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3日凌晨,在上海的一幢房间中,夫人朱梅馥给丈夫傅雷倒了一杯温水,看着他服下毒药后,安静地坐在一边,等到他气息停止后,便将他挪到沙发上摆放端正,以保证傅雷走得有尊严,那时,身边的那一株兰花,开得正旺。
然后,她从一块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上撕下两条长条,打好结后,拴在铁窗的横框上,上吊前,朱妈妈还在地上铺了一床厚厚的棉被,以防凳子倒地时惊扰他人,亦或是怕自己万一痛苦挣扎掉到地上,会影响楼下的邻居休息。
相比于傅雷的自尽,我更感动的是朱梅馥的生死相随,这是需要何等的勇气才能做到;而垫在地上的一床棉被,则体现的是一个人境界的高度。
在拥抱死神时,她还能够从容地保持着自己的教养,不慌不乱,从容淡定,不给别人带来麻烦,这样的灵魂是多么难得。
第二天,当革命的小将们前来继续揪斗傅雷时,夫妻二人已经告别了这个世界,不过,用当时的话来讲,应该叫“自绝于人民!”
那一年,走了很多很多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右派分子,其中文化界是重灾区,他们或投水、或上吊、或跳楼,以各种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老舍、田家英、李达、邓拓、马连良、艾思奇、叶以群、言慧珠……
“史无前例”开始后,自杀是稀松平常之事,我就亲眼看见大院中一位据说是“叛徒”的丁姓副校长,吊死在门前的大树上后,被解下放在草坪上的惨状;而像傅雷这样早就被打成“右派”的人,肯定是要受到冲击的。
就在他们自杀的前几天,红卫兵小将在抄家时,发现了朱梅馥妹妹寄放在这里的小箱子中,竟然有一面带有蒋介石头像的小镜子,以及一份印有宋美龄照片的画报,这还得了,妥妥的反党罪证。
于是,夫妻二人被揪着戴上高帽站在凳子上,周围墙上贴满了打倒傅雷的大字报,在经历了四天三夜不间断的各种折磨和侮辱后,他们决定自我了断。
傅雷写了一封千余字的遗书,首先对培养出一个“叛徒”儿子傅聪表示忏悔,如自己这样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就死有余辜,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遗书里没有任何的抱怨,很平静地交待了后事,包括上缴房租55.29元,留给保姆周菊娣两块表以及600元的存单,家具杂物交由公家处理,并且还特地留下了火葬费用53.3元。
第二天一早,他们支走了保姆,朱妈妈留给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保姆周菊娣说的,“明天,你买小菜少一点。”
傅雷夫妇自尽后,大儿子傅聪在英国,小儿子傅敏已被送去劳改,按照当年的规定,如这样“自绝于人民”的顽固分子,是不能留存骨灰的,而保姆周菊娣领骨灰遭到拒绝。
幸有一名叫江晓燕的傅雷仰慕者,单凭着一种读者对作家的膜拜之情,冒着巨大的风险,私藏了夫妇俩的骨灰,并转送到永安公墓匿名寄存,这才使得夫妇二人的骨灰,在那荒唐的年代,有了一个暂时的安定之所。
1978年,傅雷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47年后,傅雷夫妇的骨灰被迁葬于龙华烈士陵园内,墓碑上刻了12个字,“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新世界”。
斯人不在,魂归来兮,傳聪弹奏着父亲最喜欢听的《命运交响曲》,那悲怆的音符,在墓地的上空响了很久,很久……
墓碑上的12个字出自于《傅雷家书》,这是傅雷写给他儿子的书信集,很多人是通过这本书认识傅雷的,这本书出版以来,五次重版,十九次重印,发行了一百多万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傅雷,字怒安,号怒庵,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他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著作。
民国以来的无数文学青年,是在傅雷先生开启的窗口中,开始了解西方世界的,而傅雷先生“不为物役,不为人使,以保持人格的独立和尊严”的理念,也与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所写的碑文中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谋而合。
他出生在上海南汇,4岁时父亲受诬陷含冤而死;13岁入上海徐汇公学,后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学习,上学期间,他是学生运动积极分子。
傅雷与同学雷垣等合影
20岁时,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艺术理论,开始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同时也开启了他翻译外国名著的历程。
傅雷先生一生译著颇丰,其代表作是14本的巴尔扎克小说,如《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等,以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其次是伏尔泰和梅里美的作品。
再有就是传记《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弥盖朗琪罗传》等等,另外还有丹纳名著《艺术哲学》,以及他写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共计有30多册,这些书也安静地排放在我的书柜中。
傅雷性格孤傲,做事一丝不苟,异常地倔强,作家柯灵曾生动地描绘说:他身材很修长,神情很严肃,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淖。
1957年,傅雷被定为“右派”,其实原来并没有他什么事,可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横竖就看不惯傅雷的傲气,坚决要将傅雷打成右派,于是,硬是将傅雷补成为右派。
傅聪是傅雷的长子,从小就显露出非凡的音乐天赋,1954年被中国政府派到波兰学习,第二年就在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得了第三名。
远隔万里,傅雷对傅聪的爱就全部写在了书信中,信中不只有温暖的亲情,还有对于子女精神、人格成长上的循循善诱与悉心关怀,这就是《傅雷家书》的来源。
书中展现的家训感情纯真、质朴,字字苦心孤诣,如春风化雨,影响了一代代的读者。
可是,傅雷被打成右派后,傅聪也成为留学生中的批判对象,1958年底,傅聪出走英国,当时叫做“叛逃”。
傅雷得知消息后万分震惊,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此时的心境是很复杂的,难与人说,这时,文化部长夏衍带来了周总理的口信,“祖国的大门,任何时候都对傅聪开着,只要愿意回来,欢迎。”
周总理的话给了傅雷莫大的安慰,他给傅聪定了三个原则,一、不入英国籍;二、不去台湾;三、不说不利于祖国的话,不做对不起祖国的事!
可是,到了1964年,傅聪还是加入了英国籍,这也为后来傅雷在文革初期遭到的迫害,埋下了祸根,所以,傅雷的死,作为儿子的傅聪是有一定责任的。
令人有些遗憾的是,从今年开始,刚下发的九年级语文教科书中,《傅雷家书》被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替代,原因不详,估计是其中的内容有些不适应现在孩子们吧。
那个时候的通信,对寄往国外的重点人物书信是要审查的,在别人的监视下写信,内容当然不可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想说的话不能说,稍不留神,就会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
所以,现代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事,在那个年代是非常正常的程序,其内容肯定就同人们想象中应有的语句,有着某些难为人言的区别,这也是不适应现在孩子阅读的原因吧。
傅雷一生虽然只有一位妻子,但一路走来却是十分的不容易,他应该感谢上苍给他送来了一个好妻子,一个能包容他一切的女人。
小傅雷4岁的朱梅馥是他的远房表妹,傅雷19岁时母亲为他定下了这门亲事,当时傅雷并无反感,因为, 他很早就认识这个端庄美丽、温柔贤惠的表妹。
可是,当傅雷在浪漫的巴黎遇到了一位摩登女郎后,便觉得朱梅馥太土了,于是,他要退婚,写好了退婚的书信后,便请老朋友刘海粟帮忙寄回国。
谁知刘海粟不知是有先见之明还是反对傅雷娶这位风流女郎,他根本就没寄出这封信,果然,那位法国女郎没几天便又投入了他人的怀抱,一声再见,便结束了同傅雷的关系。
大受打击的傅雷痛不欲生,甚至想到要自杀,在刘海粟的安慰下方才作罢,24岁回国后,同朱梅馥结婚,琴瑟和鸣,其乐融融。
朱梅馥可以说是一位全能型的美丽女性,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她温柔贤惠,还是傅雷的好助手,除了做好所有的家务外,还承担了秘书的职能,做卡片,抄稿件,处理业务,里里外外,打理得体体面面,妥妥贴贴。
集贤妻良母和知识女性于一身的朱梅馥,面对傅雷多次有外遇时,她也能从容面对,一笑而过,甚至是无底线地容忍,背地里将眼泪擦去,转过身来,又是春风满面。
与一般人的婚外情不同,傅雷出轨是相当高调的,毫无顾忌可言,以至于连张爱玲都看不下去了,她专门写了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进行讽刺,把傅雷塑造成为了一个古怪、阴郁、神经质的伪君子。
不过,要说这是张爱玲替朱梅馥鸣不平也不合适,因为以前傅雷曾化名批评过张爱玲的小说,所以,将其归于文人间的口水仗更为合适,不过,小说中影射傅雷的主人公性格上的缺陷,却也不是空穴来风。
让人庆幸的是,一个让情敌都自愧不如的女人,朱梅馥的善良、包容、优秀、大度最终还是有了回报,傅雷的出轨自然是以无果告终,此时的他,才体味到妻子的好,于是,不再狂放,收起心来,同朱梅馥好好地一起生活。
朱梅馥
从外人的角度看,对一生甘愿为傅雷付出的朱梅馥来说,她嫁给傅雷是傅雷的幸福,却是她的不幸,如果她嫁的不是傅雷而是别人,她应该能得到幸福。
但是,朱梅馥自己觉得很幸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无怨无悔,如果有来生,她还是会嫁给傅雷的,所以,当傅雷决定离开这个世界时,她也毫不犹豫地相伴而行,陪着一起自杀。
傅雷是幸福的,相比较同年被妻子举报而划清界限,有家不能回,在北京太平湖边坐了一夜,最后投水而死的老舍先生来说,无疑是天壤之别。
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