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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之变的影响，绝不小于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打没了大唐盛世，但浴火重生的大唐王朝勉强维持统一。而靖康之变，则是北宋打没，南宋退守淮河。北方一个金朝、南方一个南宋，这就是又一次南北朝。如果加上西夏，那就是又一个三国。
中原力量分解，导致宋、金、夏任何一方都不具备单独制衡草原的能力。于是，蒙古崛起也就在所难免。草原自古彪悍，但彪悍到大蒙古国的程度，却仅在宋金时期。而蒙古崛起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中原无帝国。但凡存在一个中央帝国，蒙古雄风也未必能够横扫欧亚大陆。
靖康之变要溯源到宋金海上之盟，即北宋试图联金灭辽以收复幽云十六州。因为隔着大辽，所以往来定盟只能取道海上，故称海上之盟。
如果仅从结果看，那海上之盟简直糟透了。它直接断送了北宋国祚，还为南宋打造了无法战胜的对手。但世界充满不确定性。所以，从结果反推，都是事后诸葛亮，毫无意义。
那不从结果反推，仅从历史演变来看，又该如何看待宋金海上之盟？
同样也是糟透了，甚至可以说愚蠢透顶。但不是说海上之盟的决策方向糟透了，而是说海上之盟的具体内容和操作过程愚蠢透顶。
就联金灭辽这个决策方向来说，我们只能悬置道德进行评价。北宋做了背信弃义的事，但辽朝也从来不是清白无辜。所以，只要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宋辽之间便必生龃龉。宋朝弱了，辽朝就要欺负一下；辽朝弱了，宋朝也要欺负一下。因为澶渊之盟的基础是力量均衡。但凡均衡被打破，澶渊之盟的约束意义便不会太大。
所以，在触及具体内容和操作过程之前，先谈一下海上之盟的决策方向。简单说就是北宋联金灭辽的选择到底有无必要和功过是非。
可以说，这是北宋的必然选择。有没有昏君宋徽宗，有没有奸臣童贯，北宋的大概率决策都是联金灭辽。至于是不是灭无所谓，关键是能够拿下幽云十六州。具体而言有二：
一是澶渊之盟。既是城下之盟，这让北宋很屈辱，又是无可奈何，因为北宋打不过。那如果北宋不想屈辱而且打得过呢？大概率就会掀桌子。
二是幽云十六州。既是山河之险，对中原很重要，又是北宋心结，对北宋更重要。这两个重要决定了北宋一朝的政策走向和政治正确，那就是收复幽云。
澶渊之盟和幽云十六州合力形成了一个“局”。契丹和北宋都想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即独占幽云，而结果却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好处。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幽云十六州这件事上，北宋自开国以来就一直“本性难移”。多少代大宋官家非要必收复而后快，甚至拿出“异姓封王”的赏格来鼓励官僚士大夫的集体斗志。
如果非要给海上之盟的决策方向做一个充分性解释，那就是集体记忆。北宋王朝的集体记忆决定了海上之盟的决策方向。
你很难说服欧洲央行用降息来应对金融危机。但是，你不用劝说，美联储都会用降息来因对金融危机。
原因就是不同的集体记忆。
欧洲央行脱胎于德国央行。德国央行极端反对通货膨胀。因为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过严重通货膨胀，之后就是希特勒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在美联储成立之前，美国总是爆发金融危机。所以，美国对金融危机的警惕性特别高，凡是可以用的解决方案就一定会用。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集体记忆。这些集体记忆只要足够深刻，就一定会烙印在它的决策过程之中。
那北宋最深刻的集体记忆是什么？
就是幽云十六州。
公元976年，刚刚灭国南唐的赵匡胤，意气风发，再次下诏：出兵山西、扫灭北汉。但是，草原骑兵从幽云十六州疾驰到太原城下。太祖豪气冲天、宋军气势盖地，大宋要把北汉和契丹捆在一起打。然而，太祖驾崩、太宗继位，此次北伐草草收场。
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举后周太宗、北宋太祖接力打造的最强禁军，出击山西、灭国北汉。随即，大宋禁军疯狂疾行军，从山西高地直扑河北幽州。但高梁河之战，宋军惨败，幽云十六州收复无望。
公元986年，三十万北宋禁军，海水般泼向幽云十六州。然而，涿州城下的一通难以理解的骚操作，导致雍熙北伐全面崩盘。大辽战神耶律休哥不仅等到对手犯错误，而且等来了草原援军。在华北平原上，游牧骑兵彻底碾压中原步兵。
此战之后，北宋不仅失去了收复幽云十六州能力，也失去了收复幽云十六州的胆量。但是，宋辽之间仍旧战火不断，华北平原，遍地狼烟、处处马嘶。
宋真宗年间，公元1005年，澶州城下，宋辽签订澶渊之盟。至此时，长达二十六年的宋辽之战终于结束，宋辽之间迎来了百年和平。
但是，和平的基础并不稳固。北宋不是善男，而契丹也不是信女。只要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幽云十六州战火随时可能被点燃。
宋仁宗年间，公元1040年，三川口之战，宋师败绩；公元1041年，好水川之战，宋师再败；公元1042年，定川寨之战，宋师再再败。对阵西夏，北宋三战三败。随即，契丹大辽背信弃义加乘人之危，要求北宋割让幽云南部的关南之地。最后，以庆历增币收场，北宋继续花钱买和平。
英宗早逝、神宗继位，就是神宗皇帝，喊出了埋藏于历代赵家官人心中的最强夙愿：能复幽云者虽异姓可封王。国要富，且更要强。于是，内政王安石变法，外交元丰五路伐夏。对于宋神宗和王安石这对君臣来说，幽云是早晚的事，大宋一定要成就秦汉隋唐一样的武功。
之后的北宋，党争不断。新党上台整旧党、旧党上台整新党。抛开道德立场不论，新党的态度是进取，新党最愿意迎合赵家官人的个人理想；旧党的态度是保守，旧党最不愿意看见赵家官人成就秦皇汉武的伟业。
公元1101年，北宋改元建中靖国，意思是既不新也不旧、大家不要搞党争。但建中靖国只有元年。公元1102年，大宋改元崇宁，这个被崇尚的“宁”，就是宋神宗的熙宁年号。这就意味着徽宗朝的政治方向正式转向新党。于是，以后的一系列政治决策，其立足点就是新党立场。
关于西夏，徽宗朝的政治正确是必须打残、打服乃至打没。对于大辽，徽宗没说。但可以想见的政治正确就是收复幽云十六州。
公元1125年，宣和七年，徽宗皇帝正式下诏，以神宗遗训“能复全燕之境者胙本邦，疏王爵”，封童贯为广阳郡王。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宋皇帝和新党一定要贯彻太祖、太宗之遗志，一定要遵循神宗皇帝之诏令：不复幽云誓不为宋。
所以，宋金海上之盟，既不是赵家官人的心血来潮，也不是奸臣小人的无知祸国。收复幽云十六州，早已在潜移默化中上升为北宋王朝的国家意志和大宋官家的政治正确。
既然是这样，那宋金海上之盟为何非议满满？
贯、攸何人哉，敢以蚊负山耶？然致靖康之祸，不在于取燕，而在于不能取燕。
“不在于取燕，而在于不能取燕”，这就是原因。如果北宋拿下全部的幽云十六州，甚至仅拿下幽州河北段，也足以凭此山河之险抗衡一下女真大金。这时候，谁还再去非议海上之盟？
之后的思辨逻辑是：没有海上之盟，则没有幽云；没有幽云，才会出现靖康之变。
所以，问题的症结不是海上之盟的决策方向错误。这个决策方向早已成了一种“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系统默认值。大宋官家一定要收复幽云。从太祖到太宗，从神宗到徽宗，这个基调贯彻始终。新党士大夫的态度就是进取。自建中靖国之后，新党态度就是北宋的国家意志。这时候，还有什么比收复幽云十六州更为进取的？
北宋没能通过海上之盟拿下幽云，才是问题症结。这不是决策方向出了问题，而是决策的具体内容和操作过程出了问题。我们批评海上之盟蠢不可及，也应该从这里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