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宗晚年曾把“六次南巡”当成功绩之一，这也就意味着，清高宗六次下江南是有目的性，并不是单纯地玩乐。
清朝有两位皇帝“六下江南”，一是清圣祖，另外一个就是清高宗了。
身为皇帝每一次下江南，花费的银两都是“天文数字”，清圣祖因为下江南导致江宁织造“曹家”、苏州织造“李家”亏空的数百万银两填不上，可见清圣祖南巡的花销有多大，而清高宗被称为盛世之君，花销比起清圣祖那只会更夸张。
清圣祖作为大清入关后第一位稳定天下的皇帝，巡视大清的经济重地这说得过去，那么清高宗六下江南又是为了什么呢？
清高宗下江南：源于一份“邀请”奏折乾隆十一年（1746年），清高宗西巡前往五台山“礼佛”，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高宗又东巡前往山东曲阜祭祀孔子。
也许是清高宗“出行”太过大方，所以这些地方都因为清高宗的到来获得了好处，于是乾隆十四年（1749年）的时候，一份两江总督黄廷桂牵头，江苏巡抚雅尔哈善、安徽巡抚卫哲志、河道总督高斌，漕运总督瑚宝等掌管一方封疆大吏附议的“邀请函”，来到了清高宗的书桌前。
这份邀请函其实就是一份“请命书”，书中写着大量什么江南百姓“跪求”清高宗巡幸江南之类的话，说得那是一个王道昌隆，于是清高宗在心里就开启了“南巡”计划。
需要注意的是，这份邀请函中，有着大量的“河道”大官附议邀请，看似他们在其中不重要，但事实上，清高宗六下江南所谓的“治河”，跟他们有着扯不断的关系。
清高宗出行，礼军皆备，这是一场“军事巡回演习”不管清高宗是第一次还是第六次下江南，清高宗在“派头”这件事情上根本就没有马虎过，清高宗要求，跟随出宫的一定要有三千护军，除此之外，还有自己的后宫妃嫔以及相应的太监、宫女，毫不夸张地说，清高宗出游，是把整个紫禁城的常住人口都搬走了，而这个堪称当世“消费水平”最高的群体行动起来，声势壮观。
因为人多，清高宗就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点子，他要求大家都只能骑马，坐轿子什么的，并不允许。
这个要求可把清高宗的保镖头子给急坏了，因为这个想法太危险了，安保难度也太高了，秦始皇当年就是故步疑兵，用了好几台轿子才逃过了张良的刺杀，而清高宗明目张胆地骑马，这岂不是当一个活靶子？但清高宗的命令可不能不听，于是一个万马南下的名场面诞生了。
其实清高宗并不是胡搅蛮缠，他这么做是有深意的。
爱新觉罗·弘历
在康乾时期，八旗腐败的现象是越来越明显了，大清的“底蕴”满八旗因为生活的优渥从而令战斗力急剧下降，清高宗多次训斥批判衰落的八旗，甚至还以“骑射”作为满族勋贵子弟的考核标准，及格了才能保住爵位，不及格就降等甚至是夺爵。
而此次南下，整整数千里路，清高宗就把这场遥远的出行当作这批八旗精锐的“锻炼”，与此同时，还能在江南地带“震慑”一下不知皇恩的百姓。
乾隆十六年（1751年），北京皇家队伍数次南下，这一次出动的场面可谓是“千古罕见”，随从的马匹就超过了一万匹，光是驼拉物资的骆驼也都有近一千只，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运输队伍”，一是清高宗要求大部分人都得骑马，二是清高宗要求所有人都不能住在城内，要在野外“安营扎寨”。
如果说不允许坐轿子是清高宗心血来潮，那么安营扎寨就体现了清高宗南下的深意，他想借此机会来让身边的亲卫部队来一次“演习”。
最重要的是，这种安营扎寨的方法也不是胡来的，而是类似于紫禁城一样分成了“内外城”，外围数百帐篷拱立中央，最中央的就是清高宗所在的营帐，外围的士兵负责巡逻、输送物资、输送情报，俨然一副“战争形态”。
多伦会盟
其实清高宗这番布置，是有些模仿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皇帝在蒙古的“多伦会盟”的格局，当时蒙古首领们把大帐围绕着位于中央的清圣祖大帐，众星拱月之势非常壮观，要知道多伦都是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了，在人口密布的江南地带，这又该有多壮观。
当然，如此大规模的“演习”肯定是劳民伤财的，清高宗用这种“娱乐”的方式来训练军队，其实效率很低，光从清高宗的出发点来说，他确实是好的，但到底值不值，只能任人评说了，甚至清高宗自己都知道不值，后来常常对此追悔。
但不得不说的是，这一番手段对江南商贾们的“震慑”那是非常到位的，显性利益近乎没有，但隐性利益却是作用在人心，清高宗数次南下没有什么离奇的波折，跟这番展现“军事力量”有着很大的关系。
巡视官吏、播散皇恩其实清高宗被“邀请”下江南，还有一种“官员基础”，那就是江南的官员们想要确认清高宗对“贪腐”的态度。
康熙后期多次下江南，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清上层社会的“腐败”，以三大织造、两淮盐商为首的集团开始大量输送利益关系，所以清圣祖驾崩的时候，大清已经被腐蚀得千疮百孔了，后来清世宗上位，强势出手整治贪腐，大舅子年羹尧、舅舅隆科多都因为贪腐被赐死已经囚死，所以雍正时期，根本没人敢“邀请”清世宗来江南。
爱新觉罗·弘历
可清高宗又和清世宗不一样，他对于享乐之事并不抗拒，所以大多数江南官吏都希望清高宗南下，以此来达成一种共识。
想要让一个人不能用更高的“道德”来批判你，最好的办法是什么？那就是把他拉到同一个道德层面。只要清高宗南下了，那么沿途的官员、商人必然会想尽办法掏钱来置办场面，清高宗享受了这种侍奉，那么就同样不允许再“翻脸”。
而清高宗也不会错过这一个与江南官商“打成一团”、释放新信号的机会。
在清高宗第四次南下的时候，两淮盐商就凑齐了“四百六十万两”白银来“献给”清高宗，要知道即便是乾隆巅峰时期的国库也才不过七千多万两，就仅是这么一次南下，也仅是这么一个群体就掏了四百多万两白银，除了他们还有织造府、纺织商、贸易商的“孝敬”没算入其中。
江南官商这么会“做人”，并不是不求回报的，虽然他们不会摆明索要，但清高宗一定要给，不然就破坏了规矩，于是数次下江南，清高宗都给出了“三样”福利：蠲免地税、加耗、给官。
蠲免税务这件事，清高宗六次下江南都有实行“免税”政策，而清高宗未必免的是江南省份的税。
爱新觉罗·弘历
比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清高宗第五次南巡，他到了杭州返回，免除的却是山东多地的“税款”，再比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清高宗第六次南巡，清高宗还是到杭州后返回，免除的却是山东、直隶两省部分地区的税款。
但不论清高宗免的是哪里的税，其背后的各级官府本身又是有利益关系的，本质上都一样，而六次南巡，清高宗免去的税款高达一千万两白银，这个税款背后释放出来的“消费力”，又会反哺地方经济，等于是本该给向国库的钱，现在到了官员和商人的手里。
这就是一笔“人情帐”，相当于清高宗南下的那么多开销也是自己“承担”了，不过人情交际却加深了。
而加耗则是一个仅利于官商，对百姓并不友好的概念了。
通俗来说，加耗就是让百姓承担“银税”在征收时候消耗掉的那部分，比如各地百姓总共上缴一千万两白银，刚好足够所需缴纳的税款，然而为了方便运输，就需要把这些碎银“融化”并且做成制式银锭，如此一来，就只剩下九百五十万两了，那么剩下的五十万两，同样需要百姓承担。
因为银是物理的金属，一定量的消耗是有定数的，是多少就是多少，不能再加，可清高宗允许加耗，那就是等于百姓本应该缴1050万两，加耗后可能就增加到了1200万两，这些多出来的耗银，就是官员的“钱袋子”。
同样的，对于商人来说，这些钱一样会以各种方式流到他们手上，然后他们再作为资本经商，对他们的好处实际上是最大。
最后一个给官，这个是最简单粗暴。
江南士子向来最傲，因为经济发达，相应的人文精神也是最前卫，所以江南士子的领导问题很复杂，如何处理这些人的关系很是关键。
清圣祖的八阿哥胤禩就曾大力拉拢江南士子，为的就是帮助自己能够在夺嫡的时候占据优势，而清高宗下江南，也是为了拉近自己和江南士子的距离。
不说远的，就说清高宗四次居住以至于爆出野史的“海宁陈家”，就是个典型的江南大士族，清朝史称“一门三宰相，四世五尚书”，这个家族在大清朝相级人物（大学士）就出了三位，尚书就有五位，还有进士两百多人，就这种家族乾隆能不重视吗？
除了陈家以外，还有海宁的“查氏”、“许氏”，浙江绍兴的“俞氏”，这些家族都是士子大族，毫不夸张地说，清高宗南下的大半目的，就是为了他们。
而清高宗数次南下，对于前来拜见的，有学识的才子文人，只要是有点背景的，大都能赐予“同进士出身”，很多人本身只是举人，现在给了个进士出身，不就能继续往上爬了吗？清高宗这一招在士子心中树立的形象那自然是不需要多说。
当然，清高宗很聪明的，他给予这些人机会，本质上就是在挤压一些老派家族的地位，让他们内部竞争，自己观看，这就是帝王心术。
但不得不说的是，乾隆一朝从“盛世”衰落，由盛转衰，跟这一次江南出行有着很大的关系，比如和珅，他就因为跟着清高宗从而能够“吞掉”一些商人家产，然后大搞腐败风气，和珅的富跟清高宗南巡那是息息相关的。
治理河道要说清高宗南下到底有没有坐什么实事，那么治理河道就是唯一一个最值得说的了。
前面提到的“邀请函”中的那几个“河道官员”，他们出面邀请清高宗南下这个理由其实是最充分的，道理很简单，河道拥堵或者是河水泛滥，这一切的问题，都需要清高宗来视察指导。
天人合一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只要有皇帝祈求风调雨顺，那么似乎就真的会风调雨顺。
所以清高宗南下治水，也是一个大目的。
当然，清高宗不可能亲自治水，更不可能穿着蓑衣像他的十三叔胤祥一样赤着脚走在抗洪第一线，清高宗能做的只是调节其中的工作，比如他在海宁陈家，就见了很多河道官员，海宁有著名的“海宁潮观”，这是景观同样也有可能是水灾，清高宗能在这里居住，已经是很给面子的表态了。
乾隆帝南巡
不过基于清高宗南下的这种奢靡风气，治水前后花了近五百万两，事实上根本没什么成效，江南时常犯洪水的地方一样控制不住，到了灾年百姓一样是流离失所，商人依旧抬高米价来收割百姓，所以康乾盛世由盛转衰那不是没有道理的。
要问为什么，那只能说这五百万根本不够花，如果实际要用三百万来治水，那么可能就要先准备三千万两，虽然这个比喻很夸张，但对比起清高宗在那个时代打造的风气，这一点都不算污蔑他。
所以清高宗后来自己检讨了，他当太上皇的时候，对自己的军机大臣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
事实上，后来的清仁宗穷得叮当响，为了平定白莲教，在和珅那里反贪抄家的钱全用上了，至于清宣宗、清文宗那就不用说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而再度展现清高宗奢靡风气的，就是慈禧太后，可慈禧终究是后宫啊，怎么可能南巡，所以确实没人南巡了，清高宗属于是帮子孙把福给享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