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周历史的长河中，荣国公无疑是一位占据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他不仅与周公、召公、毕公并称为四公，共同辅佐周文王，更是在周武王夺取天下的过程中，作为十重臣之一，功不可没。武王对其功绩的认可，体现在封他为荣国公，镇守庸地的荣耀之中。

然而，关于荣国公的具体封地和活动范围，历史似乎故意留下了层层迷雾。但随着近年来对古代文献的深入挖掘与研究，我们逐渐揭开了荣国公与四川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原来，他的家族足迹一直留在现今四川川南的自贡、内江、乐山等地，这一发现再次证明了西周王朝与四川的深厚渊源，究竟是怎样的一段历史呢？

据《国语·晋语》记载，“周文王时重用‘周邵毕荣’，使‘柔和万民’。”这里的周召毕荣，即周公旦、召公奭、毕公高、荣公，他们分别是西周鲁国、召国、毕国、荣国的始封君。在他们的辅佐下，周文王得以使天下归心，万民臣服。这不仅说明了荣公与周公、召公、毕公齐名，更是王室国家运转的重要力量，其显赫地位不言而喻。

《史记·周本纪》中也有记载：“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成王平定东夷之乱后，北方的息慎国来朝贺，成王赐以财物，并令荣伯作策书，以示隆重。这表明荣伯到了周成王时期，依然受到重用。

但到了周厉王以后，荣国逐渐式微，最终消失在历史记载之中。这个西周重要的封国所在地，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团。幸运的是，荣国的历史痕迹并未完全消失。数千年来，它静静地存在于川南内江乐山自贡一隅，而这里至今仍保留着一个荣国曾经存在过的标志地名——荣县。

这一点，从历代的《荣县志》中就有所体现。历代的《荣县志》都曾引用《左转》、《国语·晋语》等权威历史记载：“荣县上古之时是禹贡梁州之域，当夏殷之间为夷国，后周荣公佐武王有天下，名在十臣列，与周公、召公、毕公处于相等的地位。相传公盛德，此其封国”。显然，荣县因西周时期荣公在此区域封国而得名。

《读史方舆纪要》中提到：“夏殷之间，梁州为蛮夷国，所谓巴、賨（丛）、彭、濮之人也。”可以看出，梁为蛮夷国。荣县在这个蛮夷国地域之内。而这里提到的荣所在的彭、濮、巴、賨等地，也正是之前帮助武王伐纣的牧誓八国所在地。这也进一步证实了牧誓八国就在巴蜀。

这些记载明确指出，荣国公因辅佐武王有功，被封于荣地，即今天的四川荣县及其周边川南一带。对很多人来说，这片区域可能显得陌生，但在荣国公的封地荣县，竟然还保留着许多上古时期重要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蜀典》引用《荣县青阳门记》提到：“荣门有青阳洞以少昊（青阳、玄嚣）国在其北”。明朝《荣梨山碑》载：“荣梨山古为玄嚣岩。”

此外，《蜀中名胜记》也记载了荣州有青阳洞，位于今县城金碧崖。唐朝司马贞注《史记》时，也提到青阳的封国在蜀。这进一步印证了荣国公所封之地荣地，恰好也正是炎黄时期黄帝长子青阳的封地，也是三皇五帝时期的东夷、山东与东海之地。

由晚清第一词人赵熙编撰的《荣县志》中，透露了更多的信息，将遥远的少昊大帝与西周开国王公荣国公的轨迹共同锁定在了川南荣县之地：“荣久为青阳封国，常壉称德在少昊，又称被文王之化，秦幽同咏故有夏声，于荣也准之时地而皆近”。这句话的大意是：荣县历史悠久，在炎黄时期就是黄帝长子青阳少昊封国。因此荣县区域的人常称颂少昊的德行。荣县在历史上也受到了文王教化的影响。荣县与秦地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或历史渊源，因此能够共同咏唱夏朝的声音或文化传统。这里有一个有趣的联结：荣县——青阳——文王——秦——夏声，也就是说，荣县之域使用的是夏言（雅言）。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虽然重点在荣县，但是相信青阳与荣国的封地范围远远不止现今自贡荣县的范围，在这周边整个川东区域，都有类似线索存在。

比如在自贡荣县附近的泸州（江阳）就有另一个西周时期的牛人尹吉甫的传说。尹吉甫，西周国师，《诗经》的最早采集者，被称为中华诗祖。可见这一区域作为牧誓八国的诸侯之地，与周王朝有着紧密不可分割的关系。

正因为此，结合翔子史前推众多“西周在蜀”的推论论据，可以再次推证：西周政权极可能就在四川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