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恪追忆旧朝光绪己亥之岁旅居南昌，随先君夜访书肆，购得尚存牧斋序文之《梅村集》。是后遂习诵《圆圆曲》，已历六十余载之久，犹未敢自信能通解其旨趣。可知读书之难若此。际今以废疾之颓龄，既如仲公之健忘，而欲效务观之老学，日暮途远，将何所成，可伤也已。
《别传》第四章
寅恪少读乐天此诗，遍检佛藏，不见所谓《心王头陀经》者，颇以为恨。近岁始见伦敦博物院藏斯坦因号二四七四，《佛为心王菩萨说投陀经》卷上，五阴山室寺惠辨禅师注残本，乃一至浅俗之书，为中土所伪造者。……夫元白二公自许禅梵之学，叮咛反复于此二经。今日得见此二书，其浅陋鄙俚如此，则二公之佛学造诣，可以推知矣。
《艳诗及悼亡诗》，《元白》
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若不得之，则不能求学，我之久在外国，一半因外国图书馆藏有此项书籍，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我现甚欲筹得一宗巨款购书，购就即归国。此款此时何能得，只可空想，岂不可怜。我前年在美洲写一信与甘肃宁夏道尹，托其购藏文《大藏》一部，此信不知能达否。即能达，所费太多，渠知我穷，不付现钱，亦不肯代垫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旧藏文既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惟无可如何耳。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
《与妹书》，《二编》
……访陈寅恪，并晤钱稻孙。谈中西之淫书，如《性史》等。寅恪出示《三山秘记》。
吴宓日记1928年3月19日
辛巳冬无意中于书肆廉价买得此书。不数日而世界大战起，于万国兵戈饥寒疾病之中，以此书消日，遂匆匆读一过。昔日家藏殿本及学校所藏之本，虽远胜于此本之讹脱，然当时读此书犹是太平之世，故不及今日读此之亲切有味也。
《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跋》，《杂稿》
寅恪侨寓香港，值太平洋之战，扶疾入国，归正首丘。……回忆前在绝岛，苍黄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
《陈述辽史补注序》，《二编》
闻陈寅恪先生日内抵美，见面时请代致意。忆一九四一年在港晤寅恪先生，伊形容无书之苦云：“日入禅宗，讲宋元理学，作桐城文章！”
王重民1946年4月12日致胡适函，《胡适来往书信选》
奉九月廿七日手书，知将有西北之行（按：指访问延安）。……此行虽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可视为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游耳。闻彼处有新刊中国史数种，希为弟致之，或竟向林（按：林伯渠）、范（按：范文澜）诸人索取可乎？“求之与抑与之与”，纵有误读，亦有邢子才误书思之，亦是一适之妙也。
1944年10月3日致傅斯年函，《书信集》
陈寅恪先生一九一二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往见他父亲（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先生。曾佑先生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告别出来，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岁左右（按：卞僧慧疑当为“六十岁左右”），我又见到他。他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我很懊悔当时没有问他到底是哪几十种书。
俞大维《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信》，《年谱长编》（文字据台北《中央日报》1984年1月25日原文订正）
来源：《陈寅恪语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