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华奎乃是楚藩的第九代楚王，楚恭王朱英㷿（音xian）的庶长子，生辰及生母皆不详。由于楚恭王去世时，他还是个未获得赐名的婴儿，故先后由武冈王朱显槐、东安王朱显梡（音kuan）两位近支叔祖摄理府事。他本人直到万历六年（1578年）才被封为楚世子，万历八年方才得以袭爵。明末，已成为米虫的亲王，大都籍籍无名，可朱华奎却是其中另类，他先后经历了引起朝野震动的楚藩版三大案，并被明末农民大起义波及，使其人生富有了传奇色彩。

关于武昌城破前朱华奎的表现，及城破后的结局，言者甚众，阿越也不再赘言。今天主要聊聊陷入楚藩版三大案的朱华奎。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八月，留守后卫百户王守仁上疏申冤，称自家数额庞大的家产被楚王府霸占，请朝廷为其做主。

区区一个百户自然不可能有什么足以让楚王府觊觎的庞大家产，所以王守仁所说的家产不是他本人的，甚至不是当下的。这份家产属于他的太叔祖定远侯王弼家族，记有：钦赐陕西庄田八十六处，黄金六万八千余两，白银二百五十余万两，及为数众多的稀世珍宝。

梁庄王墓出土的金锭

王弼的嫡长女乃是楚贞王元妃，故永乐十四年（1416年）第二代定远侯王钥去世后，儿子王琩因年幼托庇于姑奶奶处。王家庞大的家产，也因此暂时由楚王府代管，具体由王府承奉司负责。

本来双方对此相当默契。可经过六传到王锦袭这代时，楚王府突然翻脸不认人，将王家的家产给侵吞了。至于王家的田产所出，自永乐以来更是有八百万两之巨，同样成了楚王的囊中之物。好在当年方便王琩袭爵后取回家产，在朝廷的干预下，对王家家产有过逐一登记造册，且制成一式三份，分别由大内、凤阳府和王琩本人保管。王琩的那本就在王守仁手中。

涉及开国勋贵与大明亲藩的争端本就是大事，加上王守仁一句“愿尽所出以助大工”，更是刺激的已将张居正留下的丰厚家底折腾一空，正两眼冒光到处找钱的明神宗精神大振，命心腹司礼监太监孙举、锦衣卫佥书庄德福南下武昌，汇合有关部门进行查勘。

闰八月二十日，得到朝廷查勘指令的湖广巡抚李得阳与巡按御史赵文炳，以防止楚藩转移财产为名，命当地官军将楚王府团团围住，所有楚王府外出人员都要经过搜身才会被放行，以防夹带。楚藩承奉郭伦等人，在司礼监太监孙举提议下，更是被当做人犯羁押。

因为一桩真假未定的“楚府寄物案”，就将本是犯谋反等重罪的亲藩才能享受的待遇，用到了无罪亲藩头上。对楚王朱华奎而言，这简直是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自觉受了委屈的他也只能在规则之内进行辩驳和反击。

代王府

九月初六，随着孙举、庄德福的抵达，对楚王府的查勘正式开始。处于半囚禁状态的朱华奎也开始了自己的反击，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楚藩历代先王之中没有楚贞王，只有楚昭王朱桢，而他正是王弼的女婿。可昭王妃薨逝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如何收养二十余年后来投的王琩？

二、王弼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因卷入蓝玉案而被处死，定远侯被除爵，他儿子王钥又如何成为定远侯？

三、楚藩的确收留过王氏子孙，可那是因为先王闵念无依来投的亲戚，而非贪图钱财。至今仍有王氏子孙与楚藩一起生活，但其中并无王守仁、王锦袭。

四、武冈王朱显槐摄理府事时，在湖广抚按三司等大小官员见证下，对楚王府财产做过一次大盘点，点出王府存银仅有十八万两，何来数百万之数。

五、所谓的“钦赐陕西庄田八十六处”，乃是太祖皇帝钦赐给楚藩的陕西牧地，万历十年（1582年）湖广、陕西方面还奉命联合会勘过，何以成了王弼家族之地？

因此他认为王守仁所言全是“虚诳”，目的只不过是想借此助王锦袭承袭，故请求朝廷治以欺君之罪。

末了朱书奎还表示，为证清白，他愿意率领阖府上下暂离王府，任由有司搜查，哪怕掘地三尺都无所谓。这一表态可把整个调查组给吓到了，真这么做了，不管结局如何，事后一旦被人按上一个凌辱亲王的罪名，那可就要了卿卿性命了。

碍于身份调查组不敢对朱华奎如何，如此执掌王府内务的楚王府承奉郭伦、高擢等就倒了血霉了。可三木之下理出来的账册上所登记的财产，却全是楚王府所有，没有一件能与王守仁所递交的账册上的物品对得上号。

明神宗的陵寝——明定陵

就这样纷纷扬扬的闹到当年十二月，几乎将楚王府翻了个底朝天，可拿不到任何王家曾寄物于楚府实证，明神宗只得悻悻然下令暂停调查。好在王守仁宣称此事乃是二百年前的旧账，而楚王府在此期间两遭大火，又历“乙巳楚藩宫变”，其后两次因继承人年幼而由郡王摄理府事。这种种变故，恰好给了明神宗一块很好的遮羞布。

“甲戌，楚王题奸恶诬蔑亲藩欺罔天听等事。上悟谕：‘朕初念开国旧勋，故行查勘。据王所奏，册籍年远散逸无存，又厄遇多艰，姑不深究，以示亲亲之意。其差去内外官员及原奏都便回京，还著部院。该科将先年案卷缘繇查明，详细具奏。’”（《明神宗实录》）

终于松了一口气的楚王朱华奎，立马释放善意以进献“助工银”的名义，给明神宗打过去二万两白银，让皇帝陛下稍稍满意了些。

楚府寄物案，户部最终得出“守仁妄认弼为远祖，所奏尽属虚妄”的定论。按理来说诬告亲王的王守仁少不得要吃一刀，还会累及家人。然而明神宗只是把王守仁发配回原籍当差便算了事，估计他内心对这一结果很是失望吧。

轰动一时的楚府寄物案，对绝大多数明朝亲王而言，百年难遇的大事件，可对楚王朱华奎而言仅仅是一道开味小菜，更豪华的大餐还在后头等着呢。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二月，楚藩仪宾袁焕受崇阳王府辅国中尉朱华趆（音di）之托，代其将一封奏疏递入通政司。

朱华趆的奏疏内容非常劲爆，他宣称楚王朱华奎是异姓假王，与其弟宣化王朱华壁均非楚恭王之子，朱华奎实为王太妃（楚恭王妃）兄长王如言之子，朱华壁则是王太妃族人王如綍的家人王玉之子。他之所以能知晓其中隐秘，是因为其妻乃是王如言之女。

结果这份奏疏被通政司给压下了，并没有抵达明神宗案头。缘由众说纷纭，有说奏疏格式不完整的，有说通政使沈子木奉首辅沈一贯之命扣押的，不一而足。

黄鹤楼

当年四月，朱华奎上疏弹劾朱华趆 “欺罔”等四大罪行。这份奏疏很快被呈到皇帝案头，并不清楚有“伪楚王”之事的明神宗立即命礼部进行查勘。

五月，没等来调查“伪楚王”，反而等来了查勘自己消息的朱华趆，决定将事情闹大，携带有二十九名楚藩宗室联名副署奏疏亲至北京，向礼部伸冤。通政司听闻朱华趆到京，将他叫到本司衙门，让他修改前次奏疏的日期后上呈皇帝，结果被明神宗留中。

苦等得不到答复的朱华趆，暴起发难，向礼部举报通政司“邀截实封”，楚王朱华奎“广行贿赂”等情形。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由不得明神宗再沉默不言。在暑部事的礼部右侍郎郭正域，及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等人的上疏请求下，明神宗下旨让礼部会同都察院及礼科商讨个具体处理章程出来。

“辛卯，楚府宗室华越讦奏楚王以异姓假王。上悉其以小犯大，令部院会同该科参看具覆。”（《明神宗实录》）

定调子的时候，首辅沈一贯提出“亲王不当勘，但宜体访”。即他也认可应当对“楚王的真伪”进行调查，但亲王非比寻常，关乎国家脸面，不应该公开进行，而应当让当地巡抚等秘密查访。署理礼部事务的郭正域则针锋相对的提出，正因为亲王关乎国体，所以更应该全力调查，以正本清源。最终明神宗采纳了郭正域的意见，命湖广巡抚赵可怀与巡按御史应朝卿率领当地官员，对楚王的身份展开调查。

湖广巡抚赵可怀与巡按御史应朝卿接旨后带人花了近月时间，对有关人等详细审问，甚至对其中的七十多人严加刑讯，都没能获得证明楚王是“假”的实质性证据出来，唯有朱华趆的其子王氏自始至终一口咬定朱华奎是“伪王”。遂于八月初五据实上奏，请求朝廷委派官员前来继续查勘。

紫禁城东阙门

对这个结果，明神宗不甚满意。八月二十五日，他命礼部将所有涉及“伪楚王案”的奏疏刊刻成册，下发给九卿和科道官，要他们各自参详之后合议，形成意见上报。

九月初五，在礼部的主持下，九卿和科道官于紫禁城东阙门（即阙左门）集议，最终收到三十七份意见。按照惯例，集议当天就要把所有意见誊抄完成上呈皇帝。由于当日天色将晚，负责誊抄上报的郭正域和李廷机二人担心全文抄录难以及时送如宫中，遂选择了节选关键内容誊抄。

结果算是捅了马蜂窝了。

都给事中杨应文、御史康丕扬等人对二人的动机提出质疑，认为他们是在有意摘取诸臣意见上呈，企图借此左右皇帝陛下对此事的看法，进而达到诬陷楚王的目的。

对此，李廷机和郭正域各自上疏自辩。李廷机的自辩疏只涉及东阙集议本身，诉说事情的前因后果，表示节选上报之事赶时间，并无他意。而郭正域的《直陈楚藩行勘始末疏》就非常劲爆了。他在奏疏中完整梳理了一遍“伪楚王案”的发酵过程，更爆出了两大猛料：

一、首辅沈一贯多次阻挠朝廷公开调查此案。

二、楚王向他行贿。称朝廷正式决定公开审理此案前，楚王朱华奎派旗尉夏槐持赴京，打着送寿仪的名头，给他送来白银百两，并承诺只要肯曲意维护于他，愿意再奉上万金。为了自己所言非虚，将“楚王礼帖”一并上呈。

郭正域奏疏的意思很明白，楚王为了阻止朝廷调查“伪楚王案”不惜下重本对他行贿，自然不会只贿赂他一个人，那么阻碍调查此案的相关人等，想必也受了楚王的贿赂。且还有一个潜意思，那就是楚王是“伪王”，否则何须如此。

对此，明神宗降旨进行了驳斥：“诏：以楚王真假之事，何至于三十余年发觉来奏？且夫主讦奏，其妻证见岂可凭信？其礼帖原是寿礼，具呈后无押字，俱难以为的据。”（《明神宗实录》）

内阁办公场所——文渊阁（此为清代所建）

即便如此，郭正域的这封奏疏，却将事情引向了不可测的方向。一时间包括首辅沈一贯，次辅沈鲤等大佬在内的众多朝臣纷纷下场，立场也由支持公开审理“伪楚王案”与否，演变为首辅与次辅之间的党争。

闹到最后，沈一贯、沈鲤待勘在家，内阁只剩下朱赓一人苦苦支撑，整个朝政算是乱套了。不想过劳死的朱赓，于九月底上疏请求明神宗赶紧下旨让礼部给“伪楚王案”下个结论，“以定全楚宗室之疑，以慰满朝臣工之望”。

十月初二，明神宗接受朱赓的建议，亲自给“伪楚王案”定了调子：那就是楚王非假。持续数月的“伪楚王案”，凭借一纸诏书，以一种看似儿戏的方式落下帷幕。朱华趆等因诬告亲王被废为庶人，禁锢高墙。

“诏：‘以楚藩讦奏事情，年远无据，讐口难凭，非假甚明，不必再勘。便行与彼处抚按启王，安心整理国事。华越等，着抚按官分别议处，奏来定夺，毋纵毋枉。’”（《明神宗实录》）

可皇帝的命令显然不是万能的，楚藩宗室对此多有不服，东安王朱英遂、武冈王朱华增、江夏王朱华塇等重量级人物纷至沓来，力挺朱华趆，与楚王朱华奎你来我往攻讦不断。只不过朝廷的风向变了，在皇帝定调之后，浙党与东林党又开辟了新的战场——妖书案，“伪楚王案”已成为昨日黄花。顺便说一句，点燃了这场大战的郭正域，也在沈一贯的攻击下去职。

“伪楚王案”看似被明神宗以一纸诏书压下，然而楚藩内部的风暴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可以说楚藩的宗室体系已经因此分崩离析，使得楚藩犹如一个火药桶，只要有人燃起一根火柴，就会爆炸。

武昌、汉阳、承天府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九月，再次以“助大工”为由，向明神宗敬献两万两白银。皇帝陛下自然龙颜大悦，可反对楚王的一派楚藩宗室顿时就怒了。以朱蕴钤为首的宗室纠集数百人，越境埋伏在武昌对岸的汉阳，等押解贡银队伍一到，突然杀出将押解人员全的绑了，把贡银洗劫一空。进献给皇帝的礼品被称为皇杠，故此案被称为劫杠案。

事后，当地通判等官擒获32名劫杠案参与者，缴获赃银二千九百余两。

不想此举激起大量楚宗心中的怒火。飞扬跋扈的宗室群起闹事，据说聚齐起三千余人，突入巡抚衙门，将兵备副使周应治和窦子偁俱殴重伤，并将湖广巡抚赵可怀殴打致死，随即放出在劫杠案中被抓的人犯。

当时正好在荆州办事而躲过一劫的湖广巡按吴楷闻变，一面紧急向朝廷通报此事，一面星夜兼程的赶回武昌主持。

明神宗得知自己的小钱钱被人抢了，顿时心痛到无法呼吸，哪还顾得上宗室不宗室，直接将他们定义为强盗，要求湖广方面全力缉拿。当然“三千人”这个数字是不信的，概因楚藩宗室总人口也就这么多，总不至于所有人都参与了吧。所以要求不得“滥及无辜”。

“恶宗劫抢扛银，戕杀抚臣，好生悖逆玩法，既系强盗，岂得以宗室顾忌，着该抚按尽法擒拿。奏内言聚党数千，恐有一时观看之人，务拿真正凶犯，毋得滥及无辜，亦不许因而纵弛，致逋天诛。”（《明神宗实录》）

为此明神宗甚至一改拖沓的毛病，在首辅沈一贯的奏请下，火速任命熟悉湖广情况的湖广左布政使梁云龙为湖广巡抚。

武汉东湖

到此为止，从朝廷到地方都将劫杠案当做一起牵涉宗室的特殊治安案件在办理。可当湖广巡按吴楷的第二封奏疏，在十月初二送达北京后，局势骤然大变。

吴楷在奏疏中称，楚藩逆宗公然发出榜文“历数抚臣赵可怀党助亲王以假作真，又妄指该藩行贿于皇上，又伪捏抚臣与书，及伪传文书房索贿”等事，相约在二十二日举事，诛除“伪王”，然后顺江东下前往南京。

这便成了有组织、有计划、有政治目的的叛逆事件。为此吴楷已先一步前往承天府（今湖北钟祥市）调集兵马，候旨进剿。为避免官兵因对方是宗室而有顾忌，请皇上下特谕。

此疏一上，明神宗立马将其定性为反叛，命湖广官员赶紧发兵擒拿。同时传令郧阳、江西、河南三地巡抚，南京兵部，及操江提督，要他们“相机发兵协剿”。

十一月初三，朝廷得湖广巡按吴楷上疏禀告称“叛宗就擒”。

至于旬月之间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唯一能肯定的是事情的解决并非通过战争手段。

为防再起变故，刑部提议将所有人犯押往承天府，由湖广巡抚梁云龙、郧阳巡抚胡心得、湖广巡按吴楷召集相关官员共同勘审。

明显陵

万历三十三年四月，明神宗依据勘审结果给出裁定：为首的朱蕴钤、朱蕴訇二人处斩；朱华隽等五人勒令自尽；朱英嫶等二十三人废为庶人，发配凤阳高墙禁锢；朱蕴钫等二十五人革去封爵，分发远府闲宅禁住；朱蕴䥸（音mi）等十五人降爵一等革禄二年；至于那些尚未获得封号的，全不准封。

当然劫杠案的参与者并不止这些人，只是对宗室的处置必须经过皇帝同样，而寻常人等的处置办案官员就可以一言而决。故除宗室以外的人被“余如拟”所代替，多年后薛三才的自辩奏中也提到“内王二王三等人俱依强盗已得财处斩”。

楚藩三大案中，楚府寄物案案情相对简单，它本就是一桩漏洞百出诬告案，只要稍稍了解洪武朝历史就不会信了他的邪。结果因为明神宗对小钱钱的渴望，竟兵围亲王府，生生折腾了数月，让楚王朱华奎颜面尽失。后面两案的爆发于此不无关系。

伪楚王案和劫杠案关系紧密，由于明神宗以一纸诏书给楚王朱华奎的身份定了性，导致调查半途而废，才引发了劫杠案。故可以说劫杠案是伪楚王案的延续，两案也被合称为楚藩案。

楚藩案之所以会如此大的波澜，乃至终明之世都未能完全平息，说穿了是因为党争。以争国本为起点，明末党争之世渐入佳境，楚藩案正好给了双方一个契机，何况中间还穿插了一个妖书案。党争一起，一切就陷入党同伐异的漩涡之中，再无关对错。

也正因此，身为首辅的沈一贯，对楚藩案的处理方式不断受到质疑。反对沈一贯的一派称他和他的党羽收了楚王朱华奎的贿赂，才对其一力维护。结果拿不出任何证据，直到明亡都停留在口头上。称他在劫杠案中故意扩大事态，强说楚藩宗室本是为了寻找楚王贿赂的证据，却被打上了劫杠、谋反的罪名。

武汉蛇山

没错沈一贯的确由利用劫杠案的意图，可阿越看到的是，他是在借此哄明神宗补足地方上及中枢的官员缺额。毕竟神宗陛下在与文官们斗法败下阵来后，患上了严重的拖延症，动不动就是留中，以至于堂堂大明到处缺官员，比如劫杠案发时，临近的河南、郧阳两员巡抚就一直缺着，六部之中的兵部更是三名主官尽缺，只能让刑部尚书萧大享兼任。所以收到吴楷的奏报后，沈一贯以防范为由，让明神宗同意立即增补官员，结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兵部署部事萧大享以楚宗告变催点郧阳、河南巡抚，及兵部三堂。奉旨：各要地重臣与兵枢三堂向以慎重简择，故尚迟回。既时事可虞，朕当一一简发。”（《明神宗实录》）

所以沈一贯在楚藩案中很可能不干净，甚至有不光彩之举，但绝没有反对派所说的那么不堪。

反倒到反对沈一贯一派的官员表现的有些让人看不懂，要求对宗室严加约束向来是文官集团的诉求，可劫杠案中反沈一贯一派的官员似乎忘了这一条，一方面表示“杀死抚臣自有应得之罪”，一方面却屡屡上疏为这些宗室开脱。在他们的努力下，禁锢高墙和闲宅的宗室统统被放回。

总之，在明末党争的大背景下，楚藩案沦为了官员倾辄、党同伐异的力角场。以至于时至今日楚王朱华奎的身世依然是个迷，且在薛三才等官员，沈德符、高汝轼等文人的影响下，持伪王论者要多过持真王论者。

以阿越看来，朱华奎的身份应该不假。

其一、是时隔三十余年，证人又只有揭发人朱华趆之妻王氏一人，诚如明神宗所言“夫主讦奏，其妻证见岂可凭信”？至于薛三才“楚王假者通国皆有是言”之言，及云南道御史史学迁奏称“抚按赵可怀辈始未尝不具悉楚情”这种言论，笑笑就好。

其二、楚恭王朱英㷿去世后，由朱华奎的叔祖武冈王朱显槐摄政。这位武冈王可不是个省油的灯，摄理府事期间“制缚宗仪，剥削宫眷，寝园置之绝地，凌逼加于太妃，受贿杀人，罪恶暴著”，在楚王府中可谓是一手遮天。朱华奎兄弟的身份若是有问题，他不可能不知道。你可能会说，正因为他知道了这一消息，才会如此肆意妄为。这样想显然忘记了一个事实，那便是武冈王乃是与楚藩大宗关系最近的一支小宗，只要能合理合法地除掉朱华奎兄弟，楚王爵位就是他的，到时候整个楚王府都是他囊中之物，孰重孰轻他会拎不清？

武汉长江江景

时任左都御史，与首辅沈一贯不合的温纯，一语道出了伪楚王案爆发的根本原因。

“方楚王幼孤，武冈监国，百计倾害，何所不至。若果有暧昧，谁能容之？而诸宗并无一人有浮议者。且连名请封册立已三十余载，忽然造无影虚词，荧惑视听乎？即楚王平日绳削太过。然诸宗被戒，俱各有因。”（《明神宗实录》）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张献忠部攻破武昌，随后把楚王朱华奎投进长江淹死。在武昌传承260多年，历八世九王的楚藩就此覆灭。

PS：这是阿越写明朝宗室系列以来最不好写的一篇文章。楚藩案的史料繁杂，相互抵牾之处众多，本是一件好事，奈何阿越文笔有限，故而几次改稿依然觉得不怎么理想，但已经尽力了，所以大家伙凑活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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