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刚到西安那会，在火车站甫一下车，看到广场南边不远处的双层公交603，我便觉得西安跟香港有几分相似。我知道那是因为97年香港回归时，我在电视上反复看过香港的街景，林立的高楼里红色的双层公交穿街而过。后来我时常乘坐603路公交，且尽可能地坐到二层第一排。当我坐着它穿城而过，不时见行道树的枝桠迎面而来拍打面前的挡风玻璃，便感觉自己仿佛正置身于香港，因而便很有一种儿时梦想成真的欢喜。

对于像我这样从小看过不少TVB电视剧的80后来说，香港曾是无限向往却又遥不可及之地。港剧里的香港为上世纪80年代的我们打开了关于另一种生活的认知，但这种认知似乎很难变现。这种难以变现的认知便被埋藏在心里，等待着在今后的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去慢慢实现。

而对于我而言，关于香港的最初的认知变现就发生在西安。很难确定这种生发源自于我一厢情愿的心理暗示，还是因为香港和西安的确多有相似之处。但我一直以为是后者，特别是当我在西安城中村里看到鳞次栉比的店铺门口纵横交错的霓虹招牌，和听到音像店里用高音喇叭不断传出的粤语歌时。我想不光我一个人这么以为。我常听人们把某某城中村叫做“小香港”，我还听过住在不同的城中村的人们，为谁住的城中村才是“正宗小香港”而展开辩论。

但这毕竟只是最初的认知变现。经常发生的情形是，当有朝一日认知得到真正的兑现，最初的认知变现常被认为是可笑的。就像我儿时放在铁盒里珍藏，秘不示人，却时常拿出来偷偷把玩的一块“绿宝石”，到后来被证明不过是一块塑料。

惟有去趟香港，方能证明西安到底像不像香港的谜题。

于是今年暑期，我和家人来到大湾区。最初几天我们流连于广州、佛山等地，深度体会了岭南风情。后来从顺德港顺流南下，航道越走越宽的时候，我口中不知觉地吟唱着“小河湾湾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 行至位于香港九龙尖沙咀的中港城码头时，眼见着宽阔的海面尽头耸起的跨海大桥和时常在影视剧和挂历中见到的高大建筑群尽在眼前，我激动之余也在沮丧地确信：香港毕竟是香港，从这个角度看，香港与我生活的西安并无相似之处。

但我也深知，我想要印证的两地的相似之处并非在于此角度，于是出发前便将酒店选在了油麻地。那里是港片港剧中经常出镜的所在，附近有天后古庙、油麻地警署、庙街等闻名已久却从未亲临之地。预定的酒店价格不菲，不过我已做好不能期待条件过高的准备。但入住之后，酒店条件与价格的巨大比例落差，还是让我大跌眼镜。这么说吧，刷卡进门的一刻，我想起了曾在西安杨家村住过的20元一天的招待所。10平方左右的房间面积里，床位占去了大半面积，床边有破旧的沙发和床头柜，墙上有十几英寸的电视机，一切都过于相似。唯一不同的是，这里有可供一人容身的浴室兼厕所，另有一个小型冰箱，还有一个镶嵌在墙里的衣柜，衣柜里竟然还放着一个微型保险箱。

这保险箱提醒着刚经历了一刻恍惚的我：这里是金融之都香港，而不是我所熟悉的西安城中村。

待家人稍作休整后，我们坐地铁前往香港中环，从那里开始先后参观了星光大道、维多利亚港和能俯瞰香港夜景的太平山。下山后恰好步入璀璨的中环夜景，一抬头便可看见汇丰银行大厦、中银大厦、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怡和大厦、长江集团中心等知名建筑。不消说它们与西安并无相似之处。

回到住处时已是晚上10点多。将家人安顿好，我决定马上出门去庙街。我沿着楼下的油麻地街道南行，街道上行人、公交仍川流不息。路遇一位斜跨着单肩包，穿着像公司职员的男子坐在马路边上耷拉着脑袋似睡非睡，看起来很潦倒失意的样子。我不忍多看向西拐进霓虹招牌闪烁的背巷，沿背巷继续向西路过天后古庙。

天后古庙彼时已经关了门。庙门口的小广场上，有行人躺在长椅上，貌似要在这里过夜。广场西侧的小路上有东西两排临时搭就的帐篷，帐篷上花花绿绿地喷绘着广告（多是紫微斗宿、八字命理、风水择日等字眼）和照片（多是摊主和一些名人，如“庙街歌王”的合影）。我下午趁家人午睡的时候便来过这里，知道这是两排算卦占卜的摊位。下午时这里只有几个帐篷，另有一些南亚人正从破败的板车上卸下同样破败不堪的帐篷，为晚上的生计做着准备。午后似火的骄阳，和破败的摊位告诉我，这属于一群忙于生计的人，就像西安城中村同样忙于生计的租客们一样。

走过古庙广场，再穿过一些摆在路边，主营零售的摊位，就来到了庙街牌坊。长约600多米的庙街里没有路灯，全靠临街的商铺和霓虹招牌，以及摊位上自装的灯泡提供照明。街中间从头到尾摆放着各种摊位，只留一条过道供行人通过。街两边有店铺和大排档，大排档里食客们散坐在塑料桌凳边上吃吃喝喝。这一切与西安的城中村，以及港剧里的场景都何其相似。这种相似，让港剧、眼前的香港，和几千里之外的西安城中村，在我的脑海里得以串联。

当然庙街毕竟不是西安城中村。他们的区别，首先在于庙街摊位上的商品更加包罗万象，当年杨家村里有的和没有的，这里统统都有，其中一些眼见地属于灰色地带。

而从顾客群体来讲，香港庙街破旧的街巷里，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人们随处可见，甚至连在这里摆摊的人，都有很多属于外籍人士。比如一家经营“米上刻字”的摊位，其摊主显然是南亚籍人士。尽管摊主的国籍与所经营的业务范畴不太匹配（我没有凑近看，因而无法想象一位外籍人士在米上雕刻汉字的感人情形），但摊主戴着眼镜专心致志刻米的样子，还是吸引了几个白人围聚上来照顾生意。破旧的庙街因此而展现出了惊人的国际化程度。

至于香港庙街和西安城中村最大的不同，我认为是两地所售商品价格的巨大差异。当年的西安城中村是低消费的供给地，而眼前庙街的商品却价格令人咂舌。比如街边的一家车仔面，一碗76元的面价，不免让我感慨，我竟一碗面吃去了当年我在西安城中村的一个月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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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正是这令人咋舌的价格给了摊主们时至凌晨仍不愿收摊休息的巨大动力。凌晨12点左右，当我穿过来时路往回走时，我看到来时的摊位大多仍在。其中一个摊位上，一位挎着腰包，摆摊贩卖音像制品的港味大叔，正激昂地用喇叭播放着80年代的港风老歌——歌星吕方的《每段路》，歌词里说：“天有几高，奋起双手可攀到。假如跌倒，敢于挑战再比高。风有几急，但我愿为这青草，长在远方每段路。”大叔大约吕方的年纪，或许从吕方年轻时刚唱红这首歌时，他便在这里摆摊了。

而当我在一家风扇呼啸的临街店铺里买水时，我问老板“还不打烊休息吗？”因天气闷热而一头大汗加一脸倦容的老板用港式普通话对我说：“没办法啊……多谢你！”

梦想的牵引和现实的拉扯，或许是香港庙街和西安城中村摊主们的共同点。从这个角度来说，西安城中村和香港庙街尽管大有不同，但本质上仍是相似，甚至是相同的。

作者 | 慎夺 | 陕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