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抗美援朝”的消息传遍全国，老百姓们有钱的捐钱，有力的出力，就连战犯管理所的犯人们也开始积极地为前线的战士炒炒面。
与此同时，“末代皇帝”溥仪在监狱思考良久后，突然撕开自己的棉衣，取出一件东西道：“我自愿上交！”
看守人员仔细看清后，竟当场傻眼。
溥仪究竟拿出了什么？他又为何要上交？
1945年，随着美军在日本投下第一颗原子弹，苏联红军也正式向日本宣战，宣布出兵我国东北。
日军大势已去，此时伪满洲国的皇宫里也乱成一团，溥仪没功夫再做“复辟大清”的美梦，脑子里只剩下该如何保住性命。
他认为自己此时已经走投无路，若是被八路军抓住，很有可能只有死路一条；但若是跟着日军逃走，他们也有可能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从而杀自己灭口。
但他该如何选择也从来由不得他自己。
就在苏军出兵东北时，日军高级长官吉冈安直便来到溥仪的办公室，通知他日军已经给他安排好了飞往日本的飞机，要求他立即撤退。
在临走之前，他还撂下一句：“要做好战败自杀的准备。”意思是让他宁可以身殉“国”，也不能成为对方的俘虏。
但溥仪若是有这种志气，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了。
无可奈何之下，溥仪不得不与自己的“皇帝梦”再次说再见，之后便急匆匆地坐上了开往沈阳的火车。
就在逃亡的第五天，一行人从广播中收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至此，溥仪心中最后一丝侥幸彻底消失，心中只剩下无尽的绝望。
就在他手脚瘫软地抵达沈阳机场，在休息室等待飞往日本的飞机时，苏联红军及时赶到，将整个机场控制了起来。
而溥仪也终于被抓。他知道，他再也逃不了了。
之后，他被苏军押着登上了一架不知道飞往何处的飞机，等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是深夜。
他看不清周围的情况，只听见旁边有个军人用中文问：“有人要上厕所吗？”
溥仪以为自己被交给了八路军，顿时魂飞魄散，差点昏过去。
直到这个军人告诉众人，他们已经到达苏联境内，之后要在这里服刑，溥仪才恢复知觉。
在苏联的这些日子里，可以说是他最惬意的时光，苏军不仅没有对他进行打骂，甚至还一直给予他优待。
渐渐地，他心中萌生出一个念头，或许比起回到国内，或者去往日本，待在苏联才是最佳选择。
于是他多次上书苏联领导人，表示愿意永远居留苏联，并请求入党。但不管他申请多少次，苏方均没有任何回应。
直到1946年，苏联高层才开始对他进行传讯，一开始溥仪不知道这是要干什么，一直等到8月时，苏方通知他到远东国际法庭当证人，他才明白过来。
在法庭上，他将日本入侵东三省，以及奴役满洲的计划和过程详细诉说出来。
期间，他极力推脱自己与日军的关系，声称自己从旅顺到长春，都是被日军强迫的，一直到当上“满洲国皇帝”，他都没有任何人身自由。
溥仪说着说着情绪开始失控，拍着桌子讲述日军如何将自己的妻子设计致死，又如何对自己进行“赏赐”，以此讽刺自己。
或许是内心积怨已久，他往日所遭受的痛苦经历又被唤醒。
溥仪第一次感受到悔恨，也第一次直面自己一直逃避的事情：他是国家的罪人，对国家所遭受的苦难，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证完毕后，他又回到苏联监狱，继续他的俘虏生活。
就在他以为自己会在这里了此余生时，他最不敢面对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50年，苏方突然通知他，他即将被引渡回中国。
溥仪害怕我军对他追责，于是再次向苏方申请留在苏联，这次依旧没有得到回应。
8月1日，溥仪被苏方正式移交给我军。
在前往抚顺的火车上，溥仪惊魂不定，以为自己“死期”将至。为了早日解脱，他甚至想在厕所自杀。
所幸，管理人员及时发现，将他救了下来。
为了减轻他的心理压力，干部们轮流给他做思想工作，劝慰他只要好好改造，国家和人民会给他机会。
但溥仪从小就生活在尔虞我诈，利用与被利用的环境中，他早已对周围的人失去信任。
即使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他生活得也并不好，每天晚上抱着自己的皮包，整晚整晚地睡不好，生怕有人“偷”他东西，或是对他不利。
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溥仪发现我军并没有要“杀”他的意思，反而在生活上一直给予他优待，因此慢慢放下心来。
但他的改造之路依旧没有这么容易，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他适应不了一切要自己动手的生活。
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总是放不下“皇帝架子”，不愿意与别人平起平坐。若是在排队打饭时有人排在他前面，他干脆不排队，宁可饿一天肚子。
最初，他的侍卫李国雄还会帮他洗衣服、打饭。
可随着接受教育的深入，李国雄的思想也开始慢慢转变过来：自己已经不再是旧社会的奴隶，而是新中国的公民了，他们的身份、地位都是平等的！
在之后的日子里，李国雄也不愿意再伺候他，溥仪彻底沦为“孤家寡人”，无奈之下，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一开始他极不习惯，不是衣服经常扣错，就是忘记关水龙头，不是剪指甲剪到肉，就是缝袜子扎到手。
但好在，他总算慢慢开始改了，管理员们对此非常欣慰，平日里也时常帮助他。
在大家的关怀下，溥仪渐渐适应这里的生活。
不仅是行动，就连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后来，他还做出了一件让所有人傻眼的事情。
那么他究竟做了什么？又是如何改变的？
他记得管理员曾找他谈话，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所犯的错误，并不仅仅是你的个人原因，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历史造成的。”
“国家理解你，愿意给你机会，只要你积极改造，将来一定能得到人民的原谅。”
溥仪听了这话后，顿时泪如雨下。
他犯的错太多，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他害怕人民的唾骂，所以才抗拒改造。
但现在的新政府说理解他，让他十分感动，他的出身不是自己能选择的，他从一生下来就带着周围人的期许。
但在大部分人的眼中，他仅仅是清朝权力的象征，只是一个傀儡而已。
没人教他分辨是非，只教会他如何争名夺利。现在他想改，所幸国家给了他机会。
在之后的日子里，他积极劳动，糊铅笔盒、拔草、抬煤，他总是最积极的那一个。
参加劳动后，他不仅身体越来越强健，就连精神状态也慢慢变好了。
后来，管理所安排他们到社会上参观，当亲眼见到日军在国土上犯下的累累罪行时，他才明白自己当初错得有多么离谱。
有一个从日军手里幸存下来的小姑娘方素荣，声泪俱下地为大家讲述着当年的一幕幕惨状。
她对着所有战犯说：“惨痛的历史我永远不能忘记，但你们既然放下武器认了罪，我可以不提那些……”
方素荣的宽容让所有人都为之触动，包括溥仪。
他认为自己为国家做得太少，自己的赎罪之路还很长。
1950年，抗美援朝的消息传来后，家家户户行动起来，纷纷为国家贡献出一份力。
战犯所也忙活起来，大家为前线的战士们做棉衣，炒炒面。
而溥仪在思考一番后，撕开自己的棉衣，拿出了一个自己一直不愿上交的东西——“三链章”。
这是乾隆皇帝寻遍天下名匠，用上好的田黄石雕刻而成的珍宝，价值连城。
当初溥仪离开故宫时，为了今后的生计，带走了很多宝贝，如今手里只剩下这么一件。
而他如今愿意主送上交，支援朝鲜战场，恰恰说明他已经彻底与过去告别，管理员们感到非常欣慰。
1959年，溥仪由于表现良好，被特赦出狱。
之后，在国家的关照下，他成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开启了新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