典客。秦官。掌诸侯、归义蛮夷……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

当然，西汉初期的国力还不尽人意，汉王朝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驾驭周边所有的异民族，于是统治者就高瞻远瞩，采用了册封异族首领为外臣的政策以安定边界。对于实力与汉王朝颉颃的异民族，则使用客礼对待，即所谓的“羁縻之谊”的外交政策。

在这种政策之下，实力较强的异民族与汉王朝近于平起平坐，汉王朝的赐印就只是一种笼络人心的手段。甚至赐印的印文也无朝代名，印也不叫“印”，而是被称为“玺”，就像赐予匈奴的“匈奴单于玺”。这无不显示匈奴的身份之殊，地位之高，令汉中央也不敢轻易地侧目而视。

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诸侯王的属吏任命权遭到回收，以及推恩令削藩的多重因素影响，诸侯王被吸收入“内”。受封的蛮夷降者也被纳入“内”。而那些非臣属的异民族，则被看作“外”。同时，内臣与归义蛮夷仍在大鸿胪的绝对管制之下，这使得此前的内外之别有所淡薄。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进行了印制改革。《初学记·职官部》记载：“孝武皇帝元狩二年，令通官印方寸大，小官印五分，王公侯金，二千石银印，龟钮。”

这次改革完成了诸侯王印从玉玺到金印的降格，说明诸侯王的地位低于能使用玉玺的皇帝。同时，为了对诸侯王严加监管，防止他们在外的主动权过大而产生造反心理，中央收回了诸侯王的属吏任命权。诸侯王被列入内臣，逐渐失去了自主权，处境趋近于“在直辖地拥有封邑的特权者”。

推恩令也是武帝时期对外观念变化的重要分水岭，它将诸侯王的儿子封为列侯，从另一层面将本应属于外部的诸侯王国成员推进汉王朝内部。如此，诸侯王固守的血缘集团被四分五裂，汉中央加强了对他们的监视。

在对异民族方面，汉武帝虽持旷世奇才，敢于与匈奴硬碰硬，但也还会通过赐印的软手段来拉拢他族，像在云南晋宁县石寨山出土的金制“滇王之印”，就足以显示出汉武帝的笼络之意。滇虽然称臣于汉王朝，但武帝仍让滇首领自称为王，且所赐的印文上也没有表示朝代的“汉”字，以彰显其地位的尊崇。

西汉末年，内外之别则更加明显，单从有了新变的印制中就可看出。在此之时，异民族的专用印样登场，其特征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是异民族印文中一般都带有“汉”字，第二是钮的样式大多为蛇和骆驼，第三是印面至少由三行五字构成。

值得注意的是，西汉之所以将蛇与骆驼作为钮的专门样式，是大有深意的。“蛇”和“驼”的字形相似，且声旁均为“它”，而秦朝以“它邦”称呼被列于外的诸国，所以，可以说蛇钮、驼钮是作为“它”的象征而被选定的，西汉中央就是企图用“他”来区别那些异民族政权以此保证自身的文化单一性。

后来，王莽篡权建立新朝，又对旧有的制度进行修改，将赐给匈奴的印文改为“新匈奴单于章”，这引起匈奴的强烈不满，甚至派人去讨说法，可见赐印的形制对于民族间关系的缓和起着重要作用。

《汉书·匈奴列传》记载：“始开边隙，单于由是归怨自绝。”西汉内外之别的观念历经此种变迁，但主流仍是以中央为最上，蛮夷外族视其实力给予相应制度上的区别。

历代汉帝王的对外思想观念皆有所流变，其儒家思想心怀与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却是一以贯之的，它们不仅推动了汉代纪元发展，也深深影响了汉代及后世的内外格局。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成为汉民族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虽然宣明华夷有别，但也不极端排斥异族，而是持有一种包容兼纳的伟岸心怀。

《论语·季氏》记载：“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儒家尚礼崇德的对外民族观念，同样是大一统思想在华夷关系上的反映。汉帝王们信奉“华夷有别”，但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也会有一种包容思想，以和为贵。“文景之治”就是在民族和谐的背景下实现的。

毕竟只有民族和谐，才能有积蓄发展国力的力量。只有包容的心态，才能让异族有了文化输入与输出的可能，进而让仰慕中原文化的少数民族汉化，为民族融合奠基。

汉代大一统的华夷观念认为，“华”“夷”中符合文化规范的是“华夏”，否则为“夷狄”，而“夷狄”又可进为“华夏”，“华夏”也可能退为“夷狄”，这种早期民族观以文化为区别标志，同时又有给予对方生存空间的宽容，在当时可算先进。

夷蛮汉化与民族文化融合是大一统局面带来的必然结果，大一统思想不仅让汉中央有了心理支柱，也为很多少数民族的首领与要臣接受，陆续内迁的少数民族政权将其奉为圭臬，作为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

虽然有些少数民族仍在抗拒“汉化”影响，但归附中原文化的历史潮流来势汹汹，不可阻挡。文化认同成了众多少数民族的共同理念。直到东晋时期，匈奴人刘渊建立前赵，仍然称自己是汉王朝的外甥，时常祭祀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而且还将建立的新政权国号定为“汉”，自称为汉王。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少数民族政权以中华文化为“圣经”，疯狂追求，并为求得中原对己方政权的认可，宣称自己是中华正统，这也为民族融合创造了现实基础。

外族的融入并没有动摇大汉的中原正统思想，汉朝人民的爱国意识反而在武帝击退匈奴之后更加高涨，成为激发斗志的源泉。

受炎汉的尊华思想影响，尽管此后的魏晋等朝代面临战争割据，政权分崩离析的局面，但也没有哪一个朝代试图另辟蹊径以与中华源流决断，都是不惜与侵略的异族进行斗争，以恢复中华、延续炎黄血脉为己任，流传下中华民族凝聚一气的宝贵精神。

结语：

少数民族政权并立，各方诸侯潜存的形势是西汉不得不面对的，在几方隐患挟持之下，西汉统治者与思想家们，以儒家华夷观为圭臬考量内外，通过各种处处见细节的措施来巩固中央政权。印玺作为彰显身份地位的重要器物，成了汉帝王表明内外观念的不二选择。

从汉初到武帝再到汉末，印制因国家背景与民族实力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特点，体现出不同的内外观念，但也都昭示了汉民族坚持中原正统的思想。通过印钮与印文的样式规制以及下诏赐予程序等的不同规定，汉皇帝们也将赐印发展成了自己缓和民族关系的手段。

同时，汉皇虽以华为贵，但却并不以暴虐残忍的手段销毁外族文化，而是持有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宽和之态来对外，这样各个归义民族政权更为仰慕和贵包容的汉文化，情愿接受汉化，为日后的民族交流融合提供了良好条件。

参考文献：

《史记·大宛列传》

《汉宫旧仪》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初学记·职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