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意大利等帝国主义国家肆意瓜分土耳其的国土，操控其经济命脉，干涉其内政外交。

面对遭灾受难的国家、民众，土耳其的苏丹（对国家君主的称谓）哈米德二世不思如何反抗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设法扭转国家、民族日益不利的局面，却对外卖国投降，对内厉行专制统治，导致国内的民族、阶级矛盾异常尖锐，起义不断。

这时，成立于1894年的“青年土耳其党”（即土耳其“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代表国内民族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阶级的利益，积极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1906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在马其顿的萨罗尼加组建了革命领导机构，并于次年主动联合各个派系的革命力量，在法国巴黎召开代表大会，商讨、制定了革命行动方案。

他们初步计划，通过革命的武装军事斗争，逼迫当时的昏聩、反动的苏丹哈米德二世退位，在土耳其建立民主立宪政体。

1908年7月3日，在“青年土耳其党”的组织领导下，青年军官尼亚齐在马其顿的雷士那城率先举行武装起义。接着，另一党人军官恩维尔也率部起义，并迅速与尼亚齐所部汇合。

这样，“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开始了。后随着农民游击队及其他革命队伍的加入，起义声势愈加浩大。苏丹哈米德二世见势不妙，便赶紧在7月23日宣布实行宪政，声称重新选举国会。

当新国会于1908年底选举、组建完成后，占据着大多数席位的“青年土耳其党”人盲目地认为，革命目的已经达到。

“青年土耳其党”人的这种“浅尝辄止”的“革命表现”，让国内外反革命势力抓住了机会。

1909年4月13日，在苏丹哈米德二世的幕后操纵下，反革命势力发动了军事政变，把“青年土耳其党”人赶出了当时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即今伊斯坦布尔）。幸亏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青年土耳其党”人才安全撤离君士坦丁堡，退避到马其顿。稍作喘息后，他们就组织革命军队，重返君士坦丁堡，全力镇压反革命叛乱。

4月24日，“青年土耳其党”人和他的革命军队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推翻了哈米德二世政权，组建了以马赫穆德五世为苏丹的新政府。随之，全面掌控了土耳其政权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郑重宣告：革命结束！

可是，此时的土耳其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之中呢？

这时的土耳其仍遭受着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列强们仍盘踞在土耳其，并继续享有关税协定权、领事裁判权等种种特权；外国垄断资本所控制的“奥斯曼国债务管理局”仍继续操纵着土耳其的经济命脉，成为了土耳其实际上的“国中之国”。

由此可见，“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没有完成抗击、逐出帝国主义的任务，土耳其的被殖民统治的社会性质没有得到改变。也就是说，土耳其的这次革命没能触动帝国主义列强在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利益。这时的土耳其仍旧保留着封建君主苏丹马赫穆德五世，封建剥削一如既往。

所谓的“革命成功”之初，“青年土耳其党”人没有向劳苦大众兑现分配土地、取消封建什一税、劳工立法等诺言。与之相反的是，他们对工农群众采取镇压行动，命令农民游击队交出武器。

1913年，“青年土耳其党”人掌控下的新政府颁布“土地法”，继续推行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如此一来，地租、捐税、什一税仍像过去一样重压在人民身上。

由此可见，“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不仅没有完成推翻封建制度的任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妥协于封建势力。也就是说，土耳其的这次革命没有使土耳其的社会、经济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

这时的土耳其，“青年土耳其党”人立足于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排挤境内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压迫其他民族的人民。他们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极力宣扬“大土耳其主义”，强调土耳其民族的唯一性，竭力否认其他民族的存在。

“青年土耳其党”人取消了一切民族自治权，强迫其他民族放弃本民族的语言，使用土耳其语。他们企图以“语言统一”为手段，强行同化其它民族。同时，为了达到同化非土耳其民族的目的，他们还不遗余力地血腥镇压民主运动。

由此可见，“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没有解决土耳其境内早就存在的、极其严重而又复杂的民族矛盾问题。

“青年土耳其党”人的这次革命，之所以有如此结局，主要是由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所决定的。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下，成了他们的忠实走狗。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既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又受到买办资产阶级的排挤，发展程度不高，力量非常微弱。

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明显地表现在“青年土耳其党”人身上。“青年土耳其党”人本身力量不足，又不敢深入发动人民群众，以努力促进革命运动。

在革命之初，他们为了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曾与人民群众进行过一定程度的结合，但是，他们始终忌惮、畏惧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他们在革命稍有进展时，就想半途而废，把人民群众踢开，甚至反过来镇压工农运动。因此，在土耳其的这次革命中，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没能充分发挥出来，影响到了革命的彻底性。

总之，从“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革命的过程和结果来看，它把君主专制政体变成了君主立宪政体，废止了某些封建反动制度，也制定、落实了部分利国益民的措施，具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革命运动的极不彻底、局限性很大的问题也是昭然若揭、非常突出的。鉴于此，帝国主义列强对其大加赞扬。它们称赞“土耳其党”人组织开展的革命运动“进行得平静”、“安定而且没有流血”。还说，“青年土耳其党”人“维护了秩序”等等。这种论调，恰恰是“土耳其青年党”人革命之软弱、妥协性的反映。

对此，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称赞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温和与慎重，也就是称赞土耳其革命的软弱无力”。它们“一面称赞青年土耳其党人，一面继续推行显然是瓜分土耳其的政策。”