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得志晚年参加老红军聚会,听说李聚奎要过来:我到外面等一会儿

漫步史书 2024-02-15 10:00:20

1986年12月31日,已经升任总参谋长的杨得志专程赶往李聚奎家庆祝他82岁寿辰。

尽管李聚奎那时已经离休,但杨得志在言谈中却对李聚奎很是尊重,言必称“老首长”,两人虽然在1955年9月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但当年杨得志任红一师红一团团长时,李聚奎是红一师师长。

一般而言,“第一”在所有的排行中,肯定是最亮眼的存在,对于一支部队而言,“第一”也意味着一种荣耀。

当然,对于红一师红一团而言,他们的荣耀不止在过去,更在今天。

据说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红一师红一团在讲述自己建军史时,都认为自己是起源于1937年抗战时期的晋察冀军区一分区。

一直到1978年某天,时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邓华专程到河北红一师驻地时,才告诉他们:

“红一师实际上是在1933年8月建军,我曾担任过红一师红三团政委,后来又担任了师政委。”

不过,邓华这句话虽然不算错,但如果不纠结番号的话,真正的红一师实际上是起源于秋收起义。

1927年9月,毛主席在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给起义部队定的番号就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广义上看,我军不少队伍都是起源于这支部队,更遑论是后来的红一师。

井冈山会师后,红军有了第一个正式的番号——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当然,这主要是为了继承大革命时期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精神(共产党人领导的独立团就是出自这支队伍)。

不过,在红军成立之初,一开始是没有诸如红一军、红一师、红一团作为番号的。

真正用红一军作为番号的,反倒是后来的红四方面军的部队。

1930年三四月间,原工农革命军第十一军三个师正式合编为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下辖三个师,其中第一师的师长就是徐向前,这可以看做是早期的红一军红一师。

不过,红一军最初建立时虽然号称三个师,但全军只有2100人。

当然,这个番号并没有存在多久,很快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并后,正式改番号为红四军(鄂豫皖根据地),邝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委,徐向前任参谋长,曹大骏任政治部主任。

对于番号的使用,实际上是根据战争环境来用的,从红一军的发展不难看出,虽然这支部队下辖只有2100多人,顶多算是一个团,但为了作战考虑,尽可能的给敌人造成威慑,番号要比实际部队规模大得多。

红军对于军、师、团的番号使用,也是根据战争环境来决定的。

从后来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成立时去看,我军都没有使用红一师的番号而红军正式使用红一师的番号比较晚,是1933年6月7日,在江西永丰县藤田镇,当时红军已经准备进行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1933年年初时,红一军团取消了军的番号,改为军团直辖师,下辖第七、第九、第十、第十一师,并于同年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也许是在作战中,部队有了损失,红一军团下辖的4个师加上红22时缩编为两个师,即红一师、红二师,原定划入的瑞金模范师(即第三师)未实际编入。

从九月开始,红一师正式投入了反围剿作战。

据杨得志回忆,他被调到红一师时,李聚奎就是师长(原来是罗炳辉)。

要说起来,李聚奎是红三军团出身,是跟随彭老总平江起义来的,后来光荣入党,第一次参加党代表会议,李聚奎就在会上发言:

“我这一辈子跟党是跟定了,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李聚奎从红五军班长做起,陆续升任排长、中队长、大队长一直在彭老总麾下。

1930年1月,红六军成立后,李聚奎出任了红六军第三纵队纵队长。

同年6月,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三个军合并为红一军团,不久之后,红六军改称红三军,并取消纵队改称师,红三军下辖第七、第八、第九师,李聚奎任红九师27团团长、红8师师长、红7师师长。

值得一提的是,李聚奎任红七师师长时,杨得志就是红七师下辖第20团团长。

1933年6月,红一军团下辖的4个师加红22师合编为红一师、红二师,原红七师缩编为红一师一团,原红七师第20团缩编为红一团二营,杨得志任营长。

对于后来如何出任红一团团长,杨得志后来有过很清楚的回忆: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我仍任红二十团团长。后来由于部队损失过大,红军缩编,改任一军团一师一团二营营长。红军时期,或因部队的变化,或因工作的需要,干部职务或升或降,是很寻常的事情。一九三四年春,原红一团团民周震国同志因病休养,我接替了他的职务。”

在杨得志的回忆中,绝大部分都是他在红一团时期的。据他回忆,他在出任红一团团长后,曾与师长李聚奎有过谈话,李聚奎当时称:

“第一团下辖三个营,装备水平也好,是全军一等一的作战部队。”

事实上,从红一师成立那天开始,承担的就是最艰难的作战任务。

杨得志刚到红一团,就迎来了一场大战。

1934年2月,已经解决福建事变的蒋介石集中四十多个师的兵力,兵分三路进攻中央苏区,因中央那时受“左”倾错误影响,施行被动防御,为了掩护红九军团第三师第七团在鸡公山的防御,红一军团命令红一师抢占敌人必经之路鸡公山西北的军事要点三岬嶂。

2月9日晚,李聚奎接到命令后,便立即找来了杨得志向他交代作战任务:

“现在敌人有2个师的兵力向鸡公山攻击,为保障我军团支援红9军团的作战行动,军团首长命令我师抢占军团侧翼的三岬嶂。三岬嶂的位置很重要,一旦被敌人占领,将严重威胁我军的作战行动。你们团作为师先头部队即刻出发,一定要抢在敌人之前占领三岬嶂,从正面顶住敌人,坚决守住阵地。第2、第3团将分别从侧后、右翼攻击牵制敌人,配合你们防守三岬嶂。”

面对敌情,李聚奎交代的很仔细,杨得志心知此战的任务艰巨性,但仍然坚定的回答道:

“请师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在杨得志的回忆里,三岬嶂战役是值得他大书特书的一笔。

仅仅凭借一个团的兵力,就硬生生挡住敌装备精良的三个师的进攻,据说杨得志领受任务时,李聚奎并没有交代他要顶住多长时间,只是告诉他不惜一切代价顶住,杨得志就带着红一团死死地顶住,一直到接到撤退命令才下来。

此战中,精锐的红一团出现了较大的伤亡,二营更是伤亡到仅剩下几十人

三岬嶂战役也让红一团彻底名声大噪,成为全军赫赫闻名的部队。

1934年8月1日,杨得志凭借此战荣获三等红星奖章一枚,而李聚奎则是荣获二等红星奖章。

不久之后,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红一师红一团始终作为开路先锋,无论是后来强渡乌江、强渡大渡河都有红一团的身影。

1935年5月,红军强渡大渡河,李聚奎命杨得志组成了一支17人的队伍,乘坐小筏渡江,打破了敌人企图把我军歼灭于大渡河畔的企图。

抵达陕北后,毛主席高度评价强渡大渡河一战:

“红1团在这次大转移中是立了功的,你们一直走在我的前面。”

周恩来在总结长征时也称:

“红一团是天下第一团。”

杨得志却谦虚的表示:

“强将手下无弱兵!都是李师长领导有方!”

不过,随着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长征抵达陕北,李聚奎、杨得志都先后离开了红一师。

李聚奎则是受中央安排,出任了红四方面军红31军、红九军参谋长,杨得志则是先后担任红一师副师长、红二师师长等职务。

因为是在战争年代,部队多次改编、撤销,红一师的光荣后来陆续被几支部队延续下来,但是公认的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后来也被认为是红一团的继承者。

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抗战时期也大大有名,黄土岭战役中层击毙日军“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还有涌现出过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人物。

杨得志对李聚奎很是尊重,即便是在建国后,他的职务比老首长要高,却也仍然保持着这份尊重。还很清楚的记得李聚奎的生日是在12月31日,是以1986年时,杨得志还亲自登门庆祝老首长82岁寿辰。

1991年,已经退居二线的杨得志受邀出席老红军聚会。

当时,杨得志的身体情况已经不是很好,所以身边的亲人们都劝说他:

“不要去了,毕竟年纪大了,而且医生也有嘱咐。”

可杨得志执意要去,甚至还对家人说:

“我自己身体还行,况且与这些老战友是见一面少一面了,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要参加。”

聚会这一天,杨得志穿着一身干净整洁的军装,提早就赶到了现场,当时现场来的人还不是很多,秘书递上来一份会议须知给他看。

不料杨得志看了以后,坚持要到屋子外面去站着:

“可不敢坐了,我在外面等一会儿。”

工作人员知道杨得志的身体情况不是很好,是以赶紧上前劝说,不要在外面等,但是杨得志却始终不听。

按理来说,以杨得志的资历与威望,在当时所有参会的人中算是最高的,别人到会场,也是主动拜见他,就算是有其他个别开国将军,大家最多算是战友,老战友之间打个哈哈,开个玩笑也就算过去了,何必如此大驾迎接。

随着后来参会的人陆续进来,但杨得志始终站在门口等候,工作人员也只好陪着站在屋外。

工作人员没办法,只好再次请杨得志回去,杨得志笑着摆摆手:

“你们不用陪我等着,忙你们的去吧。我在等我的老师长过来,他不过来,我咋能进里面去坐呢?”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李聚奎比杨得志还大七岁,早些年时走动还很频繁,但随着年龄增长,大家身体又都不好,来往的也就少了,这次好不容易再见,杨得志如何敢不重视。

1994年10月25日,杨得志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1995年6月25日,李聚奎逝世,享年91岁。

两位老将军之间的革命情谊,让人不禁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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