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文明中，土地是最为重要和基本的生产资料，而土地是无法移动的，所以在农业文明中，安土重迁乃是常态。当某一户人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地方若干年之后，就会形成家族。所以，家或者家族是我们文明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单位。

在我们的文化中，有着各种各样的亲戚称谓、家族关系，就是来源于此。而且，这一传统历史悠久，早在《尔雅》一书中，就已经确定了100多种称谓，这在其他地方并不多见。

除了复杂的组织关系，家族制度还催生出了另外一个独特的现象——祖先崇拜。所谓祖先，就是家族中最早定居在这里的人，他是作为家族的图腾般的存在而被敬仰的，这样一个象征是这个复杂庞大的组织中必不可少的。农业文明还需要大型水利的灌溉，灌溉需要高效利用集体的力量，需要有德之人的领导，所以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开国国君大禹是以治水而闻名的，他以其高尚的德行著称，三过家门而不入，这就是以德治国的源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论是上层建筑中的实体部分还是观念部分，都受到了这种经济基础的近乎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我们的法律一直以来都是重农抑商的，而我们的文化则是与之最为匹配的儒家文化。

农业文明总的来说是富足的，社会的整体风貌是趋于稳定的。冯友兰先生曾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指出，这种生活方式导致我们喜欢自然，反对人工，喜欢安于现状，而抵触变革。而与之相反的是航海文明，航海文明中的商人们习惯了离开故土，习惯了冒险和新鲜的事物，贸易是他们的谋生手段，他们为了把东西卖出去，必须不断改进和创新，所以，工业革命发生在一个以航海起家的英国并不奇怪。

航海文明不要求大家以家族为单位聚居，商人们一般是以市民而非农民的身份而出现的，所以其决策一般服务于城镇的利益，而不是家族利益。如果大家都是市民的话，相对来说，平等更容易达到。而如果以家族为单位，父亲的地位必然大大高于儿子。

有不少学者认为，航海文明这一文明中天然就带有某些掠夺性的东西，它是自带沉淀成本的。因为整个过程充满了各种风险，假使十艘船出海，只有一艘船安全抵达，这一艘船就要承担起10艘船的利润。航海文明有着难以消化掉的沉淀成本，如此便导致了他们的商人其实是海盗，他们海上贸易其实是战争。

在航海时期， 英国的皇家海盗德雷克和霍金斯居然能得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默许和鼓励，甚至官方授权允许其进行私掠，这种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犯罪”的行为便是航海文明掠夺性的一大体现，发展到后来，西方拿走了4大洲做其殖民地。 同理，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也是一样，几乎天然就带有索取和掠夺的需求，而农业文明应对他们的需求的办法就是和亲与战争。在农业文明下，粮食是可以贮藏的，沉淀成本几乎等于零，这则导致了农业文明强调“以和为贵”，而不主张也不践行对外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