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
——托尔斯泰
对于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历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作为历史文化遗存的文物，则化身成了传承历史的符号，从文物里，我们可以看到先辈劳动、智慧和革命精神，也能从中感知到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也因此，保护好文物，是时代赋予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也是我们对后世的传承和交代，更是我们尊重历史的态度。而在浩若烟海的文物资源里，还有极为少数的一级甲等文物，成为了我们如今所说的国宝级文物。
但近代上演的“国宝盗窃记”和“国宝逃难记”，却使得数量稀少、珍贵无比的国宝流散在了世界各地，而留存国内的部分国宝级文物更是随国民党退去了台湾，收藏在了如今的台北博物馆。那一年，到底有多少国宝去了台湾呢？
国宝级文物往往都是经国家文物委员会鉴定为对中华文明发展有重要的见证作用的一级甲等文物。由于年代久远而流传至今日、又保存在国内的国宝级文物，实在是数量稀少。
清代乾隆皇帝有在全国民间搜罗古玩收藏的爱好，不少文物因为他的行为从民间归集到了宫廷，这从客观上给中国后世的文物研究保护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帮助。
但后来乾隆皇帝的末裔逊帝溥仪，却因为个人私利在宫内上演了惊心动魄的盗窃游戏，1200多件书画精品、古籍善本和大量珍宝至此流出宫外，音讯全无。
尽管随后民国政府立即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整理宫内珍藏文物，不到一年又正式成立了清室古物保管委员会和故宫博物院（现故宫博物院前身），但最具价值的部分文物还是早已不在其中。
而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间轴转入近代的中国也因为战乱不断而历经浩劫，文物保护工作也因此变得更为艰难。随着国宝书画的命运变得多灾多难，“国宝逃难记”更是在近代不断上演。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了东北。为保护历史文物，国民政府已经开始计划将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南运。隔年，在日军进逼北平的第一时间，故宫博物院就在故宫理事会的要求下，选择重要文物装箱处置，开始了文物的南迁。
第一批南运文物抵达上海的时候，正是1933年2月北平戒严、华北情势告急的时候。随后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和第五批文物也陆续抵达上海。
此次被选中南运的文物共计19557箱，因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工作人员的及时谨慎而在战火已起的时候仍然得以全部保全，这不得不说是中国乃至人类史上的一大幸事。但这批文物还是没法完全安定下来，它们的逃难记因为战火的不断蔓延还在继续不断上演。
1936年12月，19557箱南迁文物从上海转运至当时的首都南京，安置在隔年1月成立的中央博物院。7个月后，由于上海爆发了淞沪会战，中央博物馆也收到了文物搬迁的指令。
除了因来不及运送的2900箱文物，其余16657箱文物分为三批，陆续开始了在国内各地的“逃难”和“流浪”。
其中第一批80箱先是从南京被运送至长沙、贵阳，最终在1944年运往四川巴县。第二批9369箱则是以走水路的方式，经过长江、汉口、宜昌、重庆，最后放置在了四川乐山。
而第三批7286箱文物则水陆结合，途经陕西宝鸡、成都最后到了峨眉古庙安置，也即如今的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
从文物弯弯绕绕的搬运路线，可以看出抗日战争时期文物保护工作的艰苦。在日军飞机轰炸、土匪骚扰、汽车故障、道路泥泞等诸多挑战面前，文物保护人员还是经受住了考验，几近完美地完成了任务。
但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包括国宝级文物在内的文物资源还是没能得到喘息的机会。战争期间转置到四川各地的文物先是汇集于重庆，后又东归南京，最后拟返回北平。
但随着解放战争胜负已成定局，1948年底，蒋介石开始指挥南迁文物迁台工作。截止1949年2月，国民党分三批完成了共计2972箱文物的迁台安置工作。若不是李宗仁代总统下令阻止故宫文物运出，会有更多文物被带至台湾。
尽管从数量上看，运台文物的箱数仅占南迁箱数不到四分之一，但仍然达到了数十万件之多，而且其中多是精品重器，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如果从质量上看，迁台文物中几乎囊括了南迁文物的大部分精华，其中不乏国宝级文物。
如新石器时代的鸟纹玉饰、清代的翠玉白菜蝈蝈等，都是无上的国宝。
相对于如今的北京故宫博物馆突出于宫殿、器物等体型较大的文物，台北博物馆珍贵的藏品更多是书画文物，数量达到了5424件。这主要是当初文物迁台时的搬迁需要所致。
不得不说，书画在文化上具有着极高的分量。
1949年迁台文物中，就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这几乎是书法界默认的“天下第二行书”，除此之外，还有王羲之的《平安何如奉橘三帖》、苏轼 《寒食帖》、怀素 《自叙帖》以及郭熙 《早春图》的具有极具价值的国宝级书画。
这些都是现今台北博物馆的珍贵藏品。
而除了书画之外，在青铜器、陶瓷、玉器上，台北博物馆都存有不少珍贵文物。
其中，西周时期留存的2382件青铜器成为如今台北博物馆的一大特色，而陶瓷则是量少质佳，名窑必备，集齐了当时国内瓷器的大多数精品，如五代越窑青瓷洗，北宋定窑白瓷婴儿枕等。
在玉器上，台北博物馆就有典藏一万件左右，其中战国的玉螭纹觿以及宋、辽的玉镂空龙纹盘等，都有着无法估计的价值。而在文献上，台湾也留存着不少宋版书籍和重要的清代文献，为印证历史事件留下了完整而珍贵的资料。
不得不说，1949年这一年被运至台湾的2972箱文物中，精品居多，国宝级文物的数量也难以估量。但终有一日，随着台湾的回归，国内文物研究工作也会因台北文物的归来而更进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